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至1987年的在这段时期，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在这样的时代，一个普通弃婴的生命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克省悟夫妇在这“小子”身上所做的“小事”，真正彰显了上帝的奇异恩典。
克省悟弟兄（1870年-1955年），苏格兰人，受美国宣道会差派，于1895年抵达甘肃，开始向当地藏族人和汉族人传福音。1901年，克省悟和同为宣道会宣教士的杰西护士在上海成婚。因甘肃—西藏边区的局势仍不稳定，夫妇二人就在宣道会华中区（安徽芜湖）服侍了3年。在此期间，他们的长子罗伯特（Robert Milton Christie）、次子威廉（William Fordyce Christie）相继在1902年和1903年出生。
1904年，西北的局势恢复稳定，克省悟夫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经过长途跋涉返回甘肃的宣教工场。他们继续定居在洮州（今天的临潭）——克省悟和席儒珍9年前初次抵达甘肃时选择的宣教地点。在重返临潭的当年（1904年），克省悟夫妇有了第三个孩子——他们收养了一名被父母遗弃、残疾的中国小女孩。
本文记述了这个小女孩与克省悟一家的故事，也记录了她的儿子们与克省悟的外孙在1987年相逢的奇妙经过，前后跨越了83年的时间。文中的主要内容节译自克省悟的外孙康纳德医生（Dr. William C. Conrad）所著的《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Sent to Open Eyes），相关图片亦从该书中截取。
“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诗篇27:10)
一天，杰西外出时看见一个奄奄一息的小女孩躺在路旁的尘土中。这个孩子当时还不到五岁，父母丢弃她，任其在外自生自灭。在此之前，她家中接二连三地遭遇许多的灾祸，当地的“法师”向她的父母“指点迷津”：“你们的女儿被鬼附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祸患”。这对无知的父母居然听信了如此荒诞的话，把针刺入女儿的眼中，以为这样就可以把“鬼”赶出来。然而，家中的困境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法师”随后说，必须把这个孩子赶出家门。这样，小女孩就被父母蓄意抛弃了。
杰西把女孩带回家悉心照顾，直到她恢复健康。她的一只眼睛被针刺穿，已经无法医治，最后不得不摘除眼球。幸运的是，另外一只眼睛虽然受到损伤，但仍保留了一定的视力，伴她度过一生余下的光阴。这个名叫高美英（音译自英文“Gao Man Ying”）小女孩儿从此被克省悟夫妇正式的收养。后来，她也接受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又作为厨娘服侍宣教士多年。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临潭的一个小伙子身上。
1914年，白狼匪帮攻破临潭，肆意烧杀抢掠，城内居民死伤无数。杰西护士在临潭带领宣教士们救治了数百人。其中一个伤势严重妇人在伤愈后成为一名基督徒，她的儿子张达（音译自英文“Cheng Da Gou”）随后也信主了。克省悟夫妇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位濒死妇人的儿子和那位被遗弃的女孩会在基督里结成终身相伴的神国伉俪。
1916年11月，高美英身着盛装，在养父母一家和教会众弟兄姊妹的祝福下，与张达在临洮[1]成婚。这是那个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基督徒的婚礼，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一百多英里外的卓尼土司都派人送来礼物，祝贺两位年轻人喜结良缘，并且向克省悟夫妇道贺。
为养女操办完婚礼后，克省悟全家就在1916年年底回美国休假。克省悟夫妇于1918年1月回到中国，但决定把他们四个孩子（三儿一女）留在美国上学。克省悟夫人在中国服侍到1920年，不得不回国照顾儿女（两个儿子重度残疾，小女儿过于年幼），克省悟则继续留在甘肃服侍。1924年，时年54岁的克省悟才回国与家人团圆。送别克省悟时，高美英和甘肃的弟兄姊妹都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了。
克省悟返美后，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他先被选为宣道会美国西北区的监督，后又被任命为宣道会外事委员会主席。新的职务使克省悟不可能再回甘肃服侍了。虽然他后来曾回中国视察宣道会各教区的情况，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克省悟再也没能踏上甘肃的土地。根据现存的记录，可以推测克省悟一家和高美英在1949年之前仍有消息往来，也有礼物馈赠。但是，两家人之间的联系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就被彻底切断了。
哈泽尔·克里斯蒂（Hazel Christie）是克家最小的孩子，她的童年是在甘肃度过的。8岁时，哈泽尔还在高美英的婚礼上作她的小伴娘。她后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芒兹护士学校（Mounds-Midway School of Nursing）取得护理学的学位。
