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大师与大楼”的言论突然走红，如果不是《无问西东》的热映，梅贻琦这位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自由知识分子，恐怕更多的只是存在于某些小群体的历史记忆之中。
梅贻琦在大陆执掌清华十七年，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校长又七年，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梅校长是主内弟兄，清华庚子赔款首批留学生，他和张伯苓校长的弟弟张彭春一样，同在美国留学期间受洗成为基督徒。梅的南开授业导师张伯苓也是基督徒。
梅校长最辉煌的岁月，是与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联合主持“西南联大”的那九年。
在炮火和警报中孕育和生存的“西南联大” ，秉承“民主传统，宽容精神”，聚拢了一批留学欧美、融汇中西的知识分子。梅、蒋、张三人践行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和教授治校，在西南联大形成一个现代中国难得的“自由知识分子群落”，培养了两位诺奖得主，171位院士，一批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尽管它的毕业生只有两千多人。
1949年之后，政权更迭，两岸分离，这群原本站在国共两党中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这个“自由”群落迅速走向分化和衰落。1957年后，这个群落中的许多人被打成了“右派”。
其实，政治道路的选择在国共内战后期就开始了。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回忆1947年九月跨海去台大做助教时，“整个中国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旋涡中，连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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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1日，是梅贻琦离开北平、离开清华的日子。再过几天，就是梅贻琦六十岁的生日，清华同仁原定为他进献一幅油画庆贺。
梅乘坐的飞机，是国民党派来抢救学人的专机，机上挤满了对未来和前途忧心忡忡的自由知识分子们。
他们既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专制，但对俄式共产主义和新政权也同样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长春围城的惨烈让他们深感恐惧。
北平正值隆冬，解放军兵临城下，占领了北平机场和南苑机场，小道消息满天飞，人心惶惶。
国民党在北平的东单操场临时搭建了一个机场。梅贻琦的老朋友，北大校长胡适已经于12月15日从这里匆匆飞往南京了。三个月后，胡适在台湾发表《中国文化的自由传统》演讲，依然慷慨激昂。
而梅贻琦，虽然一贯沉默寡言，但他的离别却是决绝和深思熟虑的。
1948年12月上旬，清华在梅家召开校务会议例会。清华文学院的院长冯友兰说起当日的争论，“梅贻琦说 ‘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
冯友兰留下了。西南联大时为“学术自由”奋笔疾书，文革时期却沦落为替江青集团鼓与呼。
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是老清华的的“三驾马车”，体现追求民主自由的梅贻琦等人，“学术独立、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这就是他不愿向现实低头的“牛性”。
即使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梅贻琦在西南联大依然秉承这些理念。因此，闻一多、吴晗、潘光旦、雷海宗等联大知识分子才会那么“牛”，敢于批评和抵制国民党对学校的思想控制。
当然，留美归来的梅贻琦对闻、吴二人激进的思想并不认同。早在1945年，梅贻琦的日记就剖明了心迹，“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
尽管前途未卜，身为清华校长，梅贻琦并未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在离开之前就做了一些安排，把清华的重要账册和文件交到北平城内的一个保管小组管理。
12月14日，梅贻琦上午进城开会，下午又返回清华，交给秘书一包股票、契纸和金元、金条，又安排发放教职工十二月的薪水。之后梅给北大的汤用彤等人写信，商量能否让清华学生去北大寄读。
清华中文系的代主任浦江清领到了12月份的薪水金圆券近千元，可惜物价飞涨，没几天发放的金圆劵就花完了。所以，浦江清很羡慕城内沙滩仍在上课的北大，因为北大的人得到透支三个月的薪水以应变。
12月14日下午，交待完该交待的事，梅贻琦返回北平城内，从此没有再回清华园。尽管已经投奔解放区的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晗，早就发来函电，挽留梅贻琦。
梅贻琦住在城里北京饭店，等待离开北平。胡适乘专机离开的那天，场面很混乱，有人劝梅贻琦也赶紧挤上去，梅却很淡定，说不是接他的飞机，他不预备去。
12月21日，接梅贻琦等人的飞机终于来了。同行的清华学人张起钧回忆当年往事，对梅的宠辱不惊、临危不乱，深表赞叹。
