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诗篇90:10
上班几个月，我白天呆在地下室的时间并不多。闲暇时间，我不甘寂寞，常常呼朋引伴，走亲访友。我走进电影院、音乐厅，在动荡起伏、悲欢离合的故事里沉醉，在奇幻瑰丽的影像世界里流连忘返，空灵的歌声、迷人的音符使我心旷神怡，逃离了现实的无奈。
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电视几乎成了晚上和周末闲暇时间必备的消遣节目。
1995年11月4日晚，一个寒冷的夜晚，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看到新闻画面里悲惨的场景，我伤心地流下了热泪。而一年前，声望甚隆的拉宾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90年代，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黄金时代。和央视的《东方时空》平民化的节目风格不同，北京电视台当年开播的《北京特快》节目，以其耳目一新的节目呈现方式，新闻主播鲜明的个人特点，靓丽的外表，短平快的节奏，与众不同的语言风格，对不良社会现象的尖锐批评，一下子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晚饭之后，等待观看《北京特快》，很快成了我们的一个习惯。《北京特快》节目，让我对北京台多了几分好感。
1995年底的一天，同屋的老孙突然对我说：北京电视台在招聘人才，你不是也喜欢电视么？我们一起抽空看看去。老孙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当时的名字还是北京广播学院），对电视有特殊的感情和嗅觉。
北京电视台坐落在魏公村西口，距离中国人民大学不远。1992年国庆节，魏公村西口的新电视大楼投入使用时，高高的电视塔灯火辉煌，煞是神气。我们步行走到电视台的大门口，惊奇地看着门口小巧的汉白玉裸体雕像。茶黑色的大门里，进进出出的职工趾高气扬，旁若无人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只留身后我们的满眼羡慕。
对电视台，我有一点印象。1993年，我还在人大读研，暑假来临前，老牌的牡丹电视机厂招聘学生回乡进行社会调查。在开阔的东区学三楼教室内，牡丹电视机厂的领导向我们介绍回乡社会调查的内容。
会场上，一个年轻帅气的电视台记者扛着摄相机，前后奔波，旁边的助手举着灯，一路紧跟。在场的老人大人说，这是我们哲学系的师兄。很多年后，扛摄像机的帅气记者早已升为台领导。当电视开始走下坡路时，他果断辞职，摇身一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老总。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请了假，和老孙一起来到了皇苑大酒店，在电视台报名点登记材料。接待登记的，是一个外表很像凤凰节目主持人阮次山的光头男子，不苟言笑，眼里总是冷冷的目光。
1994年4月1日，央视舆论监督节目《焦点访谈》开播，并很快火遍全国。为追赶潮流，各地领导也半真半假地支持当地电视台办起了舆论监督节目。北京电视台的舆论监督节目叫《今日话题》，基本模仿央视《焦点访谈》的节目形式，我应聘的就是这个栏目。
很多人有备而来，在报名现场留下了自己的电视作品录像带。看着别人踌躇满志，志在必得，而我却有点自惭形秽。我没有媒体从业经历，更没进过电视台的大门，我拥有的，只有一颗激情澎湃的心。
几天后，在宽大的会议室，我和其他一百多人如约参加了考试。我恍惚还记得考试内容，是对一则新闻事件的述评。我早早地答完试卷，看着别人还在奋笔疾书，我不好意思的等了又等，才交卷走人。
没有扎实的预备，没有艰苦的职场历练，结果可想而知。和预料中的一样，应聘无果而终，我成了孙山同学的伙伴。
多年之后，我遇到我应聘栏目的记者，才知道当年为何那么多人参与应聘。那时一期十几分钟节目的收入是一万五千元，而1995年一般公务员的月收入只有五百多元，和机关干部有近三十倍的巨大收入差距。
90年代末，一等奖新闻节目的奖金可以达到十万元，而国家机关、大学老师的年工资收入不过一万元上下。一时间，电视台吸引了大批高校教师、部委机关公务员前往，编导、记者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香饽饽。几年下来，这些人积蓄丰厚，早早地成了买房、购车一族。
几年后我成了电视台的一名员工后，我才发现，除了通过大学毕业分配、工作调动，成为单位正式员工外，电视台还有数量庞大的“新闻民工”。他们没有名分，长期在一线艰苦奋战，无名无分，被制片人斥来喝去，没有尊严，有的很长时间甚至没有任何收入。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央视《开心辞典》工作半年多，除了报销过有限的出租车票，直到最后离开，也没有收到任何劳务报酬，而栏目制片人却三天两头请人吃饭，花钱大手大脚，毫不在乎。
当然，也有数量不菲的兼职记者、编导，他们游离于原单位和电视台，两头通吃，混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
有段时间，电视媒体频频揭露企业拖欠工资、政府违约，记者、编导眼见自己被恶意欠薪、违法用工，却常常选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监督他人时理直气壮，临到自己时却装聋作哑，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媒体人的悲哀和分裂，可见一斑。
我的朋友虽然半年多没有任何收入，却也没有受到制片人什么恶待。比起我知道的另外一个栏目编导，我的朋友还算幸运。这个编导在一个屡获全国大奖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手下干活，习惯于晚上干活的制片人常常半夜召集他们开会。
她经常做噩梦，梦见制片人又半夜打电话召集开会，她被半夜吓醒，惊出了一身冷汗。她苦不堪言，无法忍受，最后只好辞职走人。
无名无分的“新闻民工”是媒体人的耻辱，使号称“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蒙羞。然而，曾经很长时间，“新闻民工”却成了媒体名正言顺的存在。直到新的《劳动法》出台，各媒体才将“新民民工”派遣到了劳务公司，“新闻民工”才有了一个所谓的名分。
90年代，媒体人还顶着“无冕之王”的美誉，媒体似乎还担当为民请命的重任。1995年，我虽然没有进入电视台，但我对它依然充满好感。
1996年元旦，伴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北京电视台《新年时钟驿站》节目将人带到美轮美奂的奇妙世界。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时尚靓丽的主持人陈晓楠、姜华带着我们穿越纯净的冰雪世界，畅游北欧的森林木屋，与欢快的太平洋岛民载歌载舞，在加勒比蓝天碧海中流连忘返，体验令人心驰神往的异国风情。
在无声的黑夜里，我与过去悄然告别。在沉沉梦乡中，我焦虑又兴奋地迎来了新的一年。
北京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尽在《我在北京的那些年》系列，欢迎关注。
作者简介：老蒋，笔名迦南，人大哲学硕士，现居北京。在媒体工作多年，追求真理，喜爱历史、文化，热衷自由写作。
文章目录：
研究生时代：我不知道风在往哪一个方向吹——《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三）
你是否还记得 当年中国的“首富村”大邱庄？——《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五）
铁狮子坟的“地下室”：我的寄居之地 ——《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