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何处开始？
2. 信仰需要定位吗？宗派/非宗派的话题
3. 判断教会的状况，有标准吗？
4. 找不到合适的，那么.…改个宗？
5. 独一、神圣、大公、使徒
掐指一算，从我观看电影《耶稣受难记》信主到如今，已经12年有余了。在这十多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有好的，有坏的，有如意的，有不如意的，有舒展的，也有紧绷的。无论如何，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神使用了过去的岁月，在祂奥秘的护理中，使我和我的一家在真理和恩典上成长了许多。这是最感恩的事情。
在我作为属灵的初生婴儿的时候，我本能地想要找到一个信仰的群体，我知道有一个这样的群体叫做“教会”。虽然那时候我很不清楚这个群体是怎样的，他们惯常做一些怎样的事情，和我的信仰成长有怎样的关系，但是我读到圣经告诉我，教会很重要，我很难过一个与教会无关的基督徒生活。
但在那个时候，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只能透过网络找到公开的群体，即 Three-Self Churches。那时候，我对什么是 House Church 没有任何认识和概念，这在我的信仰经历中是一片空白。我对基督的身体实际上具有将近四万五千个宗派的情况（根据谷歌显示的最新结果）也完全一无所知。我所需要满足的是一种迫切的归属感。因着我知道我已经属于耶稣，而也想要立即属于他的子民的群体。这就好像你和一个人陷入热恋以后，你也很想要了解 TA 的朋友圈一样。
结合我自己信主的情况，和我所认识的许多基督徒的经历，我觉得一个人信主的经历可以大概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因着某种人生的突然的际遇和变故而信主；第二，因为有人传福音而接受信仰；第三；生在信仰群体当中“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父辈的传统；第四，因着自身的疑问和寻索而与耶稣相遇。无论是哪种情况，最后都会进入到一个可能需要某些纠结的阶段：我要如何认识和处理我个人的信仰和群体的关系呢？
我们时代的急剧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很大地加深了我们当代人的原子化和孤独感。基督徒也不能幸免。传统上按地域和地区划分而牧养的“教区模式”或者“牧区模式”很难再有效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所以，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都好像被突然地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左顾右盼，我们茫然无措。但好消息是，这仍然是天父的世界。他爱我们，时刻在用那双看不见的手呵护和带领着我们。
“找教会”是一趟属灵的旅程，也许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从哪里出发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在为我们筹划着前面未知的道路。也许，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最终能不能找到最适合我们的群体或地方，而是我们能否在这个一生的旅程中不断地认识和经历到他。
如上所述，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被“抛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了群体中的一员。在某些的环境和处境里，比如我们这儿，一个人并没有那么丰富的宗派选择空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被某个宗派或群体所选择的。某种意义上，这也确实是比较符合我们很习惯的“集体主义”的文化。
我个人在初信的时候曾经很认真的考虑过是否要改宗天主教。原因大概有几个，后面写到要不要“改个/革宗”的题目时会更详细地讲一讲。当时的考虑，总结起来可能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新教“没有传统”，天主教传统深厚；新教缺乏“灵修深度”，天主教这方面人才著作辈出；新教没有“使徒统绪/宗徒承继”（apostolic succession），天主教的主教统绪可以丝滑地追朔到使徒自己。综上，罗马完爆日内瓦，纽曼（John H. Newman）后人，咱走一个？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其实好像是一个关于信仰定位的问题。我必须要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长期的纠结。对于没有这方面纠结的基督徒来说，需要恭喜你，你是不太会给自己找太多不痛快的。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人，他们在信主以后，比较喜欢追问“我是谁？”和“我应该在哪里？”的问题。这一部分主要是写给这些朋友的。但是仅仅代表我的观点。在基本上度过改宗纠结期以后，我接受了 Reformed Presbyterian 的传统，还是非常 old school 的那种（不接受同性结合，不认同姐妹按牧，and you name it），所以我的观点是很难避免“狭隘偏执的宗派性”的，如果有朋友这样指摘和揶揄我，我大概率也不会反驳。
