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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唐说| 每个人 都是一面镜子

蒋效中 蒋唐说
By 蒋效中 蒋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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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映射出周边的镜像。


有时光明，有时黑暗；有时温暖，有时冷漠；有时美好，有时丑陋。
 
有人说，假如你光明，周边便不黑暗。
 
圣经说，光照进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黑暗，常常源自于我们人性的罪恶。
 
因为罪恶，我们仇恨，我们愤怒，我们为罪捆绑，不得自由。
 
1
 
但我依然期望，即便黑夜无边，天际仍可透出一丝光亮。
 
这光亮，透着温暖，也透着盼望。
 
如果你有怜悯，便能聆听到卑微无助的叹息；假如你有爱，便可触摸到悲伤者的孤独和痛苦。
 
这光亮，让我们在漆黑的夜里不会感到孤独，在漫漫长途中不会疲惫，在精疲力尽之时还有勇气呼喊，在痛苦无助时还能得到安慰。
 
在污浊得透不过气的时代，看到璀璨夺目的星斗，我们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们知道谁与我们通行。
 
2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那是1859年。而今已是2020年。
 
但跨越2020年，新年前后带给我们的，更多的不是温馨的记忆，而是令人绝望的凶杀。
 
圣诞节当天，民航医院杨医生被害。新年刚过，1月2日，西安第66中学又发生一起命案，55岁的值班女老师周某娟被该校高三学生李某某捅成重伤去世。
 
在一个急速发展的时代，什么让我们充满戾气，残酷无情，可以凶残地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
 
几年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今天已经变得日渐富裕的我们，何以变得如此愤怒？这愤怒有时让我们完全失去理智，沉侵在报复和杀戮的仇恨里不能自拔？
 
3
 
凶案的发生，是一个社会的悲剧。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短时间无法愈合的伤口。
 
我希望探讨悲剧背后的原因，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做为病人家属，我希望医护人员的安全得到保障，医疗环境能得到彻底改善，医疗制度能尽快调整。于是我写了《民航总医院杨医生被害案，谁酿成了这样的悲剧》，我同时谈到了台湾的医保制度。
 
出乎我的意料，文章发出不到半天，就因为多人投诉被删了。
 
在对凶手孙文斌一片声讨之时，有人开始关注患者的家庭情况，“中国新闻周刊”、“财经”杂志先后对患者家属进行了深入调查，公众看到了孙家子女的真实生活状态。和传言的背景深厚不同，患者只是一个农转非人员。
 
医生被害后，多方媒体发声，追索真相，求问缘由。我希望从一个患者角度的角度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于是我又写了《伤医案的背后病人的绝望》，对孙文斌行凶后各种媒体传播的信息进行了梳理，对编造患者家属不实信息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文章发出后，我受到连篇累牍的攻击，而来自医生群体的反应尤其让我吃惊。很多人指责我吃人血馒头，为凶手辩护，不体谅医生的辛苦。有人不断侮辱谩骂，甚至有基督徒医生使用诅咒性的语言攻击我。
 
令我诧异的是，当伤医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对伤医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批评编造不实之词抹黑患者家属的不良性为，怎么就和支持凶手画上了等号？怎么就成了不体谅医生，吃人血馒头？
 
在愤怒的大众群情汹涌之时，理性的讨论显得尤其困难。
 
以不实之词攻击伤害病人和家属，同样损害了医生的形象和声誉，
 
因为有人发起投诉，到了下午，第二篇文章很快也被封杀了。
 
4
 
很多人质疑我不分黑白，质疑杨医生的好口碑，为凶手辩护，挑拨双方的矛盾，拉仇恨，蹭热点，吃人血馒头。
 
我两篇文章确实没有像很多文章一样，将重点放在讨伐凶手上。在我看来，讨伐凶手，同情被害医生之后，更需要探讨这起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极力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这恰恰是当下思考和检讨的重点。
 
很多人简单地将问题症结归因于医保制度。我希望医疗界能做进一步的深层思考，在目前医保制度短时间无法改变的大背景下，如改进和努力，才能更好地保护医生，避免更多的暴力伤害。

