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述：
田野采访时，恐怕最忌讳的就是对报导人之言论听之信之，不加以分辨就使用其作为论文的材料。
有次去到一个阿卯寨子，听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前辈谈论到王树德的一点故事，老前辈说王树德1936年离开石门坎后到了上海工作，然后参军了，因为在军队里“犯了错误”，所以被抓关起来，后来才释放了……
稍微了解王树德的人，一听这些话就知道是不对的。
田野中有些被大家所尊重的前辈，称为德高望重也不为过。但对这些被大家尊重的老前辈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语，当然也不能轻信。田野中的报导人，对于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部分都是可信且适合使用的，但是超出其自身经历之外的很多东西，其实可信度都大打折扣，需要仔细分辨。
我们自己尚且对五年前、十年前的事的回忆，都不免记不清某些关键信息了，你又怎么可能会认为一个人回忆几十年前的事能很清晰的给你描绘出来呢，尤其是那些不属于他的经历和年代的事。
这里刊载一份1947年王树德对自己被日本抓捕入狱的回忆文章，让我们能更加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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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英国Bible公会王树德在星期四于Metropole酒店举行的扶轮社会议上的完整讲话文稿：
1942年10月29日早晨六点半，我正要起床时，听到楼下有人说话，便打开卧室门去查看。令我大为惊讶的是，一群武装的日本人后面跟着一个法国j察正走上楼梯。我建议他们，显然这是我妻子的卧室，他们应该去隔壁的房间，那是我的书房。他们粗暴地命令我回到卧室并穿上衣服，因为有个指挥官想要审问我。从那一刻起，我就不被允许单独一人，甚至有一个日本j察跟着我同进洗漱的浴室。自然，我不被允许刮胡子。我一穿好衣服，就被带进了我的书房，在那里日本j察花了一个小时翻查我的文件、照片等，以及他们能拿到手的任何东西。我曾听说，无论日本j察有什么缺点，至少他们是诚实的。但来我家的那些日本j察绝不诚实，因为他们拿走了我为艰难的日子而准备的8000美元，而在那些日子里，美元可是真正的美元。不过，这是题外话。
当我一离开卧室进入书房，我的妻子就起床了。在我离开家之前，尽管警察们警惕着，她还是设法给一两个我的好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日本警察现在在家里。她还坚持让日本j察允许我吃一些面包和黄油，并喝掉家里所有的牛奶。我觉得这相当不错。一个装满文件的船舱式行李箱和一个手提箱，还有我自己，被放进了一辆汽车，并被带到了桥屋（Bridge House，笔者查阅了网络资料，据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日本占领上海后的宪兵队总部所在地，是一栋楼。后来宪兵队成为对付在沪外国人，抓捕那些反日的外国人。这些人则被带进桥屋进行专门关押，并会遭受折磨或拷打等）。
在桥屋，有人坐在桌子后面要求我交出手腕上的手表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这些东西被包裹起来并封好。然后有人告诉我跟着那个人。我跟着他走，不久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有些难闻气味的牢房前。牢房的前面和一侧都有铁栅栏，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型笼子，大约十五英尺乘十二英尺，外面有一个武装哨兵。他指着我的鞋子，我推断出我必须脱掉它们。我照做了。牢房的门随后被打开，我被推了进去。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经历！早上六点半，我在家里平静地像往常一样起床，到了九点半，我却坐在牢房的地板上，不知道我为何被囚禁。
——王树德，载《字林西报》1947年2月8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