宗派的源起和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讲清楚的。宗派是否必须要存在于基督的身体中也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问题，就是说，“宗派性”是属于教会存在的本质层面的问题，还是在主再来之前某种很难避免的暂时现象，我觉得是可以谈论一下的。目前我能想到的一个比较合适的表述可能应该是：基督的教会存在于宗派之中，但是宗派本身不能等同于大公教会。
有人倾向于认为，约翰福音17章主的大祭司祷告是不包括基督徒在组织层面的合一的。这样的看法在过去很流行，特别是在不同宗派强势的年代。但是近代以来的新约学界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主耶稣对教会“合一”的看法，应该是很不可能排除掉组织的层面的。毕竟，一个在组织上没有任何和谐性和一致性的团体，我们怎么能轻易地断定他们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个群体呢？对宗派和无宗派的看法，大概也许有这样几种：宗派很重要；宗派不重要；无所谓，爱咋咋地。要命的是，对于一个初信的人来说，这每一派都有非常合理和全面的理由向你陈说。而我只能简单聊聊我的看法。非常简单粗暴。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在意自己的信仰定位和群体身份的人，然后你考察了几乎你能考察到的所有传统和群体，然后你选定了一个你相对最满意的归属，只要不是极端或异端，那么还是要恭喜你，因为你大概率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因为寻求信仰归属这事有点像相亲，如果不是生来就属于某个传统又一辈子留在其中的，那么就看一个“缘分”吧。但是也可能要记得，路德、教宗、牧首或加尔文都不能替我们上十字架。与其他的基督徒交流，言必称自己背景中诸多英雄的人，是比较乏味的。
如果你完全不在乎所在的群体是怎样的一种属灵的背景或风格，因为你几乎可以很好地适应任何风格，那么也要恭喜您，有可能你是抓住了福音本质的人，可以很丝滑地随时穿上和脱下“基督教的紧身衣”（Richard Lovelace 语，参《属灵生命的动力》），懂得区分本质和现象等不同层面事物的差异，总是能在表面的落差中抓住相同的精意，对于这样的朋友我愿称之为风格适应的高手，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是不多的，但总是有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彼此的相似和差异呢？相似性总是很容易接纳的，因为人生来就容易和自己相似的人相处，这很舒服，也不用冒任何不适的风险。但是在面对差异时总是容易抱有距离和敌意。可能我的建议如下：
首先，一个人深度地接纳和认同一个群体和传统，总是有他认为非常合理和充分的理由，在你没有足够这些理由之前，可能不要轻易地贬低和否定对方的选择。想象对方如果用类似的态度来对你，没有人会快乐和舒坦的。
其次，在正统的群体内部，需要稍微评估一下大家的偏好主要只是风格的选择，还是核心信念的冲突。举例言之，如果有人说“圣灵的工作是奥秘的，我们不能参透”，我仍然有信心称呼对方是我的弟兄和姐妹；但是如果有人说，“我正在代表圣灵向你说话，我要说的都是圣灵的话”，我会不敢再和对方来往的。
第三，在类似的问题上，也许宗派群体就显出其稳定和扎实的优势，因为关于这些容易产生争议的重要问题上，宗派信条和章程将其牢牢规定了，给我们的信仰带来某种深刻的稳定感和延续性。当然，如果有人倾向于认为这会使大家的信仰认识和表述失去活力，我也是很难反驳的。
最后，我不知道现在国内的群体是否正在经历一个“宗派化”的过程，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信仰上越来越成熟起来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会开始有意识地寻求自己的归属和定位。如果群体特质也是一种宗教审美的表达，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千姿百态的路径呢？
上文聊到选择教会时宗派或非宗派的话题，相关问题在写到下一部分讨论改宗的事情上会聊得更多和深一些，现在简单聊聊选择教会时的一些基本的判断底线。
