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东人达先生所著《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一书（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第三节第三下的第三个标题的文章。
文章：东人达 编：Ma
近代以来黔西北威宁苗族状况
1、威宁苗族
近现代威宁苗族的主体部分自称“阿卯”，他称“大花苗”。主要分布在大街、羊街、龙街、石门坎等地。他们大多数居住在高山和半高山地带。
建国前，威宁苗族的社会生产落后，农业广种薄收,还保存有原始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农作物产量低，最主要的农作物包谷每亩一般年产量为120斤左右，少的仅收60斤，较好的达350斤。畜牧业在苗族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牛、羊，猪的饲养很普遍。在苗族社会中，没有出现专业商人，没有制陶、铁器加工等手工业。妇女纺麻织毡，均系原始的手工操作,产品都是自织自用。
“在旧社会里，威宁苗族同胞的生活是十分贫寒的，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据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的统计，全县有四千多户苗族，竟没有一户是地主的，绝大多数是贫农和雇农。他们所种的土地都是从当地土司、土目和地主那里租来的，故有‘老鸦无树桩，苗人无地方’的说法。土司、土目和地主们对待苗族同胞如同对待奴隶一般,可以任意岐视、打骂以至将他们处死。苗族群众不仅要随时听从土司、土目和地主们的驱使,为他们服各种无偿的劳役，而且受他们所谓的牛租、马租、鸡租和人租的沉重剥削，其剥削量达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在土司、土目和地主们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苗族群众的生活如牛负重，家家一贫如洗。”
极端的贫穷，使苗族同胞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威宁苗族多择高山设寨，少数住在河谷地带及坝子。这里苗族村寨较小，以六、七户或一、二十户的村寨居多,有的苗族则与彝族或汉族杂居。在旧社会，苗族居住的条件极差，住房多为木质结构的草房，一般是两间，中间以木条或篱笆隔起来，一间为人住，起、居、饮食、待客都在这一间，别一间关牲口。由于人畜同住在一起，臭气熏人，极不卫生，只因贫困所迫，无力改变。有的苗族住的是‘千柱落脚’的杈杈房。这种房子是用几根木棒插地为柱, . 上绑上几根木棍，以茅草或松枝盖上即成所谓的房子了。更有甚者,还有的苗族住在岩洞和岩脚的。他们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者，他们的全部家产仅有一口铁锅、一个饭锅、一把斧头、一把砍刀、两把挖锄,之外再无别的什么。在他们无法抗拒自然灾害的袭击或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时,即携带妻子儿女远走他乡谋生。”
苗族学者杨汉先先生是土生土长的苗族人,他父亲就是第一代苗族基督教信徒与知识分子。他在世时曾经撰文，追述了自己耳闻目睹过的历史事实:“苗族绝大部分都种彝族土目大地主的地。有少数是种黑彝地主的地，苗族自己没有土地。解放后，1952年土地改革时，划分阶级成份，威宁全县苗族四千多户人口，没有地主，只有二户佃富农，中农也极少，绝大部分是贫农和雇农，所以十九世纪以前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19世纪末叶，威宁地区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彝族的奴隶制度遭到破坏很深,但是奴隶社会的残余还很明显，彝族的土目官家原先就是大奴隶主，苗族原先全部都是他们的奴隶。”
“据苗族可靠的历史传说:他们是随“布诺’家的姑娘嫁到‘骚诺’家来，是整个部落都来的,很显然,苗族是奴隶社会时期被征服的一个部落,是作为‘布诺’大奴隶主的财产随其女儿嫁到‘骚诺’大奴隶主家来的。后来因为汉族封建社会势力南下的影响，苗族已成为隶农或农奴。
“据20世纪初期苗族老人说,在‘诺’大地主的统治下，苗族是最低层的人，而‘诺’自命为‘五重天’以上的第一等人。‘四重天’是大管事第二等人，‘三重天’是大管家第三等人，‘二重天’是陆色陆巴即管苗族的头人第四等人，‘最底层’是苗子，就是地底下的人。
“相传基督教未来前，苗族到大地主土目家去交租,别人都有地方住宿,惟独苗族没有，苗族交租者只得到牛圈、马圈空隙的地方睡觉。到吃饭时，大地主给苗族用的饭具都是喂猪喂狗用的家具,根本没有把苗族当人看待，而大地主的家奴用的饭具都比苗族用的清洁。可见苗族的地位是最低下的，是土目大地主压迫下的最底层。
