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思想史（二）：景教消亡的秘密

（本文作者王文锋参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没有结合

2、本色化与特色化没有共进

景教为何会在中国消亡，一度成为众多人士关注的焦点。从历史现象上看，景教的灭亡缘于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一场“会昌灭佛”运动——受牵连的景教遭受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如果从更深层的角度寻找根源，我们不禁会思考，为何已存留长达二个世纪并一度“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教会突然间被连根拔起。这个问题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一个受唐朝皇室尊崇二百多年的宗教竟无法承受只持续一年多的冲击。而且，明明佛教是取缔对象，为何最后消亡的是景教。

无疑，探究这个“中国基督教最早教案”的话题可以有众多的切入点，如外部的政治、文化处境及内部的传教策略和组织模式。在这里，想从思想层面加以思考，即景教的最终消亡与其传教理念和传播精神有什么直接关系？具体要从“上层与下层”、“本色与特色”二个层面思考景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以探究其兴衰的个中因素。

1、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没有结合

“下层与下层的结合”的话题体现的是政教关系问题，而“本色与特色的平衡”的话题体现的是信仰与文化如何互动和相处的问题。或者说前者是如何处理政治问题，后者是如何协调文化问题。具体而言，笔者不同于过往单方面的一些结论，比如景教在政治层面过于“上层化”，或者在文化层面过于“本色化”（采用众多佛道概念和词汇）。笔者认为，景教一开始采取“上层路线”是没错的。如果能设身处地去理解（宣教学角度，非护教学角度），就当时的现实处境而言，似乎是必有之路。毕竟景教是源自遥远的西亚，在“人生地不熟”的初创阶段不可避免要与统治当局及本土文化做密切的对接，这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权宜之计，而应是初始阶段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和方法。纵观基督教入华的数次历程（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温教、明朝天主教、晚清新教），似乎都有类似经历。我们首先必须要从宣教学角度去思考景教的策略问题，而不应该从护教学角度。因为护教学是静态的问题，宣教学是动态的问题。因此景教问题首先是宣教学问题，首先重点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异文化、跨文化所带来的张力问题，而不仅仅是护教学所要关注的如何坚持立场问题。

当然，“上层路线”具有极高的政治风险，其境况可能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作为外来宗教，在异国他乡初创时期采取“上层路线”似乎别无选择。事实上，景教的“上层路线”还是取得不错的果效，按《景教碑》记载，在唐太宗至唐德宗的150年间，景教在政治高层眼里大多是受欢迎的。其中阿罗本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来华时不仅受到宰相房玄龄的迎接，翌年还受到唐太宗下诏书赞誉。之后景教更是受到历代唐朝皇帝的扶持和协助，如唐太宗特批盖“波斯寺”（大秦寺）、唐玄宗邀请景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唐代宗特别庆祝“圣诞节”、唐德宗特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示纪念等（具体情况可看附录《景教碑》译文）。

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层路线”的打通本是要为顺利推进“下层路线”铺平道路，就是说打通政治“上层路线”的最终目的是要更好推动“下层路线”的福音普及工作。但景教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够到位，因为当公元845年发生“会昌灭佛”事件后，景教基本就一蹶不振。诚然，“会昌灭佛”的力度的确很大（佛教也受到沉重打击），但作为已传播210年的景教在期间竟如此不堪一击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当然，期间摩尼教也受到毁灭性冲击，但摩尼教至少仍然以秘密宗教得以部分存留。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景教如此不堪一击，显然缺乏“群众基础”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至少与受到几任唐皇扶持的“上层路线”相比，景教的“下层路线”就逊色不少。按《唐会要》卷四七《毁佛寺制》记载：“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染中华之风。”就是说“会昌灭佛”时受冲击的景教和祆教（波斯另一宗教）合计有神职人员三千左右，按此估算景教的神职人员至少有上千人了。如按这种比率，当时的景教寺庙应该有数百座才对，而景教徒至少也应该有数万人。如果这种状况属实的话，那《景教碑》所言的“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应该不算夸张。但事实上，史料却根本无法提供当时景教具有如此普及的规模。就是说，就算“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以及已达上千规模的神职人员都是事实，其也只是体现景教“上层路线”的“政绩”，根本没有相应的基层信众作为基础。而且从《景教碑》上的景教徒姓名来看，几乎清一色为叙利亚人，这种局面似乎显示其时并没有多少中国人接受景教，至少说明景教并没有在中国人中形成庞大的群体。我们不能说景教没有开展基层百姓的福音普及工作，只能说景教活动的重点仍停留在“官方层面”。反过来说，景教所收获的复兴景象也多与历代“皇恩浩大”有关。不难想象，假如当时的基层景教徒已有数十万，可能结果会不一样，至少不应该就此绝迹。景教基层信众的不足完全可以在唐朝宰相舒元舆（唐文宗年间）所作《重岩寺碑序》里清晰显示过，舒氏在言及摩尼、大秦、火祆三教时说过：“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该段文字清楚显示了当时在基层信众方面景教连同摩尼教、火祆教还不如佛教一个零头，这便是“会昌灭佛”所带来的沉痛教训，就是说景教输在信众基数上。因为明明要灭的佛教可以死灰复燃，而只是附带牵连的景教却一蹶不振。其根本原因就是佛教群体于当时已茂盛如树，就算被截断几枝，余枝仍然可以存活，而景教却孤立如柱，当被截断尾端时，其局面必然导致全然倒塌。