简单来说，我会建议初信主的朋友在选择教会时考虑这几个方面：认信正统、文化健康、情感自然、包容敞开。简单解释一下每一个词的含义。
认信（Church Confessions）
信仰陈述是一个群体的根基。简言之，一个群体和其中每个个体的信仰，在规范的意义上，不是由这个群体的领袖或魅力人士规定的，而是被其正式的信仰陈述规定的，即认信。在宗派教会中，有具体的信条和要理问答。在非宗派教会中，大公信仰的公认底线（即判断正统和非正统的标准）是《使徒信经/宗徒信经》。
在特别认同历史性正统的延续的基础上，也许还应该加上《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和《迦克墩信经》，前者清楚规定了正统三位一体的教义，后者规定了基督神人二性的陈述（新教朋友如果不太喜欢称呼马利亚为“上帝之母”这个术语，可以替换为“生上帝者”或“诞神女”，即希腊文的theotokos；新教的朋友可能会对天主教和东正教对马利亚的敬礼感到某些迷惑，不过考虑到历史上的教会看重马利亚的身份是为了捍卫耶稣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对抗各种基督论的异端，所以我们或许不要太过强调这个次要差异为好）。
一个群体的信仰规范是被其信仰陈述所规定和约束的，认信规定了亲体信仰的底线和边界，因此很重要，但是，仅有信仰陈述并不足够。
文化（Spiritual Atmospheres）
教会文化可能是一种很“玄学”的东西。因为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当你没有谈论它的时候，它似乎无处不在；当你想要严肃地谈论它的时候，它似乎就无处可寻。很多时候，群体文化特质确实是一种无以言表的东西。但是，我试着提出几个关键词，来将抽象的教会文化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事物。
在健康的教会文化中，福音是具体可感受可经历的。换言之，你不仅在讲台上和教室里听到纯正的福音和正统的教义和解经，你也会预期在非常日常和平凡的教会生活的各个场景里切实地感受到福音。因为福音不仅存在于教会的讲授里，也真实地存在于肢体的交通之中。
在健康的教会文化中，大家不会经常做一些明显违背公理和常识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基督徒（包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人）在信主以后不知为什么就失去了很多基本的常识和判断力，做出了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是一个值得写专题的题目，特别是在国内的信仰环境下）。但是这是不正常的。信仰改变的不是我们的基本认知能力和判断力，而是我们看待许多日常事务的角度和方式。
在健康的教会文化中，大家不会轻易“捧杀”或“棒杀”某位同工或领袖。我国文化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就是谢天佑先生所谓“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他有本同名的书专门讲这个话题）。未被福音光照和转化的脆弱人格天然会倾向于隐藏在看似坚固的集体人格之下，在虚假的群体氛围和站队的安全感中寻求护佑和荫蔽。因此就会发生如勒庞所谓“乌合之众”的现象，即一群人的智力和判断力加起来的总和并没有比个体变得更高，而是更低。
成熟的教会文化总是会用相对平等和中庸的心态和格局，对待群体中的不同领袖或魅力人士，无论他们个人的魅力或影响力的大小。不成熟的群体总是会有某些明星人士出现。同理，如果在一个看重议会精神和合议制度的群体中出现了“主教”式的人物，那么实际上已经表现群体的精神和制度建构经历到阶段性失败。文化先于制度，福音先于事工，恩典先于功德。
在健康的教会文化中，大家会关注到平常不易被注意到的个体，因为教会生活的真意是爱具体的人远多过于爱抽象的“群体”。不成熟的群体总是喜欢谈论伟大事业多过于爱和关顾具体的个体，成熟的群体倾向于为满足个体的需要而转化空洞的群体性目标。
在健康的教会文化中，会产生出许多没有架子不会端着的领袖。如果不从尊容传道职分的角度而言，我确实会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一个领袖越是想让别人承认和无条件顺从他就越是内心虚弱的表现，因为对于真正活在福音的安慰和权威中的人，主自己自然会捍卫和确认赋予他的福音性权柄，而不是靠他自己的强权和操控去攫取。某种意义上，我做传道人的目标是让特别初次和我打交道的人不要马上识破我就是“教职人员”。我确实不想给他人某种莫名的“专业距离感”。
情感（Emotionally Healthy）
教会的文化土壤健康了，群体和其中个体的情感表现自然就健康了。但是需要列举一些教会文化不够健康的表现，以资甄别：
道德绑架。“我都这样做到了，所以你也应该做到；我都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要遵从主的命令，你也必须要这样做。”
