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朋友圈的上海人都在转发希望婴幼儿能和父母一起隔离的信息，让我想起还有一些人，他们同样是一刻不能离开照护者的。
我还记得湖北红安的“鄢成”，他是一个16岁的脑瘫少年，原来和父亲相依为命。十六年，父亲独自照顾鄢成和他患有自闭症的弟弟，生活虽然艰难，却一直把他照顾得体面干净。2020年湖北封城期间，他的父亲和弟弟不幸查出阳性，被拉去强制隔离，只是鄢成却一直是阴性，不能同去。七天后，鄢成死在家里。这件事曾震惊了整个媒体圈，鄢成四肢瘫痪，需要有人喂食和全天照顾——为此他父亲被拉去隔离前，就向武汉心智障碍群体公益组织“蜗牛家园”求助，后者又向湖北残联汇报此事。网络上很多人都关注到他的境况，并且试图提供帮助，村委会、村医和鄢成的二姑都去给鄢成送过饭，但悲剧依然发生。
在我武汉疫情相关的文章里，也提到过一位老人。他快八十岁，因患基础疾病多年，生活不能自理，神智却清晰，由妻子照顾。封城期间他的妻子因为新冠去世，几个儿子成为密接被隔离。他的儿子向我们求助，希望有人能去给老父亲送一些食物。老人不能自己进食，需要一口一口喂饭，不能自己上厕所，需要帮忙翻身换成人纸尿裤——以往这些工作都是老人的妻子来做。而如今，父亲独自在家已经三天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工作早已超负荷，哪里能做到这些。当我们志愿者赶到，老人已去世了，很难想象，这位老人走时该多么绝望。
我还认识一个妻子，那年她陪丈夫从河南来武汉看病。并不是什么致命的疾病，她一直在旁陪护丈夫，手术也很成功，只是术后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恢复。她精心照顾丈夫，满怀希望地等着他好起来，一起回家过年。然而封城了，医院开始封闭，丈夫查出阳性，她自己是阴性。丈夫被转院隔离，本来陪护丈夫的她则被迫离开医院。她住了两天酒店，用尽身上的盘缠后流落街头，走投无路找了一个医院做清洁工。一个月后，她才接到医院的电话，丈夫新冠转阴，可以转院到普通医院，只是人已经不行了。她陪伴丈夫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天，丈夫去世。武汉解封的那一天，举国欢庆，她买了最早的一班火车离开武汉，抱着丈夫的骨灰。
鄢成死后一个月，国务院出台《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方案》。大疫三年，我就几乎没有再写过任何关于疫情的文章，因为我以为那些都过去了，不会再发生，毕竟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然而没想到，三年后的上海，我又看到类似的消息。在上海康复医院，因为疫情管理原因，医生护士和病人家属被强制要求隔离，导致危重病人无人照料窒息而死。而这个人，竟然是我清华计算机系92级的师姐李昶，仅仅49岁。她的丈夫曾经要求留下来陪护，终因“这是规定”四个字被迫离开。一位护工无法顾及那么多病人，没能及时为李昶及时吸痰，她窒息而死。
今日清明，在追忆这些人的时候，我总忍不住会想假如。
假如脑瘫儿鄢成可以和他的父亲一起被隔离，他现在可能还活着，还是那个爱笑的孩子；假如那位八十岁的老父亲能和他的几个儿子被一起隔离，他也许能度过一个平安体面的晚年；假如妻子当时能和丈夫一起隔离，爱人也许不至于英年早逝。
可惜的是没有”假如”，从武汉到上海，从2019到2022，这些事情竟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上海婴幼儿隔离点的视频流出后，上海出台了新的规定，让同为新冠阳性的父母和孩子可以一起隔离。固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只是很多的妈妈们仍会担心：假如自己是阴性，孩子是阳性，自己怎么才能快速感染变成阳性呢？——本应该给他们选择的权利啊。
封城是一个一刀切的命令，我们的政府也确实一个强有力的极力在负责任的政府，人民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可以被包办，没有菜可以送菜上门，医护人员不够可以从外省调度，床位不够可以48小时建起一个方舱。但是，村委会、社工、护工——他们也不过是人啊。
她们没有办法代替父母来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孩子，没有办法替代儿女来孝顺瘫痪在床的父亲，没有办法代替丈夫来精心护理术后恢复中的妻子。
那么，如果封城不可避免，在执行这些规定的时候，是否可以人性化一点，让他们能在一起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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