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陈修斋先生告诉我，要学好西方哲学，必须掌握五种语言：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就我所知，现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还赶不上老一辈的外语水平。
在北京大学，王太庆先生真正做到了精通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外加俄文，但我们却做不到。学外语，越年轻越好。
为了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西方哲学，必须读外文的著作，西方哲学的研究者要读原文原著，哲学其他专业的研究者至少也要能读一种外文的原著或译著。
我不是说不能看中译本，而是说不能只看中译本。最重要的是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中译本，现在的翻译有很多问题。
即使是比较好的中译本，也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再好的译本都有不确切甚至错误之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看到有难以理解的地方，觉得思想不通常，甚至有矛盾的地方，一定要核对外文著作。
另外，如果从中译本中引用的材料是你的观点的核心证据，也一定要核对外文著作，这样，你的观点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西方哲学专业的学生，必须核对原文原著。
我现在谈谈我自己的读书体会，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有效的读书方法。阅读并真正理解西方哲学经典，不但要有比较好的外语基础，而且需要一定的哲学训练。
我不主张没有一定的哲学基础的人直接读西方的经典，有人把西方哲学经典当作普及读物来读，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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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久而久之，失去了继续学习西方哲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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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循序渐进，从易到难，逐渐提高自己的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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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互参式阅读，融会贯通。
不能只读一本经典，而是要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称“第二手研究”（secondary research）。“第二手”是相对于“第一手”经典文本而言的，但第二手的资料不一定是第二等重要。
在很多情况下，不借助第二手研究的参考和帮助，光读第一手的资料，是读不懂的。第一手和第二手的资料要相互参照，第一手的文本之间要相互参照，第二手的研究资料之间也可相互参照，这样的阅读才能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我把读西方哲学经典的循序渐进地提高水平的过程总结为“四境界”说：初学境界、入门境界、批判境界、创造境界。
第一，初学境界。
初学时，不要急于读大部头的经典，而是要打下牢固的基础。最好先读几本哲学史的书。可多读几本，取长补短，使自己对西方哲学家的基本观点、他们之间的继承和批判关系、哲学史的发展线索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都是基础知识，要反复地读，谙熟于心。
初学阶段当然也要读哲学经典。光读西方哲学史而不读西方哲学经典，就好像是看了菜谱而不尝尝菜的味道一样。但初学者不要好高骛远，读经典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哲学史基本观点的理解，因此要和哲学史著作相互参照，多读与一个个基本观点相对照的那些选段。
外国的一些西方哲学教科书分两部分，先是讲基本观点，然后从经典中选出相应的段落。北京大学哲学系也有这种做法的传统。与西方哲学史配套的教学资料是2卷本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研究资料是4卷本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辑》。初学者可以从这些书开始读经典。
我上大学的时候，靠熟读4卷《西方哲学原著选辑》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之后，我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读书，和我一起学习的美国学生，在大学阶段片面强调读原著，只是一知半解地读过几本书，如柏拉图的早期对话，笛卡尔，洛克和康德的几本书，没有西方哲学史的系统知识，学习很吃力。
他们的英文当然比我好得多，但学习用英文讲授的哲学史课程，成绩却不如我。同班有30多个来自英语国家的学生，我是最先进入博士阶段，最早拿到博士学位的，并且取得了最高的成绩（summa cum laude）。现在回想这一切，我觉得这些成绩要归功于正确的读书方法。
第二，入门境界。
入门之后，要把别人的知识化为自己的知识，提出一些自己的独特理解，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我认为如此如此”，而不是说“某某说如此如此”。这个“我认为”是不能轻易说的，要有根据。这个根据在哲学经典之中，也在成熟的第二手研究材料之中。
这时可以读整本的经典了，看看哲学家的观点是在什么背景和上下文中出现的，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是如何论证的，等等。
这一阶段仍然是学习阶段，你还是在“照着讲”，照着哲学家的文本讲。但是，你有了自由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独特方式解释哲学经典，而不像是在初学阶段，只能讲公认的知识。
我再强调一次，这种对经典文本的解释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掌握了大量材料之后，经深思熟虑后说出的话。在学术界和在社会中一样，自由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而是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事。
第三，批判境界。
读书先要“钻进去”，深入理解书的意思，但最终还是要“跳出来”，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书的内容。“钻进去”不易，“跳出来”更难。有的人读了一辈子的书，也跳不出来。皓首穷经，对经典的内容滚瓜烂熟，但没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对经典、对权威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在中国古代读书人身上表现明显。