在护士学校学习期间，哈泽尔一直预备作一名医疗宣教士。在一份自述中，她曾如此写道：“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到中国。如果你曾在中国生活过，你就无法忘记那里。中国人拥有的很少，对别人些微的帮助，他们总是怀着极深地感激之情。给一个病人清洗眼睛，他就会像遇到神迹一般惊喜。在中国，医疗关怀极其匮乏。……整个国家的民众都需要医疗服事。如果我们能医治他们身体的疾病，也就有希望用属灵的方式帮助他们认识主耶稣。”
哈泽尔在1931年嫁给阿尔芬·康纳德（Alphin Conrad）——一位浸信会牧师。这对夫妻婚后一直希望赴国外宣教，但因健康状况不佳而未能如愿。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女儿乔琳·康纳德（Jolyn Conrad）生于1933年，儿子威廉·克里斯蒂·康纳德（William Christie Conrad）则生于1936年。阿尔芬曾说：“愿我的儿子和女儿效法他们的外祖父母，成为宣教医生和护士”。后来，他们的儿子威廉·康纳德果然在1987年来到甘肃，先实现了母亲寻找高美英后代的愿望，又在后面的岁月里成为一名医疗宣教士！[2]
1987年，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外国人被允许在内陆的一些省份（如甘肃）旅游。威廉·康纳德（后文简称“康纳德”）抓住这个机会，急忙申请中国的旅游签证，迫不急待地赶往甘肃——这片外祖父母辛勤耕耘过的土地。
康纳德首先来到兰州。经人介绍，他找到兰州的山字石教堂，想打听姨姨高美英的下落。凑巧的是，他在那里遇到周恩莹女教士。
当时距文革结束不到十年，过去所受的逼迫和不公平对待（周教士自己就曾因信仰的缘故入狱、劳改近二十年）仍然让基督徒们心有余悸。因此，周恩莹初见康纳德时非常小心谨慎。她先给打电话甘肃省宗教局说明事由，在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安排苟梅香老姊妹与康纳德见面。这位苟梅香是临洮著名的基督徒家族——苟氏家族——的一员，曾在宣道会担任女教师。
克省悟一家与苟家交往密切。克省悟最亲密的中国同工就是苟梅香的父亲苟约翰，苟梅香的母亲曾和克省悟夫人一同面对白狼匪帮的危险，而苟梅香本人竟然是哈泽尔幼年时的玩伴。康纳德得知和自己谈话的老姊妹的身份时，竟然惊讶的合不拢嘴。
苟梅香当时已经79岁，并且人如其名（康纳德语），总是面带甜美的微笑。她与康纳德交谈了近两个小时。根据康纳德的回忆：“这位老人反应敏锐，记忆清晰，对宣道会‘老人们’的近况十分熟稔”。苟梅香提供了一些关键的线索：高美英一直作厨师服侍宣教士，直到1949年宣道会撤离甘肃；他们夫妇均已在几年前过世，但后代还在录巴寺居住。苟梅香还深情地回忆了父辈们的许多往事，感慨他们是怎样彼此相爱，又是如何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最后，她还请康纳德向哈泽尔问好。
康纳德一家与周恩莹、苟梅香等弟兄姊妹的合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纳德和周恩莹的相遇也有神特别的美意。周教士自己也曾是一名河南的弃婴，被美国循理会的女宣教士收养。她可以说流利英语，能够与康纳德自由沟通；同时，她也可以理解康纳德寻亲的迫切之情，从而尽全力提供帮助。
之后，康纳德途经临洮、岷县和临潭，辗转来到录巴寺。
在录巴寺，他先来到当地教会的牧师家中，请他帮助联系两位表兄。令康纳德喜出望外的是，两位表兄很快就到了！没有见到自己的姨姨，康纳德并不感到意外——如果高美英那年还活着的话，就已经是87岁高龄了。离开美国前，康纳德甚至觉得找到高美英后人的希望都很渺茫，毕竟已经失去联系38年了。
高美英的大儿子名叫张蒙德（音译自“Cheng Men De”），二儿子叫张蒙福（音译自“Cheng Men Fu”），当时分别70岁和67岁。当康纳德通过翻译告诉他们自己是克省悟的外孙时，兄弟俩先愣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流泪，最后三人抱在一起恸哭。大表兄张蒙德把康纳德的手抓得牢牢的，像是害怕他离开一样。接下来，康纳德和两位表兄及他们的家人交谈了三个多小时。
前排左一：高美英的长子张蒙德，左二：次子张蒙福；后排左二：康纳德的长子彼得
康纳德给两位表兄看了他们父母的结婚照。在照片中，8岁的小伴娘哈泽尔表情“凝重”地站在姐姐身旁，把她的手攥得紧紧的。康纳德告诉表兄们，他的母亲至今还留着在婚礼上的小礼服，她的几个孙女也都在学校的“展示说明”课（show-and-tell）上穿过这套衣服。
当康纳德讲到高美英的玻璃眼球在举办婚礼的两天前摔成几瓣，大家手忙脚乱地把碎片粘好应急时，张家兄弟不由得捧腹大笑。之后，康纳德还展示了自己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照片。两位表兄也向康纳德讲了自己家里的事，包括他们父亲信主的经历。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愉快的上午啊！
之后，康纳德一家被请到张蒙德家中做客。据康纳德的观察，表兄们显然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两人家徒四壁，看似一无所有，但又过着喜乐和感恩的生活，像是样样都有的。他们还请康纳德一家人吃午饭。康纳德后来回忆说：“那真是一顿美餐，我们甚至吃到了很大、很漂亮的烤土豆”。吃饭时候，两位表兄的家人聚集在客人身边，仔细端详着他们。刚吃完饭，表兄们问康纳德可否一起祷告。于是，男人们在客厅，女人们在厨房，所有人都同声地恒切祷告起来。