当然，这样说，也绝不是要否定景教所采取的“上层化”路线。有些人一度认为景教一开始就应该要先采取“下层路线”，这显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环境而言，这显然不切实际。尽管唐代实施开放政策，但要想于开创期在基层广泛推动福音事业，显然需要其时官方的政策许可，否则一旦发生教民冲突和张力，传教事业随时可能会被终止。

因此，从政治层面而言，景教的不足之处，不是在于其过于“上层化”，而是忽略了“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的结合，或者说在取得“上层路线”的机遇时没有积极推进“下层路线”的普及，也就是说没有把“上层路线”的契机转化为推动“下层路线”的时机。套用晚清的术语便是，景教只强调“李提摩太模式”却忽视了“戴德生模式”。鉴于此，笔者认为景教在政治层面的失败在于，其并没有把在“上层路线”方面所取得的优势逐步转化为“下层路线”中的发展契机。很显然缺乏“下层路线”的信众基础，“上层路线”的优势就会显得空洞，因为一旦发生政治事件，就可能会面临连根拔起的风险。景教的问题就在此，当“会昌灭佛”导致“上层路线”面临穷途末路时，由于缺乏“下层路线”广泛的信众基础，就容易导致全面崩盘。因此，景教的现象其实就是“上层路线”所体现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典型例证。

（作者参观西安市周至县的大秦寺）

2、本色化与特色化没有共进

同在政治层面景教先走“上层路线”的选择一样，在文化层面先选择“本色化”的道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当时的处境而言，唐代是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时期，因此景教刚开始就在教理阐释、传播方式、教制建构方面难免会采取尽可能“本色化”的策略。今天我们或许很诧异景教为何会大量采取传统文化的名称和概念，如把教堂称为“寺”，把教士称为“僧”，把主教称为“法王”，把上帝称为“天尊”。事实上，这并无不妥之处，反而是明智之举。且不说当时需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就算目前最普遍使用的新教和合本《圣经》也时常采用传统术语，如“上帝”一词源自儒家，如“道”字源自道家，如“作孽”一词源自佛家。因此，问题不在于景教采用的本色化有不妥之处，而是景教并没有与此同时深化自身信仰的特色化。

之所以说景教没有深化信仰的特色化，其重要原因在于其并没有像佛教那样重视经典的翻译工作。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的成熟概括为三个阶段：大量译经、形成学派、创立宗派，那么首先应该要重视的便是译经工作。在这里，我们不妨把佛教与景教同时入华的前二百年左右的译经情况做一下比较。比如在同样初入中国的一二百年里，光佛教的安世高（2世纪期间）和支娄迦谶（2世纪期间）二位外籍僧人翻译的佛经超过景教所有僧人翻译的景经。按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记载，在安世高居住中国的30年间，大概翻译小乘佛经35种，41卷；支娄迦谶也译有近30卷大乘佛经。之后的一些僧人更是青出于蓝，其中支谦（3世纪期间）就译有88部118卷，像竺法护（229-306）更是译出多达200来部400来卷。

