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篇论及石门坎足球，谈论贵州足球传承和精神的论文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样写到：“我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中，就拥有着来自石门坎的球员”。
类似这样的话，在不同的文章中都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传颂着，只是内容上稍微有些差别。有的人说新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里有石门坎人，有人说1957年的国家足球队里有石门坎人，有人说有两个人入选了新中国初期的国家足球队……
一言以蔽之：石门坎人曾经入选过国家足球队。
还有另外一种流行的说法：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参与的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员中，有石门坎人。童书作家杨娟的《青春恰自来》小说“那个石门坎男人”去到广州读书，随后参加了柏林奥运会的故事背景，灵感应该就是由此而来。
关于石门坎足球，是伴随着民国时期石门坎这一块地方显露在国家之下而渐渐为人所知的。1936年杨森率队到达石门坎后，杨的足球队与石门坎的足球队来了一场友谊比赛（也有说三场比赛），反而落了下风。自此，石门坎足球的厉害，便在苗族、川滇黔边传开，直到今天。
一、四川驻军二十军足球队
杨森的足球队什么水平呢？
民国大部分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常年蝉联该地区榜首的足球队的私立华西协和大学足球队。杨森作为四川的军阀之一，又是一个酷爱足球的人，所以在他的军队里，就有着一支自己的足球队。除了足球队，还有篮球队、排球队等。
其实，杨森的“二十军足球队”，是国民党军队唯一完整的足球队，可在“军中称大王”。但在民国整个的足球体育运动中，尤其相比于上海、香港、广州、北京等地足球队，西南的足球队则相差一个级别。“二十军足球队”属于一直业余足球队，整体战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相当于上海足球联赛中的乙级水平。
我们看看这支军队足球队1932年的战绩吧！
1932年8-9月，四川驻军二十军足球队访问上海足球队，与上海的多支足球队曾有过比赛。
8月26日，与上海元老，3:1胜。
9月3号，与青华，1:1平。
9月5日，与知行，1:1平。
9月7日，与华东公司，0:1负。
9月9日，与岭南，0:6负。
9月12日，与蜀英，1:1平。
9月14日，与市一队，0:4负。
以上的上海足球队，大多是本地的乙级队伍。若遇上甲级的队伍，二十军足球队则不能赢。
二十军也曾征战于汉口、南京，取得1胜2和1负的战绩。
不过，在中国西南地区，杨森的二十军足球队，也算得上一支“劲旅”了。
以上内容详见于袁伟民主编《中国足球大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
（1932年：二十军足球队队员，《商报画刊》）
（1932：白衣为二十军足球队，黑衣为裁判会足球队，《文华》）
二、中国足球队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
出征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员，在2月份时就已经开始初选，4月复选，最终确定了22人的名单。此22人，分别来自香港、上海两地的足球队，另有两位分别是马来西亚、印尼华侨。（参见赵宇：《巅峰写写照——从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看近代巅峰时期的中国足球》，载《近代中国》2020I年第2期，全文亦可见于社科文献出版社“鸣沙”微信公众号）
我们都清楚，1936年杨森才到石门坎，并且带走了两名石门坎足球队的顶尖球员。最有可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就是这两位了。
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算1936年1月杨森到石门坎并带走了他们，他们也来不及参与国家足球队的选拔。况且，杨森到达石门坎的的时间，估计大约已经是春末夏初左右了（有人写1935年杨森到石门坎，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赵宇一文已经说，1936年为征战柏林，国家足球队是根据1935年“全运会及最近比赛”各参赛队球员的表现来选拔的。
当然还有很多可以成立的“证据”，都能证明这两位被杨森带走的石门坎足球队球员不可能随中国国家足球队参加了柏林奥运会，这里不再例举。
那么，这两位被杨森带走的石门坎足球队队员，石门坎阿卯人，他们是谁呢？
杨忠信先生给出了答案。
