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0日，由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举办的“第四届柏格理精神研讨会”暨第二届“柏格理园丁奖”颁奖仪式在北京顺利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宣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我在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要点如下：
一， 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不顺利？
两个原因：一是政策；二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大多数人很难接受超验的宗教。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两大特点：在古代是常识理性，在现代是唯物论。
所谓常识理性，就是认为常识和人之常情是一切真理产生的源头，具有不可质疑的、天然的正当性。这就拒绝了超常识——超验思维，也即拒绝了外力拯救性宗教。同时，因为不质疑常识的合理性，也就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所以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其实只是技术发明，而没有上升到科学理论的层面，科学理论一定具有高度抽象的公理、定理、方程等表现形式。
唯物论被教科书明确认定为真理，唯心论、宗教都被认定为反动的，至少是过时的思想传统。
所以，如何破解常识理性，并让中国人从唯物论的迷雾中走出来，理解、接受超验思维是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二， 当代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适当路径是什么？
晚清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就分为李提摩太等人的上行模式（向高层政治人物和士大夫传播）和戴德生等人的下行模式（向基层民众传播）。传教士也兴办了很多学校和医院等机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改造身心。
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一方面，执政者坚决信仰唯物主义，不可能信仰任何宗教；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广大农村基本上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居留地；因此，上行模式和下行模式可能都走不通，我倡议走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要传教对象，其中尤其应该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传教对象。因为，这些人的影响力大，如果他们的思想改变了，就能逐渐改变世风。当然，我不是说要抛弃下行路线，有条件的话，当然可以推进。
因为学校教育基本上由官方承办，民间空间极小，所以晚清、民国时期创办教会学校的路径已经走不通。基督教的教育和传播只能面向社会，可以与正在兴起的各种书院、读书会、学会、协会、商会等机构广泛合作，也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
三， 需要说清的理论和事实问题
1， 基督教与近现代西方政制的关系。基督教孕育了现代政制，还是现代政制是基督教的对立面，按中国的说法，是“阴在阳之内”，还是“阴在阳之对”？一些知识分子知道现代宪制源于基督教，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而且认为基督教是反动的。
2， 基督教与当代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的关系。蔡元培当年认为，宗教改革后，西方人进教堂，只是出于旧时的习惯，而非真的信仰。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要说明真相，需要西方人现身说法，也需要社会学调查。
3，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其中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基督教会、基督教徒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言行及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的真相。也即是要说清楚基督教与列强枪炮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4， 基督教与中国未来的关系。实质是基督教与中国未来政制的关系。如果中国基督徒只关注天上之国，未必能满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因为当代中国人的困惑不仅在单纯的个人信仰层面，更在公共秩序层面。
5， 基督教与中国思想传统，尤其是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这涉及到基督教是否能深入中国，并得到中国人认可、信仰的问题。梳理、分析、阐发这二者如何才能良性融合，是当代思想家的使命之一。这方面的思考可参考晚清西方传教士如丁韪良、李提摩太的传记和论著，也可参考中国本土传教士如王明道等人的论著，这两类人对这个问题都进行过深入思考。
四， 中国基督徒的心态问题
1， 要谦卑，不要高高在上，给人感觉真理在握，不容质疑。要光风霁月，不要当头棒喝；要从容以对，不宜过于悲情。
2， 基督徒内部要相互理解、包容，不宜有过于浓烈的判教心理。
播种有时，收割有时。种子要能发芽，要能扎根，无论如何必须考虑到土壤、水分、阳光等客观条件，这是我以上发言的出发点。说得未必对，请大家指正！（本提纲略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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