“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这就如同当年在西南联大，日军飞机轰炸，人群惊惶，周围乱哄哄的。在学生何兆武的记忆里，梅贻琦，总是拿着张伯伦式弯把雨伞，跑警报的时候，“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飞机降落南京的晚上，梅贻琦接受记者采访，“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设联大或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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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巴黎，从巴黎到伦敦，从伦敦到纽约……六十岁的梅贻琦并没有跟随国民党马上去台湾，他一路颠沛流离，重做海外游子，飘泊了六年。
1949年底，飞抵南京之后，梅贻琦与胡适等人成立了“平津各院校迁移委员会”。而留在清华园内教授们，如浦江清等人，对此颇不以为然。
浦江清在日记中讥评，“学校既不能迁，同人学生几全体在此，只有几位校长及少数教授得到便利飞出去，还筹备什么南迁？”
当时的梅贻琦还踌躇满志，计划在福建另建一所清华大学。然而他未曾料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江山彻底易人了。
站在人生的拐角处，何去何从，梅贻琦并没有仓促决定。
梅曾对人说，“我受的是科学训练，教的也是科学，有时候处理事情拘谨一点，慢一点，也许就因为我的科学观念叫我不肯随便。”。
梅贻琦的“慢”和“不肯随便”，不仅仅是个性和观念使然，而是他深知自己身上担负的重担。梅负责保管着清华庚子赔款的基金，政局动荡的年代，很多人都打上了这笔巨额基金的主意。
“清华基金”，当年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决定交给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管理。董事会由中美两国人士组成，如果要动用这笔基金的款项，就必须征得大多数的董事同意。
西南联大期间，清华比另外两所学校略阔气一些，也是因为这笔清华基金。联大研究经费匮乏，梅贻琦等人同意用清华基金的利息补贴研究经费，为此要召开清华评议会、校务会议讨论通过。
1949年6月，梅贻琦从广州飞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文组织的科学会议，随后又暂居伦敦。
在伦敦，继续有些热血的清华学生力劝梅贻琦回大陆，梅贻琦不为所动。
1949年12月，梅贻琦飞到纽约定居，担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翌年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
华美协进社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的驻美机构。梅贻琦说服其他董事，动用清华基金的利息，资助在美国华人学者的学业和研究，赠送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书刊，组织《清华学报》（人文社科版）复刊。
复刊的《清华学报》主张以“国际化的眼光”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汇聚了一批在美国的优秀人文社科学者。
梅贻琦虽是理工生，但一贯主张“通识教育”与“专识教育”并重，他想借《清华学报》广揽人文社科人才，办高质量的综合大学。可惜，他的计划在筹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时并没有落实，成为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打上清华基金主意的那些人，频繁派人去纽约游说梅贻琦，要求将清华基金调拔到台湾使用，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虽然梅贻琦赞同这笔钱用于广泛的教育文化事业，而不是仅仅资助在美的华人学者。但是审慎的他更担心，钱一旦回台湾，会被用来盖大楼或做宣传。
梅贻琦对当时台湾的外交部长叶公超解释说，“我想弄一个长期的科学计划出来，不过清华的钱太少，任何长期的科学计划都不够。这一点我还没想出办法来”。
1955年，梅贻琦终于找到了可以动用清华基金的“长期科学计划”，飞到台湾，筹建原子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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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就在梅贻琦落脚台湾的前一年，他的爱子梅祖彦，美国沃兴顿公司的技术员，受到爱国同学的鼓舞，决定返回大陆建设新中国。
父子不同的政治选择，让他们这一分别，就成为永别。
梅祖彦一直是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他的青春年华，遭遇国破山河碎的抗日战争。他本来和梅家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在父亲主持的西南联大读书。
日军的暴行，长年的空袭，流离失所的百姓……这些大大激发了西南联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很多人弃学从军，譬如电影《无问西东》里的沈光耀。梅祖彦义无反顾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去了空军基地做翻译。
梅祖彦的视力不是太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没有像沈光耀那样成为众人瞩目的空军飞行英雄。梅祖彦的叔叔梅贻宝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有一次跑警报，梅祖彦连眼镜带盒都给丢了，家里经济困顿，梅贻琦没钱再给祖彦一副眼镜，而祖彦没眼镜没办法读书，因此很不开心。
梅贻琦对联大学生从军的态度冷静而理性，他理解学生的爱国热忱，但反对高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弃学入伍。他以为，从国家长远的前途来看，教育才能培养术有专攻的人才，奠定国家未来兴旺的基础。