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起录巴寺的教会。录巴寺原来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寺庙。因经营不善，寺主去蒙古筹措资金，却再没有返回。于是，其他的僧人以很低的价格把寺庙和周围的土地卖给宣道会。
当地的基督徒们移除了庙里的佛像，建起一座教堂，并且划出一片土地作为宣教士的墓地。到1987年，寺庙原来的建筑均已破旧坍塌，但康纳德很希望去看看那块墓地。康纳德来甘肃之前就了解到，那块墓地被宣教士们称为“上帝的田畂”（God’s Acre），共有十几位宣教士和宣教士的孩子埋葬在那里。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录巴寺的基督徒把墓地的所有墓碑藏起来，以防红卫兵的破坏。康纳德惊讶地发现，这些墓碑被分散地放在录巴基督徒自家的院子里，铭刻碑文的那一面朝下放倒，以防外人发现。
康纳德先去了存放墓碑的两个院子，信徒们把墓碑翻过来，又冲洗碑文，让他可以看清楚。他随后又去了那块墓地。墓地当时已经成为一块麦田，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正待收割。但是信徒们在每个坟墓上都推起一个土堆，作为坟墓原来位置的记号。康纳德和儿子彼得以及录巴寺的“平信徒牧师”站在麦地，同声向上帝祷告。那时刻分外神圣庄严。
后排左一：比尔弟兄（Bill Kerr）；左三：康纳德的妻子佩吉（Peggy）；前排左一：录巴教会的牧师
想到宣教士们为传扬福音客死异乡，康纳德内心十分激动。这时，他的脑中忽然闪过一节经文：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 12:24)
忠心的宣教士们为救那些失丧的人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落在地里死了”），埋葬他们的土地现在变成一块麦田，这是何等奇妙的事！这幅具有象征性的奇妙画面揭示了以下事实：透过自己的生命和死亡，他们确实地“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康纳德在这次旅途中亲眼看到所结出的“许多子粒”，他因此满怀感恩地赞美上帝。离开墓地时，他和妻子佩吉摘下几个麦穗，他们还在洮河取了两块漂亮、平滑的石头。回美国后，康纳德把这些纪念品挂到母亲家中的“甘肃宣教纪念墙”上。当天下午，康纳德在离开之前与两位表兄的家人合影留念。站在房屋的前院家人大概有30多位，还有一些人正在地里割麦子，没能赶过来。这两家人一起构成了录巴寺教会近1/3的人口。康纳德还得知，高美英还有其他的子女散居在中国西部，他们中大多数人也是基督徒。高美英和她的丈夫留下了多么美好的遗产！
正当康纳德一行要离开录巴寺时，三名卓尼县的公安人员突然出现了。他们一接到外国人出现在录巴寺的消息，就立即乘摩托车赶过来。康纳德这才意识到，洮河南岸的广大区域（包括录巴）都归卓尼县管辖。康纳德惊讶于有人因他的来访向公安局报信，他更担心录巴寺的亲人们会因此受到连累。随行的中国导游与公安人员进行交涉时，康纳德向表兄们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表兄做出这样的回答：“不要担心我们，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可是，哦，我们为你们美国的基督徒忧虑。我们听说，你们这些年从未遇到逼迫，信心越来越软弱。”康纳德后来对此有深刻的反思，并在书中写道：“这当然是一个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真正需要担忧可能的不是受逼迫的中国基督徒，而养尊处忧的美国基督徒”。
感恩的是，中国导游向公安人员解释过外国客人来访的缘由后，公安人员表示不会处罚录巴的信徒。但是，他们仍然命令康纳德一行马上离开。于是，康纳德等人匆匆与亲人们告别，并返回临潭（洮州旧城）。离开时，康纳德满心喜乐——38年来萦绕在克省悟一家心头的问题终于有了令人振奋的答案：高美英和她的丈夫对主至死忠心，他们的后代尽心爱神并且毫无保留地侍奉他。
[1]因着艾自新弟兄在前期的辛勤工作，临洮的教会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宣道会在甘肃最重要的宣教站之一。克省悟夫妇因福音工作的需要，于1915年从临潭迁往临洮，而高美英作为他们的养女也一同前往。因此，高美英与张达的婚礼最终在临洮（而不是他们家乡临潭）举办。
[2]康纳德是一名出色的眼科医生。他在1987年第一次来甘肃时，发现许多人因患可治疗的成熟期白内障（treatable, mature cataracts）而失明。返回美国后，康纳德大夫于1990年成立了“美国眼科复明协会”（英文全称：Gaining A New Sight for Unseeing INChina，缩写：GANSU, INC），旨在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的手术治疗。在接下来的23年里，康大夫和195名志愿者（其中有45人是眼外科医生），走遍甘肃、新疆和青海三个省份的市县城乡，为汉族和藏族的白内障病人实施了6500例免费白内障手术。因为多数志愿者是真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所以这些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都听到了福音，许多人也由此信主。直到2012年，康大夫才以77岁的高龄退休，停下了他对中国人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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