我们是否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制止暴力伤医事件时尽快制定完善制度，而不是让医生个体在前面冲锋陷阵？
 
我不希望因为愤怒而对患者家属污名化，无端伤及凶手之外的患者和家属。悲伤之时，杨医生的家人需要爱与怜悯，患者和家属同样需要关爱。
 
有的人将凶案原因归结于凶手个人的残忍、偏执。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有利于公众情绪的宣泄和释放，但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在目前的体制下，医院的管理和衔接可以有能力做的更好，而不是将所有的问题和风险直接转嫁给身处急诊一线的杨医生。
 
体制之外，我谈到医德医风，作为病人家属，我提到了收红包，医生辱骂病人等医德问题，希望作为个体的医生重视这些问题。
 
很多人攻击我不了解医生的辛苦，在污蔑医生队伍。有人说回扣不涉及违法犯罪，收红包更不是普遍现象，不要进行群体攻击和抹黑。有人说对国内医生不满意，你可以挣钱出国啊！公立医院不满意，你可以去私立医院、莆田系医院啊！
 
我在文章里从来没有说收红包是普遍现象，更没有对医生群体进行评判。因为我见过医生收癌症病人家属红包，我感觉很不好，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我从不否认医护人员的辛苦。和医生打交道这么多年，我深知医生工作的艰辛。但我依然觉得，工作艰辛不能成为个别人行为不良的借口。
 
我更愿意相信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的意见，“大家一定要坚信，绝大多数患者是忍耐、理性的。杀医这样的严重事件毕竟是有偶然性的。其发生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某些患者的社会地位、性格，他们可能有暴力倾向，或者走投无路，豁出去了。”

5
 
医疗市场化后出现的问题，不可能由医院一方解决。正如教育市场化出现的问题，不可能由学校解决一样。医生和教师群体，都承受了很多本不应当自己承担的压力。
 
几年来，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屡屡被曝，高校声誉严重受损，教师的形象一落千丈。
 
因为学生举报，老师下岗的也不鲜见。中学老师被打，幼儿园老师被打被害的也有多起。
 
但我很少看到教师群体集体声讨，很少看到教育界的自媒体联合发声，要求维护教师权益。更多的时候，是社会公众舆论在主导。对于教育界的丑闻，很多高校教师、学者不仅没有护短，反而严厉抨击。
 
西安中学教师被害，已经过去两天。同样一条鲜活的生命，同样一个残忍的血案，舆论似乎很快遗忘了。
 
中学老师的压力之大，和很多行业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他们的收入，也未必能高到哪里去。西安第66中学周老师罹难的新闻，为何没有人集体站出来声援呢？
 
也许中学老师势单力薄，也许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孤立事件，也许有人觉得中学教师没有那么重要。
 
医生关乎生命，教师关乎学生的灵魂。周老师的被害，为何如此风轻云淡，波澜不惊，没有人为她大声疾呼呢？
 
6
 
1991年11月1日，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开枪射杀了3位教授（包括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和副校长安-柯莱瑞，以及卢刚的中国博士同学山林华后自杀身亡。一时间，卢刚事件震惊了美国。
 
11月14日，受害人安·柯莱瑞的3位兄弟以她的名义捐出一笔资金，宣布成立安·柯莱瑞博士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基金，用以安慰和促进外国学生的心智健康，减少人类悲剧的发生。
 
安·柯莱瑞的家人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致卢刚家人的信，以宽容的态度希望能分担彼此的哀伤。信中说：
 
“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记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也许我们很多人做不到安·柯莱瑞的家人那样的爱和宽容，但我希望我们能够放下仇恨，因为仇恨也同样伤害了我们，腐蚀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不得自由。

我一直记得南非总统曼德拉的那句名言：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

今天，我们需要有勇气面对真实的医患关系。

正如传教士创立中国现代医院的初衷，是爱与怜悯。同样，当下医患关系的改变，需要的不是暴力和仇恨，而是爱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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