而据文献记载，唐代景教对经典翻译的重视程度就远不如佛教，如敦煌景教文献《尊经》所言：“大秦本教经五百卅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卅部，余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由该段文字显示，在景教一百多年的传播时间里对经典翻译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佛教，翻译的经书仅数十部，众多原典经书搁浅在库房里无法译出。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发现景教的全译本《圣经》或比较整全的《圣经》单卷，这于已传播210年之久的景教历史而言，显然有缺欠之处。

就目前所掌握的景教文献而言，仅有八部文典存留。分别是于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发现于西安城西崇仁寺附近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及 于1908年至1949年间先后发现的其它七部经文和颂文。而且其中有近一半文献还有真伪的争议。依据这八部文典的成碑时间、次序、字数、性质等特点，笔者把它列表如下：

很显然，经典翻译工作的滞后大大阻碍了景教的发展势头，通常而言，经典是信仰最根本的基础，经典的复兴就意味着教理体系、神学思想、信仰诠释拥有深化的基础和空间。此外，译经工作的一个重要果效便是会大大影响本土知识分子对教理的认知，尤其是会推动本土信众和神职人员的兴起。比如佛教在初入中土的两汉和魏晋时也一度被当作神道术士看待，其时就如景教在初入中土的唐朝被当作波斯胡教一样。但借着译经和释经工作的不断增多和增强，本土知识分子与佛教的关系便逐渐在强化，直至魏晋后，随着严佛调、朱士行、道安、支遁、慧远、僧肇等本土人士加入译经和研经后，佛教在中国的面貌便发生根本的转变，即开始由被动的接触转变为主动的接受。而景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事实上景教初入中国要比佛教更为有利，因为景教在政治层面受到的待遇要比佛教更为通畅。因此其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像佛教那样通过广泛的译经、释经和研经计划来培育本土的神职人员，因为缺乏本土的牧者队伍，那么景教在推动神学深入化和福音普及化方面就自然缺乏中介转化的重要桥梁。

这其中所造成的重大缺失就是没有扩大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和联系。纵观景教传播的二百年历史，始终没有出现本土的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归信，这很显然跟景教没有深化自己信仰的特色化有关，即没有借着广泛的译经、释经和研经工作打通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走向，无疑知识分子即“士”这一阶层始终是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因为“士”这一阶层历来有担当天下兴亡的责任，如范仲淹所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此，从一定程度来说，得“士”者即得天下，失“士”者即失天下。

纵观中国历史所经历的四次“灭佛”事件，即“三武一宗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之所以，每次都会春风吹又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信众基数大和佛经普及广，这一“量”和一“质”成为佛教在历次教难中屹立不到的重要保证。而景教恰恰反过来，信众基数小和景经普及弱则导致后劲不足和根源不深。从这个层面而言，景教的兴衰所带给后世基督教宣教事工最大的教训便是，一定要寻求上层与下层的结合，上层的打通是为下层的普及做准备，不能主次颠倒，同时在寻求信众普及的过程中，一定要同时大力推动译经、释经及研经的深化和普及，尤其是重视对当地人的栽培和提拔，以推动当地知识分子对信仰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在对照《景教碑》原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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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王文锋译，仅供参考）  

