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8。任公论人类社会进步之大势也明矣。先是袭南海春秋三世说，“治天下者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后改说，“凡人群进化之阶级皆有一定。其第一级则人人皆栖息于一小群之中，人人皆自由，无有上下尊卑之别者也，亦名为野蛮自由时代。其第二级因与他群竞争，不得不举群中之有智勇者以为临时酋长。于是所谓领袖团体者出，以指挥其群。久之遂成为贵族封建之制度者也，亦名为贵族帝政时代。其第三级则竞争日烈，兼并盛行，久之遂将贵族封建一切削平，而成为郡县一统者也，名为君权极盛时代。其第四级则主权既定之后，人群秩序已巩固，君主日以专制，人民日以开明，于是全群之人共起而执回政权，名为文明自由时代。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而以吾中国史观之，则自黄帝以前为第一级野蛮自由时代，自黄帝至秦始皇为第二级贵族帝政时代，自秦始皇至乾隆为第三级君权极盛时代，而自今已往，则将入于第四级文明自由时代者也。”
749。任公力倡自由而痛诋专制。“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政治自由之根本在民主。“国政者何？民自由其事也。”考诸国史，“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中国之所以贫弱而不敌西方列强，莫不因专制致之。专制易生暴政，自不待言，即为仁政，也违民主潮流。“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至此，任公已非儒家思想可以范围者也。任公之痛诋专制，实因专制摧残人性，易之以奴性，奴隶之国何以敌民主之国？“其能受阉官差役之婪索一钱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卑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旂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者也。”
750。任公进而再论自由与仁政之同异，其言至为精辟，寥寥数言即点出了儒家之大弊。其言曰：“中国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两者其形质同而精神迥异，其精神异而正鹄仍同者，何也？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云者，其权无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晓音瘏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其施仁也，常有鞭长莫及、有名无实之忧，且不移时而熄焉；其行暴也，则穷凶极恶，无从限制，流恶及于全国，亘百年而未有艾也。圣君贤相，既已千载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若夫贵自由，定权限者，一国之事，其责任不专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举。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随时随事，皆有所牵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复乱也。”任公此言提出了解决历史周期律之有效办法，真空前未有之至论也。虽然如此，仁政与自由并非悖反，实可结合，故中西政治思想并非敌人也。
751。西方也曾有黑暗专制时代，何以竟能早于中国迈入自由民主时代？任公认为，因其有贵族阶级也。“贵族政治者，虽为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政治之悍敌也。试征诸西史，国民会议会之制度殆无不由贵族起。”盖政治之进步，起于权利竞争。“凡政治之发达，莫不由多数者与少数者之争而胜之。贵族之对于平民,固少数也。其对于君主,则多数也。故贵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当之权利,于是国宪之根本，即以粗立。后此平民亦能以之为型，以之为楯。以彼之裁抑君主之术还裁抑之，而又得相当之权利。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一也。君主一人耳，既用愚民之术，自尊曰圣曰神，则人民每不敢妄生异想。驯至视其专制为天赋之权利。若贵族之专制也，则以少数之芸芸者与多数之芸芸者相形见绌，自能触其恶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二也。一尊之下既有两派，则畴昔君主与贵族相结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与平民相结以弱贵族。而君主专制之极，则贵族平民又可相结以同裁抑君主。三者相牵制、相监督，而莫得或自恣。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三也。”以此观今日中产阶级之历史地位，或可当昔日西欧之贵族耶？
