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化中有一种共同意识，即如果超验性式微，那么有些东西可能会随之失落。”（第307页）
正是这种缺乏、失落以及空虚——其为超验性的缺席所带来，并存在于这种缺席之中——……产生了泰勒所说的“内在的隐忧”（第309页）。……
回想一下朱利安·巴恩斯那悲哀的嘲讽：“我不信仰#上#帝，但我想念他。”或者思考一下这间咖啡馆里歌曲的歌词：
我从小就被教导相信
我是独特的
像一片雪花，与众雪花相异
在能看到的每个方面都是独特的。
可现在，经过思考，我承认我不过是
某部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服务于某种超越于我的东西。
但我却，我却不知那是什么。
你会看到，我将很快回到你这里。
我是谁；身在何方？
噢，告诉我，我应该怎样。
——海湾之狐（Fleet Foxes）的《无助蓝调》(Helplessness Blues)
这里是什么在起作用？泰勒将其形容为一种模糊的、关于失落或缺乏的意识：“也许诸如我们的行动、目标、成就这些术语，缺乏分量、严肃性、厚重感和实质性。它们缺乏一种更深的共鸣，而我们认为应该有这种共鸣。”（第307页）
这种“被意识到的平面性”能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显明自身。例如，在出生、结婚、死亡等各种人生大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其力量。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压力，并且需要以某种方式凸显其意义。
“我们总是将这些时刻与超越、神圣、圣洁、至高无上联系起来。前轴心时代的宗教即是如此。然而在此内在的围墙上留下了一个洞。许多人虽然与宗教并无关联，或是对宗教并无亲近感，但也会在人生重要时刻继续使用教堂的仪式。”（第309页）……
正如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小说《长路》（The Road）中的叙事者所说：“在你一无所有之处，凭空建造墓地，并在其上呼吸。”这是一种应对失落之压力的方法。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泰勒的论述：失落感施加了一种它独有的压力，一种与缺席有关的奇怪的压力。如果它能够在那些重要时刻被经验到，那么它也能够在平凡时刻被经验到。
事实上，他承认“这可能是最伤人的地方，尤其是对那些有闲、有文化的人来说。比如，有些人体会到日常的可怕平凡，这种经验特别容易与商业、工业或是消费社会相联系。他们对消费文化中重复而加速的欲望和满足之循环感到空虚；那些明亮的超市硬纸板般的质感，那些位于郊区的一排排整洁的大房子；抑或是陈旧的工业城镇和废土堆的丑陋”（第309页）。
物质的极大丰富之所以会引发这一实存的缺乏感，恰恰是因为内在性的不断膨胀似乎根本无法弥补我们始终感受到的压力——来自超验性，来自迷魅。
这种对“失落”的分析，是泰勒的现象学方法的一个例证，它试图认出并为一种世俗3时代的人们所共有的经验之特征命名。他的观点直截了当，但与此同时也有所保留：
“无论人们在此问题上采取何种立场，他们都明白（或觉得自己明白）这里所讨论的是什么。至少在其希求的形式中，这是一种人人都可获得的感受，无论他们将会怎样解释它。”（第307页，粗体为笔者所加）
注意他所诉诸的是一种感受：如果他的现象学直指一种你难以摆脱的经验，那么它对你而言便是可信的。而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泰勒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提供给你。
[本文摘编自詹姆斯·史密斯《如何（不）世俗》，标题另拟；文中括号内页码为《世俗时代》原书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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