大秦寺景教徒景净讲述

永恒不变的存在乃真正平静，其在万有之先而无起源，宇宙飘然，其在万有之后而深奥无终。渊面黑暗的空境被移动后而分为天地，随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而昼夜分明。万物被造成，人类始祖被造立。同时又赐予始祖和谐的良伴，并嘱咐他们管理万物。人类原始之本性乃虚心而不自满，纯朴的心灵本来没有过分的欲念。撒旦（娑殚）施以诡计，并使人掩饰纯真。于是与本善之纯真隔阂，与纯真存有缝隙并同流于非纯真之中。于是旁门左道之歧途多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样多，而且并肩行走在一起，竞相编织各种邪说的网络。或以万物为宗教的本源，或以“空”和“有”为二元的论述，或以祈祷和祭祀作为获取祝福的来源，或以夸耀自己的长处来邀功领赏。使用计谋不胜枚举，施以感情忙碌不休。不过却无所收获，因此焦急万分，前途极其迷茫，久而久之竟不堪回首。因此由三一之弥赛亚隐藏真身的威荣，而降生如凡人。普天同庆，童女生出圣主。于是波斯地之星空也报好信，并有人来朝拜圣主，这真是应验了古时二十四位先知的预言。从此家族和国家的命运也寄予这个大道。又差遣三一神之净风（圣灵）以无形的形态带来新的气象，陶造人以归向正道。并设立八福的要求，让人接受造就而变得真诚，也启迪信、望、爱这天路之大门。用水和圣灵洗礼，洗去浮华的尘埃而洁净自身，印有十字印记，从而以爱来融合四方并无拘束。用木板振击来传达仁惠的心声（祈祷），以向东礼拜来求得完美人生之路。存留胡须以示有外在品德，消去头发以示无内在情欲（这是景教徒的教规）。不圈养奴婢，对人一视同仁。不贪聚钱财而有负于罄遗（经典），以斋戒成功制服恶念，以守戒来求宁静之心并一直坚守。每日七时礼拜，保佑生者和死者。每七日一次圣餐，以洗净心灵而恢复纯真的本性，真实永存的大道。奇妙而难以言表，功绩和效用明显，暂且称以“景教”。真道如没有圣上相助就无法广传，圣上如没有真道就不是伟大的。真道和圣上互相结合，天下才会文明和谐。

唐太宗文皇帝是一位光彩照人、启发鸿运的明君。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波斯国之高尚主教阿罗本随着云彩、望着风向千里迢迢来到长安。 皇帝派遣宰相房玄龄准备仪仗队亲赴西郊迎接他入宫。安排他在宫廷书室翻译经书，并在皇帝内室探讨教理，深究教理之真实后还特别允准其传播授道。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秋七月，发布召书：“道没有恒常的名字，圣也没有固定的形体。随地设立教会乃为广泛救赎众生，波斯国主教阿罗本不远千里携带圣经和圣像来长安呈献。详细究其教义主旨，真是玄妙无比。考察其教义原理，完整扼要， 词语没有繁琐语句。道理如同得鱼忘筌，于人于事都有帮助，适合广传天下。” 于是吩咐有关部门在长安的义宁坊建造大秦寺一所，安置僧侣二十一人。周王朝的鸿运已尽，而老子也已乘着青年去了西方。大唐道行正发出光彩，景教之道风正吹来东方。于是有关部门得令将皇帝之肖像临摹于大秦寺的墙壁上。

天子焕发光彩的英姿，照耀在景教的大门上。皇帝的形象腾跃吉祥，如光辉永远耀照在景教之中。 按《西域图记》以及汉、魏的史书记载，大秦国的南边乃珊瑚之海，北边是众宝之山，西边是仙境花林，东边连接着长风弱水。这个地方出产石绵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那个地方没有盗贼，人人享有喜乐安康。法规没有景教的存在不行，统治者没有德行无法治理。疆域领土广阔，文化物质昌盛。唐高宗大帝恭敬地继承先帝祖训，继续发扬景教宗旨，并在各州建立景教寺庙，仍然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景教的教理传播到全国各地，国家强盛安康，景教寺遍及全国各地，家家得享景教福音。圣历年（公元698－700年武则天执政时）由于佛教异常强盛，于是在洛阳攻击景教。 从唐睿宗到唐玄宗的那年（713年），长安的一些无知学士夜曾毁谤和嘲笑过景教。幸好有景教寺主罗含与主教及烈（Gabriel）和西方其他高僧传人齐心努力才使景教不至于断绝教理之维系。而唐玄宗（至道皇帝）还使他兄弟宁国等五个王亲临景教寺，建立了道坛。 某时寺里的柱子被折弯了，而后被修得更高，道场的基石也一度倒塌了，而后又被修复。