情感操控。通过或明或暗的表示，让信徒在许多事情上选边站对，“揣摩上意”。凡事不讲道理，只讲关系；不论是非，只论资历；不究原因，只论传统。情感操控的最重要识别记号是利用不健康的罪疚感和负罪感来操控他人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被操控的人往往会经历到长期的 PTSD，缺乏必要的边界感。我的事就是所有人的事，所有人的事就是我的事。领袖家里的事就是全教会的事，信徒家里的事也是我的事。
中国人活得很累，中国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分不清楚哪些事是我分内要自己处理好的事，哪些事是需要群体决策和交付公论的事。我们许多人没有经历过议会精神和制度的熏陶，自然就很难“公私分明”。但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文化，是可以慢慢教会我们这个尺度的。
健康教会中的信徒往往是健康的，体现在大家都有必要的边界感、做人做事的尺度、分得清公私不同领域和范畴的事情，不容易被道德和情感绑架，不容易被操控，不容易 PTSD。成为健康的教会成员的总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情感和关系上正常自在的人而已。（这个话题我推荐各位听听 Eddy 哥在《信仰与学术》公号上做的专题讲座：属灵虐待与宗教创伤。）
包容（Necessary Tolerance）
健康的群体一定是一个在正统范围内多元和包容的群体。无条件接纳所有信仰立场的群体不一定是健康的，但是健康的群体总是不会特别声称唯有自己是正统的。“正统”这个词，及其所代表的内涵，在宗教改革后的教会历史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光谱和范围，而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标签。健康范围内的多样性会不断促进群体的活力和生长，而非为着某个次要目标而刻意高举的排他和独裁。大贤罗素曾云：“须知参差多态乃为幸福本源。”当然，作为很认真的基督徒的我们，可以在这句话的结尾添上：“但唯有三一上帝乃是参差多态的本源。”
综上，找教会可能是一个技术活儿，也是心灵的旅程。我们应该对那些对一上来就要满足“委身教会”之要求而抱有某些疑虑和保留的朋友们多一些耐心和理解，因为在一个人没有基本搞懂什么是正常的教会之前，就迫切地要求其托付自己的心灵和生活给某个群体，乃是有些残酷和反智的事情。祝您“找教会”愉快。
接着聊聊特别困扰某些新教朋友的到底要不要改宗的问题。我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里面说过，我在初信时曾经非常严肃地考虑过是否要改宗天主教。当时的考虑如下：
第一，按很多人认真的看法，新教“没有传统”，而天主教传统深厚，直追基督和使徒；第二，新教在组织上是“断代的”，但是天主教拥有完整的使徒统绪（东正教的朋友先别急）。所以如果我要投靠一个靠谱的组织，那么需要是“根红苗正”的才好；第三，新教的“灵修传统”被天主教完爆（东正教的朋友还是别急）；第四，我曾经钦佩的一些牧者和学者纷纷投入罗马的怀抱（后面会讲到）。
这些事情让我当时非常困扰。我一方面觉得天主教似乎真是好，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似乎已经是“新教徒”了，就这样还没完全搞清楚事情之前就跑到人家的地方去，是不是不太礼貌捏？
后来我还真的有一次机会可以和一位真正的神父/司铎（还是属于”忠贞教会的”，根红苗正）摆龙门阵，向他咨询一下怎么看改宗的事情。他先问我是哪宗哪派的，我说，小弟是改革宗的。他说，哎呀，改革宗我晓得，加尔文嘛，写《基督教要义》的那个。我说，对头对头。他接到说，你们新教啊，就是领不到真正的圣体咯！马丁·路德遭教会绝罚了，他后来办的圣事都是无效的，因为他没得真正的司铎职了。我说，好嘛，好嘛……（以前读过的教会历史的内容在我脑海中快速地闪过……）。
然后呢？然后就没得然后了。神父很忙，要赶到下一场弥撒，教友在旁边不停地催促，我说，您先忙，您先忙，有空再交流。后来也没有再怎么交流过了。到后来我才听到一个说法是，梵二会议之后罗马那边已经不再非常鼓励新教徒改宗了，因为按照梵二文件的正式表述，新教的诸宗派都是我们“分离的弟兄”嘛！你看罗马的这个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东正教的朋友您还是先别急）。
好，龙门阵摆完了，开始聊聊正经的。其实那次和神父交流过以后，我还是纠结了好一阵子。我想天主教不容易去，那咱就找一个高派礼仪的圣公会可好（high church）？后来圣公会也实在找不到，那咱退而求其次，找一个有丰富礼仪和圣礼传统的路德教会可好？（路德会的朋友也别急。）结果后来路德教会也找不到，好好好，加尔文我来了。这时候可能有一位东正教的朋友跳出来喊着说，喂，还是考虑一哈我们正教噻？我，嗯……我可能还是属于拉丁传统的一位教友吧，虽然我对加帕多家三教父的神学也很是敬仰…..
