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个公开亮相的牧师
1842年2月24日，已年38岁的美国宣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异常兴奋，因为他多年梦想赴中国宣教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这个机会是伴随着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带来的。
这一天，他搭乘英国舰队的舰船进入厦门港，登上鼓浪屿。纵使这仅仅是一块弹丸之地，一个卫生和住宿条件随时会要人性命的小渔岛，雅裨理仍然感到非常满足，是的，他意识到自己施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作为第一个在闽南地区开展福音事工的宣教士，雅裨理的公开亮相，标志着古老的中国正在或被动或主动地敞开大门，迎接现代和未来，历史的开放进程正在摧枯拉朽般到来。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随着雅裨理牧师率先在鼓浪屿建立布道所，美国归正教中国差会随之成立，罗啻、波罗满、打马字、胡理敏、郁约翰、毕腓力、益和安等等美国归正会宣教士陆续来到厦门，以鼓浪屿这个小渔岛为宣教中心，展开对闽南地区的宣教工作。
1842年2月，美国归正教会派遣雅裨理（David Abeel）到厦传教
2. 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和厦门第一所女子学校
在近代中国的教会历史上，福音工作总是伴随着教育和医疗事工而展开的。
教会学校的成立，首要回应的就是广大农民不识字的问题，对一群无法自主阅读《圣经》的农民传讲福音道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在传统中国，女性的生存权都很难保证，能够识字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更别提有机会上学了。
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1847年，传教士们开始设立“读经班”，这便是教会学校的雏形。在马礼逊的努力下，《圣经》全文已经于1820年前被翻译成中文并秘密出版，尽管如此，“读经班”的工作成效仍然非常低下，于是，宣教士们开始设法将中文翻译成“罗马拼音字母”，由于罗马拼音字母发音与闽南当地方言很像，人们就学得很快，很快就能阅读了，这个教人识字的办法迅速传播开来。
1850年，美国归正会传教士打马字牧师(Rev. Talmage)在鼓浪屿第一次向中国人推广闽南话白话字教学，用厦门音白话字出版课本、圣诗、《圣经》等，帮助当地人拼音识字。这套用罗马拼音字母书写闽南方言的白话字系统，对日后中国汉语拼音的发展起着举足重轻的奠基作用。
可以说，打马字牧师的一生，以及他的妻子儿女们的生命都奉献给了厦门。留心观察，现今厦门高崎机场，还有打马字牧师的雕塑及事迹介绍。
厦门高崎机场打马字牧师雕塑，背后书架是一些福音书、传教士的传记等摆设。本文作者。
1870年，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寮仔后开办了当地的第一所正式的小学校，有正规学制，以及课程安排，教学方式完全是西式，与英美教育同频进行。
随之，专门针对女学生的女子学校也诞生了，现今位于田尾路14号的毓德女校就是传教士最早在厦门建立的女校，担任该校的第一任校长就是打马字牧师的二女儿马利亚•打马字姑娘，她为这所学校工作了一生，直到退休。
鼓浪屿上的毓德女校旧址
女校的教学内容主要以《圣经》为主，除了教读经和识字，女校还专门教授如地理、算术、缝纫、家务、体育等课程，这些教育举措当地人闻所未闻，在当时是无疑是大胆而具备颠覆性的。
历史照片：毓德女学生在上体操课
1898年，英国基督教公会韦玉振牧师的妻子韦爱莉，在鼓浪屿建立了一所中国最早的幼儿园——怀德幼儿园，入园学生大部分是4～6岁的基督教徒子女。
作为最早的幼儿园，学校采用福禄培尔和蒙台梭利的教育模式，发展儿童的感觉器官，学习数学、自然科学、语言文学、绘画、手工、唱歌及宗教教育等，其中，游戏及活动占主要地位，教材教具大部分从英国采购运输而来，教学老师主要由女传教士们担任。
鼓浪屿上的英国伦敦差会教士宅，上面是女传教士宿舍，因为大多数女传教士都终身未婚，所以又叫姑娘楼。
3. 教会学校的艰难发展
通过募款，买地建房，千辛万苦，学校终于都建立起来了。可是来读书的学生却很少，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常常就几个学生的学校还往往存在来了一两天就会逃跑的学生，为什么？怎么办？
原来，这些学生的父母不仅处于“人言可畏”的环境中，还忧虑学生的未来去向问题。
传统社会，一般贫寒的劳工阶层的孩子们不需要读书认字，早早跟人学习木工、瓦工等传统技能，熟练了就开始挣钱养家。而士人和商人等有地位和经济能力的家庭，家族办私塾兴办学校，让孩子走四书五经八股之路，才有机会晋升考官。
而传教士们办学，一方面耽误了孩子给家人充当劳动力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让孩子不能走传统的入仕之路，家长们自然瞧不上新学。
除此之外，如果送孩子进洋人办的学校，家长还会背上“投敌”“叛国”“洋奴”等羞辱的名声，这些因素都阻碍了教会学校的早期发展。
意识到这些问题，传教士们“另辟蹊径”，采取上学即补贴的方式来招收学生，不仅免收学费和膳食费，还额外给家长们发放“误工”补贴，这样来学校读书的孩子们就渐渐多起来了，特别是贫苦家庭的孩子们。当然，早期到教会学校读书的孩子们主要以当地基督徒为主，还有漳州、同安等地的学生。
例如林语堂和他的哥哥。兄弟俩的父亲就是受到传教士宣教工作的恩惠者。他们家地处漳州偏僻内陆，但由于其做乡村牧师的父亲知道闽南地区最好的学校就在厦门鼓浪屿，于是再远他都要送孩子们到鼓浪屿教会学校读书，希望他们受到最好的新式教育。
鼓浪屿上的林语堂故居，尚在修缮。
林巧稚，这位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出生在鼓浪屿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幼儿园、小学、中学均在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度过，最终成长为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终生未婚，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中国的妇产事业，被称为“万婴之母”。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1983年04月22日）