西方哲学的特点也容易让研究它的人产生教条主义。为什么呢？西方哲学系统性强，论辩性强，需要多年的研究才能理解、欣赏它。这种特点使得它对研究者，特别是长期投入的研究者，有一种说服力和吸引力，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倾向：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崇拜者。
在前两个阶段，你还不能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经典的哲学著作。如果在还没有理解过去的哲学家说了些什么的时候，就要向他们提出挑战，说得不好听是狂妄、不自量力。
哲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经过历史考验的，是不能被轻易地质疑、驳倒的。一些哲学家已经想到了别人会如何反驳他，他们已经对可能提出的责难作了回答，很多研究者已经对经典作了长期的批判性考察，提出了很多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如果你读书不多，一开始就轻易地提出批评意见，那么，你的批评可能是早已经被经典的作者作了答复，或者其他人也提出过这样的批评，但在争论中已经被解决了，或者虽然没有解决，但你的批评已经被转移为其他问题，正在讨论之中。这样，你的批评就缺乏专业水准，在学术界不被重视。只有在熟读经典和全面掌握第二手资料的前提下，才能提出有专业水准的、能够引起争议的批评。
在批判阶段，要全面读经典。如果说初学阶段只是读经典的选辑，入门阶段读整本的经典，那么在批判阶段，要读一位哲学家的所有重要著作、各时期的著作。这时，还要把不同哲学家的经典结合在一起读。因为你提出的问题，很可能后来的哲学家已经提出过，并且给出了经典的解答。
比如，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与他同时代的高尼罗已经提出了批评，而安瑟伦在他的著作中附有高尼罗的批评，并作了比较充分的答复。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和邓·司各脱又对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提出了新的批评。近代的笛卡尔重提本体论证明，可以避免阿奎那和司各脱的批评，但康德指出，本体论证明混淆了“是”系词用法和存在的意义，这是致命的一击。
很多人认为本体论证明已经完全破产了，其实不然。当代的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重新解释了安瑟伦的论证，他说，安瑟伦根本不是要为上帝的存在提出什么“本体论证明”，而只是要揭示出否定上帝存在的“愚顽人”是如何地自相矛盾。美国基督教哲学家普兰丁格则用模态逻辑的证明，又给了本体论证明以新的生机。
如果你不读这些书，你对本体论证明的批评可能还没有超出高尼罗的水平。据我所知，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都只能像高尼罗那样，依据常识批判本体论证明。
在这一阶段，要注意批判性的第二手资料。西方哲学界充满着批判和争论的气氛，对一个人、一本书的重视，主要不是表现为对他的赞扬和肯定，而是对他的批评和围绕他而展开的讨论。这与中国学术界很不一样。比如，罗尔斯之所以在美国那么出名，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批评他，不同意他，提出各种问题和他讨论。
而在中国，罗尔斯出名是因为介绍他的人多，肯定他的贡献的人多，《正义论》的中译本就出了三个版本。外国学者对中国学术界中充满着大量肯定和溢美之词的评论很不理解：既然别人已经说得那么好了，你重复他的意思，有必要吗？
确实，学术研究不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更不是跟风，赶时髦。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西方学术界的批判精神和认真讨论问题的态度。
西方研究经典的专著，或多或少都会提出一些批判性的问题和观点，但有的专著侧重于解释和介绍，适合在第二阶段读。第三阶段要多读那些侧重于批判、引起了热烈争议的专著。批判性的观点一般都集中发表在期刊和论文集里。做专业研究的人要多读期刊和论文集。
第四，创造境界。
冯友兰区分了“照着讲”和“接着讲”：照着经典讲的是哲学史家；接着经典讲的是哲学家。在我的读书“四境界”说中，第一、二阶段是哲学史家的“照着讲”，第三阶段是向哲学家的“接着讲”的过渡，而第四阶段达到了读经典的最高境界，可以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
哲学家不是凭空提出新理论的，而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之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在批判性地总结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基础上，才提出自己的思想的。康德总结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取长补短，才提出了他的批判哲学。现代哲学的创造也没有离开哲学史的研究，这在欧陆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的欧陆哲学家没有不同时是哲学史家的。
越是著名的哲学理论，它所涵盖的哲学史和知识越多。海德格尔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成果？因为他如同黑格尔一样，对哲学史有一整套的说法，从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和中世纪，再到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康德、黑格尔、尼采等等，他都有独到研究，把他们的观点都纳入自己的存在论之中。
福柯、德里达也是借哲学史的材料讲自己的话。福柯最欣赏的德勒兹做得更为系统。德勒兹在成为公认的哲学家之前，对卢克莱修、休谟、斯宾诺莎、尼采、康德、柏格森、培根等人作过系统研究，以哲学史家闻名。正是在对这些哲学家所作的非理性主义解释的基础上，他后来才发展出后结构主义的独特思想。
哲学史家的工作是“就史论史”，这没有什么不好，任何时候都需要对历史文本作严谨、细致的考证、整理和解释。其实，真正的学问家何尝不是思想家，哲学史研究到广博精深的程度，自然会出新哲学。在哲学研究中，我们现在要大力提倡“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编者注：赵敦华，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兼宗教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涉及西方哲学、基督教哲学、中西比较哲学。著有《基督教哲学1500年》《西方哲学简史》《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圣经历史哲学》等。本文转自：赵敦华，《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转发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