读了加尔文以后，躁动的改宗的心似乎慢慢平复了下来。我现在想起来到底加尔文老师是哪点让我放弃了回归“古教会”的执念喃？其实我也说不好是有哪一点具体的东西。可能总结起来是这么一个观点吧：实际上我确实也可以在新教阵营内欢欢欢喜地做一名大公教会的基督徒。所以我后来很欢喜地读到《重拾教父传统》这本书的结论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想法。想象同一个普世大公教会的三大分支：公教大公教会、正教大公教会、新教大公教会。无论你属于其中哪个阵营，只要你认信普世大公的信经和圣经的权威，以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你就是我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别人内心的想法和纠结，所以不敢轻易下结论说，一个人想要改宗就一定是出于如何如何的原因。但是我这些年结合我自己的思考和阅读，我觉得不得不改宗的原因，可能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1. 传统。无论我们从自身的背景，给教会传统下一个怎样的定义，我们都确实需要承认，信仰传承和传统，对于一个群体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在新教圈子或保守福音派以外有一个笑话，大意是说很多新教徒真心相信基督的真教会是从马丁路德改教开始的。那么，一个很合理的推论就是，在路德出现之前将近15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公教会实际上等同于薛定谔的猫。无论她在不在那里，都和我们无关。
其实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赋予一个群体稳固的身份感。有不少改宗的新教徒的自述里都曾提到过，他们之所以必须要改宗，是因为他们之前的新教宗派很难给他们一个清楚和稳固的身份归属。他们很难有深刻的归属感。但人生来是需要归属感的存有。“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信仰。”（耶罗斯拉夫·帕利坎）
2. 组织。无论我们对教会合一的本质和形式持怎样的看法，或者对宗派的形式在普世教会的合一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都绕不开一个很有趣也比较让人抓狂的问题：到底主耶稣是否希望甚至吩咐我们要在组织上合一？一个在组织关系上四分五裂的教会要如何有效地说服世人实际上他们信靠和事奉的是同一位上帝和同一位救主？难道我们真地可以很丝滑地把信仰的本质和组织的混乱两者完全分割开吗？
大公教会在1千多年的时间里面（直到主后1054年东西方教会才正式在组织层面分裂）在组织上是一个整体，这样一个历史性事实对我们今天特别是新教徒来说有怎样的启发和思考呢？我已经听过不少改宗的人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我去公教和正教，他们的教宗和牧首用手指数都数得过来。但是新教里面到处都是“小教宗”，贵圈真乱，我先不跟大家玩了。
3. 圣事/圣礼。我先说清楚，我确实认为改教后的几大主流新教对圣事或圣礼的看法都不是象征主义的，他们多少都会相信和认定：在教会合法举行圣事/圣礼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很难解释的奥秘之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基督确实以某种我们理性和感受测不透的方式，进入到我们心中，进入我们的全人，靠着圣灵/圣神使我们与他进入奥秘的联合。我确实相信这是大公教会自古以来对圣事/圣礼之性质和功用的正统看法。
对于从完全象征主义从解释圣事的传统，似乎确实是从慈运理开始的，然后被“激进改教运动”所继承了。好了，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场面越来越混乱。很多人开始逐渐厌烦和屏蔽关于圣礼的争议，因为这样的事情还曾经搞死过许多人。好好好，从此以后大家爱咋咋地。反正你自己舒服就好。
4. 圣职/神职。这个问题更复杂，三言两语怕是说不清楚了。我先不谈历史上大公教会对圣职的性质和功用的看法，以及圣职对教会的合法构成扮演怎样的角色（教父西普里安说：“主教在哪里，教会就在那里。”）我只谈近些年对新约解释的一个经历到一些发展的想法。以前我深受福音派释经哲学的影响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把福音书里面耶稣对门徒说的话都直接贴到自己身上，或者所有基督徒身上，门徒就是很自然地代表所有基督徒。但是当我有机会深入思考马太福音16章耶稣称彼得/伯多禄为“磐石”（两者希腊文为同一个词），并且他要在“这磐石上”建立他的教会，以及其他相关的那些耶稣似乎确实赐给了使徒群体某些特别不同与其他基督徒的权柄或恩赐的经文时，我开始怀疑我以前的解释是否有足够站得住脚的理由。
