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儒、清儒重经典，汉唐功在传经，清功在释经。宋明儒则重圣贤胜于经典，重义理更胜于考据训诂。
宋明理学的开山之人乃周敦颐，他的思想是以《易》学为根据。“太极”最初见于《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无极”出自《道德经》。
周敦颐认为 “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也。”这种观点和先秦时期基本相同，二者并没有先后，没有谁先生谁之说。但不同于先秦的是周敦颐认为二者虽同一，但却角度不同。这个思想为后来朱熹的宇宙论提供了轮廓，即“无极”和“太极”属于二名一体。
先秦时期，尤其以孔子为主的儒家思想主要关心的是人生观，而非宇宙观，但经过佛教的洗礼，人生观再也不可能只停留在此世界。不论韩愈做多大的努力摆脱佛教的影响都无济于事，后来者需要给儒家思想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但又不是彼岸世界。“无极”和“太极”算是为后来儒者指明了方向，一个不同于从前儒家只有现实世界，但又不同于佛教彼岸世界的“理念世界”出现了。“无极”为本体，“太极”为现象。
宇宙观必影响人生观，周敦颐认为“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宇宙既然是“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人生故如此方能与天地合一。周敦颐不再使用道家的“无为”，佛教的“无心”，而是称之为“无欲”。他说：“无欲之谓静”，这里讲“静”就犹如宇宙必有“动”，动静本一体，不存在孰先孰后。人生和天地贯通，“无欲”就是人生的本体。
“无欲”为孟子的恻隐之心提供了形而上的解释，“欲”自私也，“无欲”说明人在自然状态下不自私，正如宇宙的本体乃是“无极”一样。所以，周敦颐提倡人们要“率性而活，率性而行”，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颜回，但这种新儒家的人生观很明显打上了道家和佛教的烙印。尽管如此，佛教的最终目的是引人成佛，新儒家思想的最终目的则是引人成圣。
北宋除周敦颐谈论天地人生外，还有邵雍、张载和二程。邵雍也是从《易经》里面发展出一套宇宙论。他在《皇极经世.观内篇》中写道：“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
“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于是就有“太阳、太阴、少阳和少阴，它们对应的是乾、兑、离和震。“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则是“太柔、太刚、少柔和少刚”，它们对应的是“坤、艮、坎和巽。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邵雍认为“两仪”就是“动静”，“四象”是“阳、阴、刚、柔”，“动”生“阴阳”，“静”生“刚柔”。
邵雍想通过演算得出天地万物一个固定的公式来指导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但他太偏宇宙论，故人生论不及周敦颐、张载和二程。
张载也是从《易》里面发展出自己的宇宙论，不过他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气”原本是指物质的状态，张载用来表达构成事物的物质性质料。他认为宇宙和人都来自同一“气”，这是对先秦儒思想的扩展，即将人类之心扩展到宇宙之心。孔子讲“仁”；孟子讲“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这都是人之常情，但宋儒们就是喜欢讲“万物一体”。所以，张载才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正是这种对待天地犹如对待人之心，新儒家的人生观和佛教、道教区分开了。所谓圣人就是要对天地万事有充分的理解，它不像佛教顿悟就可以，也不像道教通过养生只求长留人世界。
“北宋五子”之间关系密切，程颢和程颐是周敦颐的学生，二程和张载还有亲属关系，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他们居住的地方距离邵雍也不远，所以经常相聚。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大致都是从宇宙论来谈人生论，或者说从外面探索人生，但程颢则直指内心。所以，他更看重《论语》和《孟子》，而非《易经》和《中庸》。
程颢言：“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就身而言，我与人别，我与物别，但就仁而言，天地万物无不在仁体之中。孟子讲“恻隐之心”也在传递人与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只不过程颢将这种联系形而上。天地有“仁”，而“不仁”不仅是人的不仁，而且人身体上的麻痹也可以称之为“不仁”。
程颢还发展了儒家的“圣人观”,见孺子落井自然会抢救，抢救不及难免悲伤，但圣人的感情会趋于平静。换一种说法，圣人当然有感情，但他们不会陷入到感情的网罗当中。正如颜回“不迁怒”，不是说颜回不会发怒，而是“不迁”。
程颢认为知道“万物为仁”，就要“真诚用心去做”。他认为“心就是理”，至于心如何能明理呢？他的观点是“敬”，写字之时便一心在写字上，这就是“敬”，而非要写得好，那是欲。这样的人生自然就会乐在其中，即“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英豪。”
程颐认为“敬只是涵养一事，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敬只是做事的态度，义则是做人的态度。宋明理学在“二程”这里开始分开，哥哥程颢后由陆象山和王阳明完成，即“陆王心学”。弟弟程颐的后继集大成者就是朱子，即我们非常熟悉的“程朱理学”。
张载用“气”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和消灭，但无法解释万物为何分门别类。程颐以“理”补“气”，他认为宇宙不仅是“气”聚而生，而且还有各自的“理”，“理”是宇宙万物成为各自的原因。在此，新儒家终于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佛教的彼岸世界，即“理”的世界。程颐说：“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
“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这就是“性即理”的来源，后来程朱学派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最著名的莫过于“天理”和“人欲”。在“理”前加一个“天”是为了不让客观世界落入到佛教中的“无明而生”。就这一点，宋明理学两派都没有分歧，王阳明称“良知就是天理”。
程颐认为“理”的对面就是“欲”，“不是天理，便是人欲”。他说：“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几曾由孝弟来？”。程颐区分了公私，并且认为无人欲就是天理，而“仁义礼智”是公，故属于“天理”，即“性即理”，但孝弟属私。
程颐认为“理”在外，人心的可贵之处在于能格物穷理，但“心非理”，人心犹如镜子可以照见“理”，可以认识“理”，可以把“理”用到自己的身上。故程颐和他哥哥不同，“涵养虽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但有一点却可以相同，后世儒学都十分注重“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