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16 11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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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并非一定会自私,公有制也非完全无私

既然城邦是一种社会团体或组织,那么作为一种团体就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作为团体的人就有义务将自己的东西奉献给团体,至于是全部,还是部分,那是另外一回事。《理想国》认为公民应该将一切财产公有,包括妻子、儿女等。
今天我们很容易批判《理想国》的观点,并喊着“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共有。”我们暂且放下感性的判断,中国古代买卖妻子,卖儿卖女的现象十分普遍,但并没有引来所谓的道德谴责,相反不孝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早期大多数文明都将妻子包括儿女视为丈夫或父亲的私有财产,因此丈夫和父亲做如何处理基本上属于家事,即便政府也不便插手,所谓的家法实际上和今天很多国家法律背道而此,但依然合“礼”存在。
柏拉图关于儿女公有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人的情感太脆弱,不易自己照顾,容易惯出很多不利于孩子的坏毛病。中国人也讲“慈母多败儿”,所以最好交给城邦管理。妻子之所以公有,完全出于基因优生的需要,让最好的女性和最好的男性生最好的孩子,因为只有这样才对城邦最有利,现在很多国家反对甚至禁止弱智结婚生子道理一样。除此之外,妻子和儿女公有主要是为了消除私有,婚姻是私有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这种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首先,要求城邦统一,其结果城邦就会“单一化”,而这和城邦的本质相违背,不是由“单一”组成,而是由“许多”不同的“单一”组成,“单一”的“许多”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家庭,而不是城邦。大家能理解多少算多少,人家毕竟是哲学家,所以要从形而上论证一下。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旦公有,不论财产还是人的关系,就会失去“我的”的说法,财产都是共有,因此所有个人体说“我的”就会十分不合理,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亦如此。对于共有财产,人们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点相关的事物,并且人们总是会认为某一事物已经有人在执管,他就没必要再去注意了,但如果某一事物属于公民私有,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在柏拉图的宪法下,你就一无所有,而那些说是你的东西,你会毫不珍惜。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在人伦中也公有,其结果必然会违反人伦。人们不知道自己的亲身父母,也不知道自己的亲身儿女,就有可能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彼此行恶而得罪神,俄狄浦斯的悲剧再次上演。妇孺必须属于家庭,但有些财产则需要要既要考虑公有,又要顾及私有,但不能完全公有。亚里士多德经济思想的主要观念上,或者说他认为较好的应该是“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
这种思想实际上也具有很大的理想化,它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私财公有”,私人的财产可以公有。这不仅需要私人有着极高的人品素质,最好慷慨,并且还非常钱,而这就连亚里士多德自己都感慨,慷慨的人一般没有钱。亚里士多德说的比较合理是因为一切公有,那么人就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是要做到公私分明,我们今天担心“私”会让人变得更自私,但亚里士多德很好的区分了自爱和自私,自爱属于人的本性,正因为如此,完全公有就不符合人的本性,自私则是超过自爱的限度,我们不能谴责自私连同自爱也一并谴责。
人类大多数都生活在私产的制度中,因此很多罪恶似乎都被看作是在私有制中产生的,但在公产这种制度中生活本身十分罕见,所以就得出公产制度的罪恶就会减少,并认为公产制度好于私产制度,这种推论显然不正确。不能因为抨击万恶的旧世界,就能必然证明所谓的新世界一定美好。千万不要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迷惑,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旧的没有了新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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