如果事实上大公教会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领袖群体，而这个领袖群体在维护正统和驳斥错谬上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参新约书信），那么他们的后人在某种程度上以使徒职分的某种延续和继承来作为判断正统和非正统的一个标志，是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观念呢？试想，在同一个地区和不同地区同时冒出了许多都自称为“教会”的群体，又声称相信同一本圣经时，我该如何快速有效地甄别这些群体的正统性呢？（所以蔡丽贞博士在《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里面提出早期教会鉴别正统的三大要素是信经、正典和圣职，即持守正统信仰的主教们的团契和会议，确实如此。）
5. 教父传统对正统教会发展的影响。这个话题太大，改天有心情开专题吧。就此打住。
以上问题在历史神学的研究圈子里可以算是“火药桶”，几大阵营的最聪明的学者们吵了几百年，至今仍未分出胜负，江湖上仍然不时传出腥风血雨的喊叫声。称呼“新教异端”者有之，称呼“天主教徒都不得救”者有之，称呼“东正教徒敬礼圣像都是拜偶像”者有之。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我在这里也没有啥子现成的、热络的答案可以直接端给大家，所以各位只当看个热闹，如果本文读后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身边改宗的朋友，就算达成目标了。
如果你还有兴趣继续了解这个话题，推荐一点延伸的资源：
史考特·韩 / 金柏莉·韩，《甜蜜的家，罗马》，河北信德书屋，1998。（美国长老会双博士学霸改宗自述，韩夫妇当年的改宗引起过长老会圈子的地震。）
D. H. 威廉姆斯，《重拾教父传统》，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新教教会史学者对教父传统的扎实研究，特别推荐新教朋友读读，我的教父传统启蒙书。）
罗伯特•路易斯•威尔肯，《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寻求上帝的面》，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前新教历史学者的扎实研究，作者中年改宗罗马，身体力行自己的研究成果。）
在我读过的译著里，把大公传统和宗派问题（不包括正教和新教的关系）阐述的最好的，是纽毕真（Leslie Newbigin）的《上帝家里的人》（The Household of God）。可惜这书现在应该不好找了。
如果你能读英文，英美改革宗圈子里能找到的最重要文本，可能是John W. Nevin（尼温）的 On the Catholicity of the Church。这位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说。这样讲好了，他是19世纪老普林斯顿神学家查理·贺智（Charles Hodge）最聪明的学生，曾经顶替他老师的教职，后改宗德国改革宗教会（German Reformed Church），与教会史大师沙夫（Philipp Schaff）并称为“麦西斯堡神学”（Mercersburg Theology）的代表。他还有一本专论改革宗圣餐观正统的名著 The Mystical Presence: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Reformed Church on the Lord’s Supper。
本系列最后一部分。从著名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对教会的定义以及 Dr. Zha 的“混现代”理论来聊聊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在“找教会”的复杂问题上继往开来。
上一部分关于改宗的短文发布以后，有朋友提到提到也应该举一举从罗马改宗到新教的例子，以资讨论的平衡。这方面还真的有两份不错的文献可供参考：
祈理魁 (Charles Chiniquy)，《祈理魁神父传：近代天主教改革勇士》（Fifty (50) Years in the “Church” of Rome: The Conversion of a Priest），吴主光译，香港角声，1998。（作者是19世纪加拿大著名的从天主教改宗到新教长老会的前神父，生于正统天主教徒家庭，在罗马教会中待了50年，其后的40年在新教度过。考虑到作者的背景和经历，其陈述应当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和参考价值。书中对天主教某些极具争议的教义有深入探讨和从圣经出发的驳斥，比如“炼狱说”和“马利亚无原罪成胎和升天说”。中译为节译本，完整的原著网上有。）
哈特（D. G. Hart），《仍然竭力争辩：为何宗教改革仍然重要》（Still Protesting: Why the Reformation Matters），乔兰山以妲译，改革宗翻译社，2019。该书作者为著名新教长老会教会史学者，中译本提供公版电子书免费下载。
