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多数人的黄金时代。虽然所谓童年，不过常常跟某个小地方有关，一座山，一条河，或者，一个花园。
比如鲁迅的百草园。菜畦，井栏。皂荚，桑椹。鸣蝉，黄蜂，叫天子。油蛉，蟋蟀，蜈蚣，斑蝥。何首乌，木莲，覆盆子。仅仅罗列名词，已经像是写诗。
不过，小时候第一次看这个，其实很不耐烦。因为不明白何以专要写这些平常东西。然而三十年后到了和他一样的年纪，再看时，竟不得不先合上书本，平静一下。无非因为知道，那个失落的园子，是断然回不去了。时光已将少年变成大叔，玩任天堂的孩子现在已有天命，无法钻个水管便回到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也是电影的名字，演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我只读过她最后和最好的作品，《呼兰河传》。这篇小说体散文，写她老家，黑龙江呼兰县。没有主人公，只有三个明显的地点串联全书。
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她童年的花园。写书的那年她三十岁，还有一年就要死了。在极南极暖的香港，她回忆极北极冷的故乡。生命将了之时，她忆起的，不是相爱相杀的萧军，不是捧她毁她的文坛，而是那个花园。她这样写：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或许因为，相比爱情和事业，对她而言，童年的乐园是更确定地失去了，所以回忆起来才更加甜美。这种中年人才开始有的悲欣交集，仿佛在不断提醒和暗示，一切美好回忆，都来自人类对起初那个乐园的怀念。那是所有记忆的源头，是一切时代的开端。
这种集体记忆，往往在感觉最敏锐的文学家那里，能得到最细致详尽的刻画。被逐出乐园、流浪于大地的人类，虽然偶尔也会逞强地说“我们要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但他灵魂深处忘不了的，始终是那回不去的故乡。于是对乐园的回望，成了所有伟大作品的基调与共识，那些带着能力的文字，都是《失乐园》的外传。即便在不懂圣经的文学家那里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一样失去过乐园，得到过日光。
就连所谓“四大名著”，也都有“乐园”要素。水浒的中心是梁山，三国的起点是桃园。西游记更加明显：相比去西方极乐世界，猴子可能更想回花果山。至于红楼梦，干脆就是一场“大观园”里的游园惊梦。
红楼梦有着显然的三层架构。“大观园”里各种美好，怡红快绿，泻玉沁芳。而园子外的“贾府”就让人皱眉，尽是些国贼禄蠹，死鱼眼睛。至于贾府之外的真实世界，则是地狱一般的混沌黑暗，人人英莲，个个冯渊。
这个三层架构，恐怕也被萧红有意无意地借用了。她童年的“花园”，各种美好。园外的“院子”，非常现实。家道中落后，家人不得不把空闲的房屋租给各色人等，有养猪的，有拉磨的，还有漏粉条的。
而在大杂院外，萧红则花了很大篇幅，特特写了一个大坑：
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粘又黑，比粥锅糊，比浆糊还粘。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粘住的。
她接着描述这泥坑如何陷死无数猪狗鸡鸭甚至驴马，却从来没有人想个办法来把这个大坑给填上。我曾想，那时虽然没有热心基建的官府，但民间出力把坑填上，应该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因此我只能假设，这是萧红以她天才的技法，有意无意写出的一个亦真亦幻的，无底坑。
据说，制造文学天才的方式并不复杂，无非便是：给她孤独，给她爱；给她痛苦，给她书。萧红就样样都有。当然，在孤独与痛苦中既没有爱也没有书就沉默地死去的是大多数。然而若是天才，她就一定不甘于这样死去，而是要在死之前呼喊出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萧红有没有读过圣经，就像不知道曹雪芹读没读过一样，但《呼兰河传》的架构，的确有乐园（花园），有人间（庭院），有地狱（泥坑）。
但我并不能因此说《呼兰河传》就是满洲版的《神曲》，如同不能说《红楼梦》是大清版的《失乐园》。因为你在里边看得到罪恶和地狱，却看不到救赎和天堂。
萧红的人生正如她的小说，从小花园到大杂院，从大杂院到无底坑，一路向下，不能自拔。她的一生就像路加福音中那个浪子的前半生。她反抗家庭，跑去哈尔滨和北平读书，却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委身于并不相爱的男子。怀上那人的孩子后她被抛弃，困顿之中挺着肚子与一面之缘的萧军结合。后来她与萧军一同在左翼文坛闪亮登场，却又得不断忍受出名后的萧军那些不断的出轨。伤痛之下避走东京，却不能停止想念。后来还是回来，但她又不愿和他一起投奔延安，于是第二次怀着这人的孩子嫁给那人。跟着丈夫跑去香港的她，在日军大兵压境之下又身染重疾，临死前孤独凄凉，名义上的丈夫端木蕻良也不在身旁。
萧红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反抗，就像陷入泥坑中的烈马。相比而言，她所反抗的那个家庭中的女性——比如她的祖母——虽然因循守旧，貌似反倒比她过的好些。但她们既然自以为义，所以也就不得不沿着貌似不同的路径，走向那同一个泥坑。
如果说萧红像路加福音中的那个小儿子，那么祖母们就像大儿子。因为反道德与守道德都不能让你得拯救，反传统与守传统都不能带你去天堂。就像梁山或者招安都不能让人得救。桃园或者天下都不能让人得救。花果山或者雷音寺都不能让人得救。大观园或者狱神庙都不能让人得救。鹤顶红还是一丈红？这无非是两种不同的死法。所以萧红左右为难。
正如在诡辩的理性中，飞箭不动，在堕落曲线的某些节点上，时光的碎屑竟也可以看为静好。1936年7月18日，听闻恩师鲁迅去世，身在东京，身心崩溃的萧红写给萧军的信中有这样一段：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尔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这是自己的手，尔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过去的黄金时代确定已经过去，未来的黄金时代显然还未到来，所以她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只好慌张地紧紧抓住桌布、藤椅和自己的手，然后言不由衷地称这笼中的洪水前夜，是她的黄金时代。
今天的人，或许渐渐也开始能体会萧红的感受。因为这同样是个极度丰富又极度贫瘠、极度充满又极度空虚、极度自由又极度捆绑、极度安稳又极度危险的时代。你可以称这是如（不知）谁所愿的黄金时代，更可以说这是揭开封印之前的片刻静默。
萧红去不了满洲，去不得东京，去不成延安，最后在名为“红空（Hong Kong）”的地方，黯然结束了她红色而空虚的一生。
失去的乐园无法人为重建，正如陷入泥坑之人无法自我救赎。若已经被罪恶囿于人间，那么无论东行西顾，北归南渡，结局都不会有太大不同。黄金时代既然不能借时光穿越而得，我们就只能抬头仰望，信靠那位天地穿越者，逆转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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