752。钱穆反对中国自秦以后为君主专制制度，且以为中国人历来不乏自由、平等之权。其理由主要是，中国多数朝代有相权制约君权，并有台谏监察制度以匡为政阙失。任公其实早就驳斥了类似观点。任公曰：“谓其不平等耶，今岁荜门一酸儒，来岁可以金马玉堂矣。今日市门一驵侩,明日可以拖青纡紫矣。彼其受政府之朘削，官吏之笞辱也，不曰吾将以何术以相捍御，而曰吾将归而攻八股，吾将书而买彩票，苟幸而获中，则今日人之所以朘削人、笞辱人者，我旋可以还以朘削人、笞辱人也。谓其不自由耶，吾欲为游手，政府不问也。吾欲为盗贼，政府不问也。吾欲为饿殍，政府不问也。听吾自生自灭于大磈之上，而吾又谁怨而谁敌也。于是乎虽有千百卢梭，千百孟德斯鸠，而所以震撼我国民，开拓我国民之道，亦不得不穷。何以故？彼有形之专制而此无形之专制故，彼直接之专制而此间接之专制故。专制政体进化之极，其结果之盛大壮实而颠扑不破乃至若是。”
753。任公虽倡民权，然终非一民主主义者，故前重君主立宪，后重开明专制。其重君宪之理由与南海类同，要不离民智未开，欲速不达。其主开明专制，实受帝国主义勃兴之刺激。故曰：“案天道循环，岂不然哉！无论为生计为政治，其胚胎时代必极放任，其前进进代必极干涉，其育成时代又极放任。由放任而复干涉，再由干涉而复为放任，若螺旋焉，若波纹焉。若此者不知几何次矣。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约翰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之权力以竞于外，而他国何论焉。”当此时代，“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名国承希腊、罗马政治之团结，极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源大有所异。故我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急需者在有机之一统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任公于是反思其共和梦，“吾今读伯（伯伦智理）、波（波仑哈克）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者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可畏也。”“呜呼！共和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自由。”“吾与汝长别矣。”“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任公此论，与南海之倡国权同调。衡诸当时历史，中国近代政治转型需完成两大任务：一，建立民族国家；二，建立民主国家。两者相互依存，岂可割裂？任公前此以为自由民主可致富强，今则以为民主致弱，而不能外御强敌，何以反复如此？当然，同时完成两大任务难度甚大，但舍弃后者而只顾前者，前者完成又有何益？更何况，舍民权而固国权，国权何以能固？再者，任公不知帝国主义之兴起不过一短暂现象，终不免旋生旋灭也。政治思想家若囿于暂时之现象，不免太过权变，而不能深入前瞻矣。
754。光绪三十一年，任公撰《开明专制》一文，述其渐进改良主张。“专制者非必限于一人而已。或一人，或两人以上纯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皆谓之专制。”专制又分为完全专制与不完全专制两种，且又以立制之精神分明“开明”与“野蛮”两种。任公曰：“国家所贵于有制者，以其内之可以调和竞争，外之可以助长竞争也。二者实相因为用。故可以一贯之，而命之曰国家立制之精神。其所发表之形式遵此精神者谓之良，其所发表之形式反此精神者谓之不良。更申言之，则其立制之精神在正定各个人之自由范围，使有所限而仍使之各绰绰然有自由竞争余地，而不妨害其正当的竞争者，良也。抑或虽其妨害其正当的竞争，几夺其自由之大部分，乃至全部分，而其立制之精神乃出于国家自卫，万不容已，则亦良也。如是者谓之良，反是者谓之不良。于专制国家有然，于非专制国家亦有然。”“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盖任公认为，光绪三十一年之时，不只革命不可行，君宪亦不可行，当行者唯有开明专制也。此论可谓大谬不然。既然立制精神的标准操诸专制者，而不待人民聚议，则何者为良，何者不良，不全由君主说了算吗？从理论上讲，任公之谬在于将自由与秩序完全对立，不知秩序不仅可以产生于专制，亦可产生于自由。民约论之旨，即在如何通过自由产生秩序，而此秩序又能保障人民之自由也。若依任公所言，标准操于君主，有何种力量保障人民之自由？有何种力量促使专制之开明性，进而君宪，进而民主共和？又以事实言之，光绪乃一被幽囚之君主，而非有雄才大略导民于进步之君主，当时国中亦无足以辅佐君主力推开明专制之能臣，则开明专制之主体何来？今世有所谓新权威主义学派，其病与“开明专制”论略同。言此复下一按语，当人民普遍要求民主之时，所谓权威，从何而来？若非民授，难道自命？
755。光绪三十二年，清廷颁预备立宪诏书，随后几年任公遂力倡君宪说。任公于前一年撰《开明专制》一文时尚以民智未开为据，今则又撰文力斥民智未开说，其反复如此，难怪引得世人讥讽。
756。民国成立后，任公又反悔昔年之倡君宪。任公曰：“今之皇室乃饮鸩以求速死，甘自取灭亡而更贻我中国之难题。”任公实有恨铁不成钢之叹，以为清朝之灭亡理所当然。“十年来之中国若支破屋于淖泽之上，非大乱后不能大治。此五尺童子所能知也。武汉事起，举国云集响应。此实应时势之要求，冥契乎全国人民心理所同然。是故声气所感，不期而洽乎中外也。”清廷虽如烂泥之不可圬，然则大乱后果能大治乎？任公卒于民国十八年，十八年间，可谓大治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