在其文章《石门坎的百年辉煌与沧桑》中记载：1936年贵州省主席杨森率部队来石门坎，他的篮球、足球队与光华小学各赛一场，光华小学把他的足球队打败了，他感慨道：“我的足球队所到之处，几乎无对手，谁知这里还有对手。”并把两个足球尖子杨性成、朱文光带走了。（参见东旻、朱群慧主编《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这两位石门坎苗族人，随杨森走后，命运怎样呢？
在2017年，一篇杨忠信先生所写的文章里，提到了两人的点滴。
杨忠信《探析石门坎文化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主要辩驳了柏格理“一张牛皮地”、石门坎学校升英国旗，不升中国旗、国外邮件只要写中国石门坎就可收到、石门坎建立了威宁第一所中学、石门坎曾经是中国西南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石门坎中小学生或农民都能用英语流利对话、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1959年国家足球队中有7名石门坎人、石门坎学生成绩优良的资送中学、大学，或送出国留学的八个历史知识性错误。（参见于《毕节民族研究（四）》，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年，163-166页。另外，“西部苗族”微信公众号曾经刊载过该文）
杨先生谈到了1936年不可能有石门坎队员参加柏林奥运会，他说，杨性成、朱文光两人跟随杨森走后，“朱文光到部队不久因结核病死了”，“杨性成很长时间都在国民党部队里但没有听说他参加国际比赛”。杨的话我认为是可信的。
由此我们可得知两位石门坎学子跟随杨森走后的片段痕迹，可知石门坎队员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一件传颂至今的“神话”，没有根据。
其实，当你看到许多人论及这段“神话”时，他们都没有给出相应的依据来源，没有摆上自己所看见的证据，只是人云亦云，自己也跟着写下来。历史叙事往往夹杂了许多真真假假，我们唯有拨开云雾，才能得见真相。有时自己又成为了另一个“神话”的创造者或传播者，这是我们自己所要深思的。只有不断与人交流，阅读更多资料，才能靠近历史本身的真相。
杨忠信先生也说了，“1959年国家足球队中有7名石门坎人”，这一说法也不是事实。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开始，就没有石门坎人在其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石门坎队员确实在地区的足球比赛中大放异彩，1959年贵州省足球运动会中，毕节地区的足球队主力大多为石门坎中小学毕业生，并且比赛输给了贵阳队，拿到省运动会亚军。杨忠信先生写到，1959年，有一苗族张义勇被选入省足球队，随队参加全国一届运动会。改革开放后石门坎足球也在当地的表现中显得很突出。
以上内容，在威宁县的民族志、县志、省的民族志等都有论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政府官网上的“历史沿革”栏目中刊载一篇由李文渊所写的《威宁足球史话》一文，也详细介绍了石门坎足球在新中国后的成就，但都没有任何有关石门坎队员入国家足球队的描写。可见，石门坎人曾经入过国家足球队这一信息，也是讹误的。
其实，我们还应该想想，关于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中国国家足球队有石门坎球员、新中国后石门坎人曾入选国家足球队阵容这两则“石门坎叙事”，究竟是怎么产生、演变到如今的？我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四、细节中得见功夫
这是一篇读书笔记。读的是杨忠信老人的《探析石门坎文化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杨老先生例举的八个有关石门坎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错误提法，简洁明了的让我看到了许多历史的细节。在细节中，往往很难把握得住，有时需要阅读许多资料，才能清楚明白一个小问题。历史的细节如何写，首先就得掌握扎实的资料，才能展开对某人、某地、某物详细繁琐的细致描写。余在写Samuel Pollard中文名流变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中文名的多样，但是长时间里，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来讲述清楚。后来经过一两年时间，在自己广泛记录、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许多资料上都对Samuel Pollard中文名有不同的记载，觉得可以理清了，于是才有了那一篇小文。当然，不足之处还有许多，还需“千锤百炼”。不过，在写作过程中，收获很多，这是对于自己最好的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