1946年9月，梅祖彦重返校园，去了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机械系插班读书。这所学校是梅贻琦的母校。
1910—1914年，梅贻琦在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也在这里接受基督信仰，当时是很敬虔的基督徒。
所以，1914年回国后，梅贻琦先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了一年，带过圣经查经班，也在此邂逅了他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人，他的妻子韩咏华女士。
不知道是否因为信仰的缘故，梅贻琦一直是那种“使人和睦”的人，即使他不赞成的事儿，他也不会动用自己的身份和权威强迫他人。
临别之时，梅贻琦对爱子梅祖彦说，“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梅祖彦返回大陆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任教，成为国内水利机械方面的专家。
而同样留在大陆的胡适小儿子胡思杜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48年年底，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胡思杜拒绝和胡适一起离开北平。
新中国成立，胡思杜被送往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称胡适为“人民的公敌”，要和父亲胡适划清界限，脱离父子关系。
鼓动儿子批判父亲，这种人伦惨剧在那个荒谬的年代并不希奇。这样悖离人之亲情的行为最后落在了诅咒之中。
1957年9月，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的胡思杜，被定为右派批判，胡思杜自杀身亡，让人唏嘘不已。
而梅家的亲情，似乎并没有因为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而完全撕裂。梅祖彦从美国回大陆，和父亲梅贻琦再没有直接通信，但是却藉着留在美国的韩咏华传递讯息，梅祖彦说，梅贻琦一直担心他能否适应新环境。
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1949年随女儿到美国，与梅贻琦在纽约团聚后，夫妻二人租住在一所普通公寓，之后又搬到更差的地方居住。
梅贻琦虽然手握清华基金的重金，但给自己定的工资很低，为了维持生活，韩咏华多处打工，做过工厂女工，医院看护等，日子过得很艰难。
梅贻琦是独自一人去台湾的，公开的说法是他的薪水不够养家糊口。一家人分散在台湾、美国、大陆三地，离别的伤痛和无奈，旁人真的无法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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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0年6月，梅贻琦因摄护腺癌转移，被送往台大医院治疗，韩咏华才匆匆从美国奔赴台湾，照料重病的梅贻琦。
对于岳南的大块头著作《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挖掘的这段往事，我一直很不理解。
梅氏夫妇伉俪情深，携手度过抗战和流亡纽约的艰辛岁月，那些日子也很清贫，他们却未曾分离，为什么梅贻琦返台湾后夫妻分离了五年？那是一段很漫长的日子。
我想，也或者韩咏华暂留美国，更方便与身处新中国的梅祖彦互通消息。梅祖彦的回忆文章说，对于他回国，的选择，父亲梅贻琦虽未阻拦，但深感焦虑。
这只是我的揣测。实际上1955年梅贻琦返台办学，重担在任，择地、建屋、购置图书仪器、装配实验室、引进人才……一切从头开始，千头万绪，已过耳顺之年的梅贻琦奔波劳碌，付出了太多的心力，何况他还同时任台湾的教育部部长。
梅贻琦早在西南联大期间，就被要求加入了国民党。其实从北平飞到南京之后，国民党就让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梅贻琦坚拒，他觉得自己把清华师生留在北平，深感惭愧，无颜以对。
在台湾新竹创办原子科学研究所，筹划建设清华大学的梅贻琦，为了吸引各方人才，绞尽脑汁。留学欧美的专家学者大多数不愿意长时间居留台湾，梅贻琦几度访美，恳请他们以各种方式来为研究所效力。
1959年，在美国西屋公司主持核子研究室的孙观汉决意回台湾清华服务一年。在台北松山机场，“一位身穿蓝色长袍，足着黑色布鞋，外形瘦弱，面带微笑的老先生，一个人加紧脚步地走向飞机”，那个老先生就是梅贻琦。
这不是梅贻琦第一次去接教师。当年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学成归来，梅贻琦亲自去火车站接赵元任，他深知“大师”对大学的重要性。
梅贻琦对教师的尊重和礼遇，不知道会不会让今天的大学校长脸红。今天的大学校长都成了领导，居高临下，等着师生手捧鲜花去接他们。
1962年，台湾的清华大学除了原子科学研究所，又建立了化学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这一年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生，在那里出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
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仍然不忘记批阅文件，录音勉励新竹的清华师生。
梅贻琦刚住进台大医院的时候，他是特二号病床。特一号住的是老朋友胡适。胡适到梅贻琦的病房闲聊，劝梅立一个遗嘱，把各项事情交代一下。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也劝他立遗嘱，设个梅月涵奖学金。
被人称做“寡言君子”的梅贻琦不置可否，没有回应。梅贻琦没什么钱，在台大医院的治疗费都是清华校友募捐的，奖学金自然没法设立。