天宝年初（742年初），玄宗又命内侍大将军高力士把五位先帝的画像送来，并安置在寺内。同时还赠送丝绸百匹，以庆贺先帝画像的安置。 尽管先帝已逝，但其弓箭等遗物仍可亲近。 先帝之额骨焕发光芒，其尊贵容颜似在眼前。三年后（公元744年），波斯国景教高僧佶和，仰着星辰的指引，向着日出的方向前来拜访皇帝。于是皇帝诏令寺主罗含、普论等十七人与主教佶和一起来到兴庆宫颂经修德。皇帝在寺院的匾额上题了词，乃皇帝亲笔之书。宝贵的装饰璀璨夺目，闪动的光彩红如霞光。天子的笔迹宏劲有力，如同日头一样腾空发光。皇帝的赏赐如南山一样的崇高，其恩惠如东海一样深厚。 道无所不能，其所可能的事都可以命名。圣帝无所不作，其所作的事都可以阐述。唐肃宗文明帝（李亨）在灵武等五个郡重新设立了景教寺。因其善行而使福门开启，上天临恩惠而使帝业建立。唐代宗（李豫）恢复和扩张了皇室的宏业，并信服“无为”之教旨。每在耶稣诞辰日之时，特赐宫廷御食以取欢景教徒。上天赐予美好便利，因此众生得以关照。皇帝体察天意，因此才能化育天下。

唐德宗即位时（公元780－840年），以“八种政事”善罚分明，以“九种治理方案”维系景教的运作。 努力化通奥妙的教理，祈祷于天，无愧于心。 要做到端正大方而虚心求教，专静于修炼而心怀慈悲。广泛救众生之悲苦，善行援民众之生活，这些都乃景教的修行准则和引人入教之步骤。如要风调雨顺、天下安康、人心明理、万物清新、生存昌盛、乐对生死、随行而欲、心挚意诚，这些都是景教教理的功效。慈悲的景教僧伊斯（Issu）官职正三品，乃北方讨伐军副节度使。他授受皇帝所赐之紫色袈裟，为人和蔼、广行善事，听到真道后就努力去实践。 他来自叙利亚的巴尔赫（Balkh），远道来到中国，他博学多才，出色地施职于三代朝廷（肃宗、代宗、德宗）。他开始施职于肃宗朝，在皇室幕府名册上也有他的名号。当郭子仪施职中书令汾阳郡王时，伊斯被肃宗任命为北方讨伐副史。尽管他时常出入于郭子仪的内室，但却从没有出轨的行为。 作为郭子仪的助手，军队的耳目，他虽有众多的俸禄，但从不寄存在家里。连皇帝恩赐的水晶玻璃和告老引退时赠予的金线织毯都增献出来了。他不仅曾修复破旧的景寺，还扩建了景堂。隆重地修饰景教之走廊屋宇，其修善后的状况如五彩的奇禽一样飞翔。他效仿景教教理，以仁德之心广行善事。每年都召集四景寺的僧徒，精心供应敬畏物品，准备五旬节崇拜。给饥饿者提供饭食，给挨冻者提供衣物，给供应患病者提供治疗，给死丧者提供安葬。如此清风亮节的人，实在难以寻找。今日所见的白衣景教士，所是见到了。因此我们愿雕刻一块大碑文，以颂扬其丰功伟绩。

颂词如下：上主没有源头，他乃永恒寂静。他依计划设计，创造天地万物，分出身份施救，救赎恩及万邦。 太阳朝升暮落，证实奇妙无比。赫赫太宗文帝，道行超越前王。顺时稳住乱世，天下疆土迅张。崇高光明景教，其道传入大唐。翻经典建寺堂，生死同舟共济。众多福气来临，万邦得享安康。高宗继承帝业，建筑更多寺堂。宏伟宫堂圣殿，遍及中国各地。真道得以广传，教僧得以封侯。民众得以安康，万事没有灾害。玄宗启动圣旨，专心修炼真道。亲笔题词显光，天书互相辉映。帝王圣像璀璨，大地万民敬仰。功德业绩广大人人得享祝福。肃宗恢复国位，上天指令引导。神圣太阳照耀，祥风扫除黑暗。福份归于皇室，妖气永被驱除。平息尘世喧嚣，重立华夏疆土。代宗遵行孝义，德行合一天地。广行恩惠德行，物质丰富多彩。祭司香火报恩，广行仁义施舍。 日出之地显威，月出之地聚光。当今德宗执政，修景堂扬道德。威严整肃四方，文治清明万方。 明光照耀人心，明镜展现万物。天地万物复苏，千万族群循则。 真道得以广传密播，强称妙名三一得荣。 上主作为我能描述，建立丰碑歌颂大吉。 大唐德宗建元二年（公元781年），正月初七日（阳历二月四日）星期日。建碑时法僧宁恕（Hananishu）为东方景教之总管。朝廷官员，吕秀岩为浙江台州军事监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