“早年土目大地主对苗族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的，即到二十世纪初期，这种情况还保存着。基督教传入后，一次，禄家营(现在的龙街区马踏公社所属)补块土目地主把苗族朱彼得毒打几乎死去，肋骨断了几根，由于洋人传教士柏格理前去营救始得生还。1927年，我们亲眼见到一位杨姓 苗族老大娘，被云南永善县的地主活活打死，并将租地收去,儿媳及孙女只好逃到亲戚家来生活(儿子早已死去)。”
“苗族不但没有土地,就连所牧养的牲畜也不完全是自己所有权。所以20世纪初期，苗族除了向土目大地主交地租外，还要交所谓的牛租、马租、羊租、猪租以至鸡租。另外还有最残酷的人租(当士目的家奴)。就是说苗族生儿育女都不能算自己所有，都是土目大地主的财产。尽管19世纪末期，威宁县土目大地,主和黑彝地主统治下的苗族社会，已进入封建社会阶段,但从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奴隶制的残余还是显著的。
“以上事实也证明了苗族原来是个被征服的部落，进入奴隶主辖地后，整个部落都成为奴隶，因而在苗族社内是没有奴隶主，也没有地主和富农。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语言词汇里也可以窥见。苗语‘奴隶’一词，多半都与‘彝族’一词相连，即‘彝族奴隶’，这很显然说明奴隶是彝族社会所有的，苗族社会就没有。同样‘地主’一词，苗语多半也和‘彝族’或‘汉族’一词相连，即‘彝族地主’或‘汉族地主’，这也显然说明，地主是彝族社会或汉族社会所有的，苗族就没有，这种用语习惯一直到解放都是如此。”
2、威宁石门坎苗族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石门坎本来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苗族小村寨。后来，此地成为循道公会的传教、教育中心，名扬海内外。国外的邮件，只凭信封上“中国石门坎”几个字，便可寄达。
“石门坎是威宁西北与云南的昭通、彝良交界的一个边远小乡场，它的四周皆高山峻岭,前有蜿蜒数十里的野鹰梁子，后有云遮雾掩的薄刀岭和猴子岩，把个石门坎夹在中间，仰头只见一块不大的蓝天。从前，几十户苗家和少数汉族在半山腰结庐为寨,祖辈过着刀耕火种和没有文化的悲惨生活:吃饭没有碗筷，用自制的小木瓢在簸箕里舀吃，晚上点的是松明、蒿芝杆，盖的是‘烤火被’(夜睡柴火边，烤火当被子)，去昭通买盐巴要翻山越岭走七十里崎岖小道。”
“石门坎的苗族，属滇东北方言，俗称大花苗。约在宋、元时期迁到威宁。据有关史料考证，这支苗民迁徙到贵州后，先从比懦(今大方、黔西境内)迁到骚诺(今威宁境内)。按民间‘ 苗族搬到乌撒(今威宁)以三十几代’的推算，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其迁徙路线大致为:盐仓→新龙场→卡保河谷(今马踏乡)→石门坎。到了这里以后，他们祖祖辈辈就在这穷山恶水的环境中刀耕火种,繁衍生息。由于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发展比较缓慢，苗民生活极端贫困。长期以来，他们住的是叉叉房，吃的是洋芋、野果，文化落后，普遍好巫信鬼，尚有原始社会的痕迹，并深受当地彝族土目、土司和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终年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
（注释略）
——P125-129
Ma：从远方而来的苗民，在跋山涉水的不停地迁徙中，最终，大花苗迁到了威宁地区。相对于“文明人”来说，他们属于“野蛮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人身自由。故乡，早已忘却，此时此刻，在这个乌蒙大山里，就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地方。深山里的“野蛮人”也渴望那生命中的爱与温暖，渴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朋友能过得好。在为奴的日子里，他们无所动容，默默承受一切，仿佛人生而不平等一样，他们不会反抗，因为他们已经在几千里学会了顺从。他们顺从其他人的唾骂，说从其他人的鞭打，顺从自己悲惨的命运，顺从自己……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件事：苟且的活着。在这些卑微的身体里，殊不知也藏着滚滚似浪的民族情结，藏着浓浓的改变自己命运的热血。这个被上帝“丢弃”的孩子，是否，也能勇敢的站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