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基督教之前的异教，还是基督教之后的异教，都是一个从开短除法计算历史事件的。他们的历史通常是把一个决定性的政治事件（例如罗马的建立或者一个革命性的新开端）作为后来事件的稳定基础，以它为开端。即便是犹太人，在计算机时间时，也是在着眼于一个末世的情况下从一个开端。即从创造世界出发的。基督教时间计算时特别的，它从一个时间实现时发生的中心事件出发计数。在犹太人哪里，决定的时间还在未来，对弥赛亚的期待把所有的时间划分为一个现在的时代和一个未来的时代。对于基督徒来说，救赎历史的分界线不是一个单纯的将来时（futurtum），而是一种现在完成时（Perfectum praesens）,是已经发生了的主的降临。鉴于这个中心的事件，实践即是向前计算的，也是向后计算的。基督诞生钱的历史年代递减，而基督诞生后的历史年代则根据一个终极时间递增。在这直线型的，但有时双重的时间图式之内，《圣经》所说的历史被理解为一个救赎的历史，它从许诺一直前进到实现，并以基督为中点。
在这关涉到一个中点的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愈演愈烈的虚构和演绎，它在唯一具有代表性的形象基督身上达到了其巅峰，吉它之后，是与日剧增第把重心时间扩展为一个全世界范围的信徒共同体，他们在季度之中并凭借基督生活，建立起犹太人与异教徒组成的教会（参见佩特森对《罗马书》的注释：《犹太人和异教徒组成的教会》）。与保罗救赎历史的阐述（拉3:6下；罗9-11章；5:12下）相联系，库尔曼（O.Cullmann）在这种意义上刻画了救恩计划，即拯救的历史救治（参见Okonomie，《新约中基督的王权和教会》）。
在这种救治的实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耶稣基督而出自上帝并归向上帝。把历史程序的这一图式规定为一个救赎历史的神学原则，是人违背上帝意志的罪和上帝拯救他堕落了的造物的意愿。从这一身血观点来看，历史的基本特征就是一个从背离向重新和解进发的运动，是为了通过一再重复的反抗和奉献活动在终结时达到开端而走过的唯一的大弯路。唯有人的罪和上帝的拯救意图才要求并且说明了历史的时间。如果没有原罪和最后的拯救，中间的时间将是不必要的。
这段中间时间，即全部历史，既不是一段空洞的时间，在它里面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也不是段繁忙的时间，在它里面一切都可能发生，而是从秕糠和甄别麦粒的关键性时间。这一时间稳定的内容由“上帝的感召和人的回应”这样一个命题的各种变种构成。把历史体验为“中间时间”，意味着生活于一种斗争之中，这一斗争的目标既不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理想，也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而是许诺了的救赎。
基督教断言，基督之前和基督之后的历史全部的和唯一的意义，是以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降临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断言实际上损伤了古代和近代常规的历史意识。对于一个像塞尔苏斯（Celsus）这样的古代哲学家来说，基督教的这种断言显得过于偏颇，因为它赋予一个由犹太人和基督徒组成的团体以宇宙性的意义（这样的团体其实不是唯一的，比如中国——编者）。对于一个像伏尔泰这样的现代哲学家而言，它同样也是不足的，因为它把一种救赎和启示的特殊历史与世俗的和普遍的文明历史剥离开来。无论是塞尔苏斯还是伏尔泰，都意识到了一种救赎历史的问题。因此，他们对救赎历史都有一种比那些自由派神学家更为“正常”的理解，后者用令人生疑的效力之“精神价值”去修饰社会历史和经济历史中的“冷库事实”，称事实与价值的这种现代混合为一种“基督教的”历史解释（奥利金《驳萨尔苏斯》）。一种基督教历史解释的可能性，既不在于对精神的价值的认识，也不在于对耶稣是一个世界历史性个体的洞见，以为许多个体都有过一种世界范围的影响，并冒充是救世主。基督教历史解释的命运与耶稣是基督的看法，即与上帝道成肉身密切相关。
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基督之前和基督之后的世俗事件，并不构成有意义的时间的一个连续序列，而是仅仅构成救赎历史的外在架构。它们是否重要，是根据它们对审判和拯救的可能意义来衡量的。因此，《旧约》和《新约》的历史旨趣有一个完全确定的界限，这都几张在少数人物和事件上，天意把这些任人物和事件与救赎历史，即唯一具有重要性的“历史”联系起来。（（参见米涅尔《信仰的眼睛》）