马约翰，迄今鼓浪屿上还有他的纪念馆。本就是孤儿的他，1900年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04年考入圣约翰大学，后留学归国，在清华负责体育部。他的体育精神能够很早就被发掘，跟教会学校最早开展体育课有紧密的联系。
鼓浪屿上的马约翰纪念馆
教会学校的发展，经历了门庭罗雀到黄金时代，亦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各种意识形态斗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教育权和教学内容的矛盾。
如教会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的“非基督教运动”一样，教学学校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
而在五四运动、非基运动、“德先生”“赛先生”“共产主义”等一系列思想浪潮的冲击下，民族认同以及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政府及民间对教会学校教育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
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教会所设中等学校请求立案办法》，规定“学科内容及教授方法，不得含有传教性质”。
这个规定文件无疑是惊天地动地雷的。
1922年，3月21日，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
“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由此，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对教会教育的声音，以及要求和收回教会学校管理权，远在中国南端的厦门也不例外。
我们知道，教育权和教学内容之间一定是紧密联系的。交出教育权，就意味着教学学校不再是教会学校，教学内容不能再包含学校里最重要的课程《圣经》。
因此，传教士们办的这些教会学校只能在坚持底线原则，即讲解《圣经》和继续礼拜的基础上，寻求最大限度的妥协，寻求官方注册，显然，他们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由此，教会学校的发展陷入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这些学校的创办之初心便是以福音根基为目的，如今面临去福音化的现实处境，传教士们对这样的世俗学校便不再有那么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如果不去福音化，学校也难以为继。
显然，这个双重矛盾是一个长期存在且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教育思想，也干系到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自由，人权等等。
在国民政府之下，如毓德女校这些为数众多的教会学校，有的选择妥协并向官方寻求注册，有的选择“改头换面”，让教会学校不再是正式学制的全日制学校而只是学习机构，然后继续努力生存……
这些学校经历了暴风骤雨，还是挺过来了。时间很快到了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
鼓浪屿上的教堂
4. 最后的岁月，最后的“解放”
1949年—1951年，对于传教士们而言，这是一段寒冬般难以忍受的煎熬岁月，是一段暗流涌动人心惶惶的日子。
起初，传教士们对内战后的时局是乐观的。例如美国归正公会代言人卜显理牧师，他在1949年6月21日写给国外宣教部的信中说到：“包括闽南圣道学校和福建协和大学在内的所有学校都度过了成功的一年。”他又写道，虽然他们时刻准备着迎接“解放者”的到来，“继续计划来年的工作。”
毕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政府，总不会不允许人传道不允许人信仰吧？
然而，随着一所所学校被“解放者”接管，一所所医院被迫交接，一个个传教士的居所强行被占有，一个个传教士们的中国朋友们被严厉审问盘查，从1842年到1951年，传教士们在中国109年的传教历史最终走向了尾声，这是一场不得不的无声告别。
在这109年里，他们经历了无数次动乱和危机，这些危机至少包含了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1927年至1929年北洋政府的政治骚乱，以及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的黑暗岁月，以及最近的国共内战……每一次都在艰难的时局中留了下来，继续他们的福音事业，但是，这一次，情形不一样了。
首先，当局规定牧师必须接受思想教育才能讲道。美国归正公会的华仁安姑娘对漳州当时的局势做了如下说明：
“所有牧师都要接受思想教育。上级领导要求他们在做礼拜之前必须就共产主义思想和原则进行15分钟的讨论，此外，在布道时不得提及或讨论某些话题。”
在此形势下，无数教堂被关闭，基督徒们只能在家聚会，且人数不能过多，否则就会面临危险。而宣教士们则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被架空，医生的不能再行医，教书的不能再教书，讲道的不能再讲道，甚至不能与中国人接触，见到他们的中国朋友只能“道路以目”，否则那些中国朋友就会遭遇问话和威胁。
此时的教会学校，则被政府全面接管。要求基督徒学生们不能再在学校内礼拜和唱诗歌，不能再阅读《圣经》……学生们“受到政府各类宣传机构的无神论教育”。
1951年8月18日，在纽约的国外宣道部收到美国归正会给益恩牧师发的电文：“胡天赐18日抵香港，我们全部解放，哈利路亚。”标志着美国归正会结束了在华109年的宣教史。
而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春，留在中国的外国基督教宣教士仅剩下不到一百位，而这个数字在1949年前有三千位以上。
接下来，又是一个新时代，传教士们撒下的种子，中国的基督徒们，又将经历怎样的血雨腥风呢？（本文来源：作者的微信公号“飞飞手记”，ID：tsf2015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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