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认为心灵自身是一个理性体系，所以哲学家必须通过一个意志行为使思想开始活动，实际上任何人都是如此，只是大多数人不去思考这种看似无聊的问题。或者，我们接受人的意志行为仅仅出于本能或其它方面带来的结果。
费希特认为哲学不是从事实开始，而是从活动开始。知识不是关于世界的观念，而是一个自我决定活的过程。知识不是财产，而是业绩。只有当我们能够在心中进行自由创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无法创造的，我们也就无法理解。因此，知识必然是以自我决定的活动作为基础，没有这种活动就没有感觉的世界、经验和思维，故这种思想活动就是我们一直寻找的基础原理。这种自我决定的活动是自由的，因此必然性就成了自由的产物。
费希特将自我作为哲学的基础，这里的“自我”并非个体的自我，而是纯粹的自我，是理智本身。纯粹自我在逻辑上先于个人自我，它是个人自我的逻辑基础。普遍自我是真正的实在，个体自我是普遍自我的显现。
自我在意识中出现，不是作为经验的客体，也不是作为现象的一环，而是作为自在的自我，是作为某种超越一切经验的真实事物。但这种意识并没有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自由的行为在我们自身中将它产生出来。每个人必须在自身中直接发现它，否则就永远无法认知它。这是一种理智的直观，尽管无法证明，正如试图向盲人解释颜色一样，但每一个将活动归于自身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诉诸于这种直观。用费希特的话就是“哪里有精神活动，哪里就有对这种直观的意识。”
在理智直观的活动中，理智直观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行为，当我们意识到人的职责或普遍目的时，这种普遍目的要求人成为自由人，这就人从自然的决定论中将自己解放出来，并拒绝成为因果链条中的一环，我们的生命就获得了价值和意义。因此对费希特来说：“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
费希特是一个绝对的唯心主义者，故他的整个思想含有非常重的伦理观色彩。他同意康德的道德法则意味着自由，他认为自然的自我受到了世界的限制，因此自由就意味着克服障碍，这个障碍意味着一个感性世界。
在康德的思想中，道德法则已经暗含了信仰。没有宗教信仰，道德法则没有意义。信仰是意志的决定，我有信仰的意志，所以道德良心就成了所有真理和信念的试金石。因此，人的使命就是履行职责，为实现最高的善而自愿有意识的工作，把目光专注于普遍的道德目的之上。人的良心命令他将自己从感官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物。
但人如果没有知识，他就无法摆脱自然决定论；没有知识，人也不能对自然有所作为。因此，人必须为了道德的目的而追求知识，而不是纯粹的好奇。人应该始终依据信念行动，而不是在威权的胁迫下行动。人也不能因为某物是我的目的所以我才如此行动，而是因为我应该如此行动。
费希特认为有必要让人接受教育以便唤起他的良心，如果没有教育的话，职责的呼声就不会发出来，职责的意义也不会被理解。费希特为德国提出的民族主义理想是服务于更高的人道主义思想，他认为良心的声音就是在上帝在我之中的声音。
简单地总结一下费希特的思想，他认为心灵自身是一个理性体系，故人可以有理性的直观，这种理性的直观实际上可以视为为道德法则提供原则。但人们很难发现它，因为个体的自我总是受到世界的限制，因此他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自我，这个自我既是理性本身，同时又内在于每个个体之内，因此人人都可以做到。教育要做的就使其系统化并成为做人的最基本原则，而这种知识一旦确立下来，不论是世界如何变化，人都不能改变这种追求至善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