尽管有宗教历史和世俗历史这样的差异，无论是神学家还是世俗历史的历史学家都还一再努力，试图通过以宗教的方式解释政治的世界历史，或者是救赎历史服从与文明的历史，藉此来把握他们无法把握的东西。但是，他们失踪未能把一个归诸于另一个，并从而消除二者之间的差别。从信阳的立场出发，充其量能说救赎历史囊括了其他所有的历史，因为世界历史起源于堕落。（参见卡尔巴特《教会教义学》） 由于世俗的时间只是在罪与拯救的联系中发生的，所以，它们从来不是无安全世俗的，而是“在圣殿之外的”（pro-fan），是鉴于圣殿（fanum）和圣徒而可以为寓意的和类型学的解释所把握的。作为救赎历史的一种指示，世界历史是一种”比喻“，是隐秘地显而易见的。现代历史意识虽然摆脱了对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中心事件的基督教信仰，但它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前提和结论，即坚持过去时准备、将来时实现；这样，救赎历史就可以被还原为一种进步发展的无位格神学，在这种发展中，每一个目前的阶段都是历史准备的视线。由于转化为一种世俗的进步理论，救赎历史的图式就可以表现为自然的和可证明的。
基督教的历史观和时间观不是理论证明的可能对象，而是一件信仰事宜。只有借助信仰才能够“知道：极遥远的过去和极遥远的未来，最初的事物和最终的事物，都在作为救世主的耶稣基督里面相互联系起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最为历史学家，在历史上的耶稣里面发现上帝之子和第二亚当（参见克尔凯廓尔关于耶稣是一个象征的分析），在耶稣的教会的历史中发现所有真正的历史核心。不仅开端和终结的“神话”（参见多德《历史与福音》），而且还有《圣经》报道中的真正历史的东西，也都以启示信仰为前提条件，为的是能够指示审判和拯救（参见库尔曼《基督与时间》）。对于一个经验主义历史学家的自然理性来说，摄像我们的永恒救恩和对整个创造的拯救取决于2000多年前偶尔发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事件，是不可能的。
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历史和基督教教会的事件与其他事件相同，都是处在世俗事件进程的一个确定时期，但并不是救赎历史的，为一个中心事件作准备并实现这一事件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心事件的历史就像在福音中所报道的那样，到处都是以救赎历史自始至终不可分解的统一为前提的。耶稣基督的特殊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普世的救赎历史。如果现代的基督徒并不感到这一特殊事态的普世要求——即一个有时间规定的“一次”应该被看作是“永远”——是一种不可思议，那么这只能归咎于缺乏想象力，归咎于吧对基督的信仰与基督教宗教混为一谈，导致了混乱。
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救赎历史的启示性质并不是世俗历史的明显镜像，而是一种超世俗的光，着凉了人类无能的黑暗（参见尼布尔《今日新教的影响》）。沿着救赎历史的道路走，意味着避开重大事件的大道，无论它们是辉煌的，还是卑下的。它是一条做出断然放弃的狭窄小道，由于它贯穿世俗事件的众多道路，所以也赋予一些事件以意义。在世界历史的视角里，耶稣基督是一个新教派的建立者，以信仰的眼睛来看，耶稣是主基督，因而是整个事件的主任。世界历史的主任是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拿破仑、列宁、希特勒等，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王国的主人，指示就世界历史与审判和拯救相关而言，他才是世界历史的主人。世界的个别历史只是间接第属于孤傲而又普世的救赎历史，就其自身而言是无法与救赎历史相提并论的。只有作为上帝计划的背景和工作，《旧约》和《新约》中的各个帝国和世界是历史上个体才出现在《圣经》历史解释的视野中。
在可见的人物和事件背后，隐秘的权力作为原初的力量或者执政官（archontes），一步课件的方式发挥这作用。自基督以来，这些力量已经被征服被战胜，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强大的，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就不可见而言，历史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但就可见而言，历史始终还是那个历史，因为上帝的王国已经出现。但尽管如此，它仍然作为一个末世而遥遥无期。这种二重性在本质上适用于自基督以来的所有历史：时间已经实现，但是还没有完成。基督复活和重新降临之间的时间是最后的时间，是不可更改的，但是只要还在延续，它就是现今虽然隐秘的基督之国在所有历史的可知时间之外的时间。在这种历史中，一切尚未存在的东西都已经存在。由于这种实现的二重性，虔信的基督徒生活在现在和将来之间的极度紧张之中。他们已经有了信仰而且还在希望，他们为自己恐惧不安地等待而感到愉悦。
节选自《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德）卡尔洛维特著，李秋零、田薇译 ｜F.F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