《尼西亚信经》对教会有一个著名的定义：独一、神圣、大公、使徒。我敬爱的 Dr. Zha 对当代中国社会也有一个非著名定义，即今天的 China 既不完全是前现代，也不完全是现代，也不完全是后现代，而是“混现代”。这个“混”字深得我心。想象一片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一个无可名状的对真光的向往游荡在其上。我觉得可能再没有比这个字更适合用来形容当代中国的“教会市场”。我们就尝试从一片混沌的雾气中，才重新诠释尼西亚的四个关键词吧。
在聊到具体的寻觅属灵归宿的话题之前，可能需要花点时间讲讲历史上的建制性教会的生成过程，以及其受到过怎样的时代和文化的影响。
简单来说，大部分教会历史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君士坦丁的归信，对基督教的合法化和国教化，及其后的多代皇帝对此传统的坚守，都急剧地促使那个原本草根和边缘的福音信仰，一跃而成在帝国内炙手可热的宗教（到主后4世纪晚期迪奥多西皇帝的时期，如果没有基督徒的身份，可能连当公务员都难）。所以教会历史基本上成了一个“咱家在中央有人”的故事。后面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就是事实上的“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形成。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被宽泛意义上的基督宗教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广泛和深度影响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实体。为什么那么多“保守人士”非常痛恨宗教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改教运动实际上终结了基督教王国在欧洲的命运。如果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愿建天国在人间”的雄心壮志。无数悲剧就从其中而出。我们可以在此想象，基督教王国可以等同于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说到的那个国度吗？把人的国度和上帝的国等同起来会有怎样的结果？人真地可以建立上帝的国吗？
独一（One）
基督教王国的传统，成为了教会史上的一笔极其复杂的属灵和文化遗产。对大公教会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个话题太复杂，在此不表。我只想说，这个传统对当时的普世教会的信经的制定，也带来了复杂的影响。比如这里的“独一”，到底是指的信仰的合一呢，还是组织的统一呢？没人说得清楚。
有时候，过度的组织化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正统组织在越来越坚固和官僚化以后，就会难以避免开始对非主流群体的压迫和戕害。一如早期中世纪罗马方面对小部分边缘教派的追迫，以及改教以后罗马和一些新教主流群体对所谓“激进改教群体”的人道灭绝。一群有上帝形象的人以神圣信仰的名义对另一群同样有上帝形象的人做出灭绝人性的事情，仅仅因为对方是所谓的“异端”，而按照古教会的“传统”，异端是丝毫不值得同情的，统统都需要灭绝而后快。某种意义上，没有宗教改革，其实也就没有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
基督的教会是独一的，世上只有一个属于祂的教会。但是，基督的教会并不能被宗派和组织所规限和束缚，哪里有跟随基督的人，那里就有祂的教会。
神圣（Holy）
教会充满了罪人。如果没有罪人，教会就不能成为教会了。教会既是被圣灵分别为圣的，又是属于这世界的一部分。教会既是超越时空的，又是局限于时空之内的。教会既是圣洁的，又是污秽的。“教会悖论”的唯一解决之路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每次去教会，心中对自己说，我将要面对一群罪人，一群罪人将要面对一个罪人。我们的生命享有同样浓烈乌黑的罪，但有同样明亮耀眼的光在这乌黑的背后闪耀。
大公（Catholic）
宗派主义不能描述教会的大公性，因为宗派主义在根本上和大公性这个词是矛盾和抵触的。基督的教会生存于宗派之中，但宗派不能等同于基督的教会。某种意义上，在主再来之前，如果全世界所有跟随基督的群体和个人，还没有达到在每一个方面和程度的完全的合一和彼此的交融，我们就仍然是残缺的。我们仍在呻吟，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使徒（Apostolic）
凡是圣父的，就都是圣子的。凡是圣子的，就都是使徒的。凡是使徒的，就都是教会的。凡是教会的，就都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缺乏使徒信仰的使徒性组织是不完整的，缺乏使徒性组织的使徒信仰群体是仍待成熟的。凡是忠于基督福音的就都是使徒的，也是独一、神圣和大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