至于遗嘱和交代，我觉得，身为基督徒的梅贻琦知道自己忠于所托，最终是为了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清清楚楚地交帐。
1962年5月19日，七十三岁的梅贻琦弟兄安息主怀，葬在新竹的梅园。而比他早出院的胡适已经于1962年2月离开人世，胡的一生饱受争议，但他对自由主义立场的长年坚守，依然让人敬佩。
梅贻琦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同事叶公超撰文纪念，称梅的做人“是很足以让我们师表的”。
梅贻琦去世后，他的秘书当着众人的面，把他一直携带的手提包打开，里面竟然是一本清华基金，每一笔帐目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位谦卑虚己，忠心耿耿的好管家终于歇了地上的劳苦回天家了。
我想起圣经的一句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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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的这段名言，是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的演讲。
梅贻琦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在清华任教已经十六年了。
1915年留学归国，梅贻琦成为清华的物理老师，再做留美学生监督、清华教务长……就任清华校长之后，梅贻琦多方延揽人才，礼聘“大师”，将人们印象中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一所海内外知名的综合大学。
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没有大楼。新校区建在昆明郊外，校舍简陋，有的连铁皮顶都装不起，铺着茅草顶。因为建校经费短缺，负责设计的梁思成简化修改了好几版方案，简到不能再简。
但是，这并不妨碍西南联大云集“大师”。陈寅恪、钱穆、吴宓、金岳霖、陈省身、费孝通……就在漏雨、空袭警报不断的屋子坚持上课。
如今的清华及国内其他大学，大楼盖了一堆，外观气派、设施完善，但是要在里面找“大师”，却拎不出几个来。
我很汗颜，2005年辞职去清华读书那几年，对梅贻琦这位功勋卓著的校长知之甚少。那时在清华园，能听到的是“某某某是蒋南翔校长留下来的人……”，而蒋南翔不过是“一二九运动”中，受到梅贻琦校长尽力保护的“左”倾爱国学生中的一员。
读凝聚梅贻琦教育理念的《大学一解》，更是汗颜！梅校长虽是理工出身，但梅的家庭是传统书香门第，父亲还参加过科举考试博过功名，梅家国学根底深厚。
《大学一解》引用《大学》、《孟子》等传统经典，如信手拈来；评述西方大学与社会的渊流与变革，简单几句，清晰深入。
梅贻琦、胡适、蒋梦麟这一代学人和教育家，幼读古典诗书，青年留学，学习西方技术、西方思想，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面向“现代性”的一代人。
《大学一解》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梅贻琦强调，大学若要培养“新民”，要允许“自由之探讨的习气”，“无所不思”，“无所不言”。
梅贻琦说，“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 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
所以，梅一直兼蓄包容持不同政见的教授与学生。没有大楼的西南联大“自由之探讨”，敢想“不合时宜之思”，敢发“不合时宜之言”，方涌现活泼、有创造力的思想和群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西南联大那么苦却人才辈出，沈从文回答：“自由”。
而这些，恰是今日大学最缺乏的。
大学没有“自由”，怎么能指望涌现大师呢？
这“自由”并非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放纵私欲。
“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是梅贻琦极力反对的，因为他推崇的“自由主义”并非乐利的个人主义。所以， 梅主张“大学致力於知、情、志之陶冶者”，要传授知识，也要培养、磨砺意志，节制、管理情绪。
我认为，这“自由”是“因真理得自由”。司徒雷登做校长时期，燕京大学的校训，更直接地诠释了自由的精髓。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如果不是“因真理得自由”，言知、言情、言志，教育就失去了灵魂和方向，只是培养了一拔又一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已。
参考资料：
1 岳南. 南渡北归.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
2 王云武、罗家伦等. 民国三大校长. 长沙. 岳麓书社，2015.
3 谢泳. 逝去的年代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4 傅国涌.1949 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5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1941—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6 齐邦媛.巨流河.北京：三联出版社，2010.
7 梅贻琦.大学一解.豆瓣网，https://www.douban.com/event/24543282/discussion/6110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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