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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七)

1842年,中英签署《南京条约》后五口通商,来华宣教士迅速增长。1843年8月22日,中国教会史上第一次联合大会,或称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在香港举行。其中部分代表包括伦敦差会的麦都思、台约尔(戴德生岳父)和理雅各、美国公理会裨治文、美国浸信会罗孝全、马礼逊教育协会勃朗,会议中新加入的有美国长老会的娄理华等人。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有中文圣经之重译和中文学校的设立,还有处理了粱发和屈昂事件。

这次大会还专门立了“委办译本委员会”,主要译者由各差会代表等组成。但委员会的成员不久因为翻译问题产生了分歧,英国各差会方面强烈使用“上帝”,而美国各差会则坚决使用“神”。双方谁也不妥协,尽管后来的翻译工作主要由英国人完成,但关于“god”的翻译直到《和合本》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笔者认为上帝的翻译较为合理,“神”这个字在中国的文化中比较接近“灵”,因此当时美国浸信会认为将“Spirit(圣灵)”翻译为“神”比较合理。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宋神宗,这个谥号就比较神秘,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

当时委办译本委员会也得到中国人的大力帮助,其中只有王昌桂和他的儿子王韬的名字目前可以考证。王昌桂是苏州人士,他是麦都思的私人老师,在麦都思的私人信件中常提到王昌桂的儿子王利宝,即王韬。1848年王韬来到上海探望父亲被介绍给麦都思,后来他接续他父亲的工作。他尽管只是一个秀才,但文笔很好。很多评注者都同意王韬对《委办译本》的文笔风格具有决定性影响。后来《和合本》翻译者之一谢卫楼甚至说:“这位中国抄写员被允许在文句的改动、省略、组合和替代上拥有无限自由。”

关于粱发和屈昂事件,早在1842年6月,粱发的儿子粱进德向马礼逊遗孀控告屈昂藏匿了当年为营救发放福音单张而被捕入狱中国基督徒的金钱。会议决定让二人当面对质,在对质过程中因屈昂情绪激动与宣教士身份不符,会议决定让他暂停圣餐。后来调查结果恢复了屈昂的清白,粱发则因父亲生病返回广州继续服事主。

最后,这次大会授权香港同工尽快购买土地,以便将来作为传教站。同时,针对鸦片贸易问题,全体代表一致同意禁止鸦片贸易。虽然当时禁止鸦片尚无具体方法可提供,但他们愿意在这一方面竭尽全力。实际上,早在1840年8月在澳传教士台约尔等人就写信给英国政府,并承认从事鸦片贸易不合法。

大会结束后,英国宣教士台约尔和其他弟兄前往广州,这距马礼逊来到广州已经相差三十六年。在此之前,只有美国的裨治文和伯驾医生来到过广州,但第一次来到广州的台约尔不久后因为身体缘故返回澳门病逝。后来,台约尔德儿子台慕尔继续来到中国传教,还有台约尔德女婿戴德生。

在翻译的过程中,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北美长老会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娄理华,他还是新泽西州参议员之子。于1847年8月在宁波与上海之间的杭州湾被海盗杀害,年仅二十八岁岁,他是新教在中国的第一个殉道士。

娄理华惨死于凶狠海盗手中的消息,使各差会的宣教士都深感到震惊和惋惜,娄理华的父亲更是悲痛欲绝。娄理华生前的同工兼挚友莱约翰牧师,写信安慰他,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感人肺腑:“亲爱的娄老先生,我没有打算为理华撰写颂词,但我实在感觉到,不论是你,是我,或是上帝的教会,都已承受了极大的损失。这损失所带给您的感受,当然是最深切的。虽然我不能完全体会一个为人父亲的丧子之痛,但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这不幸的消息在您心中造成的冲击是何等的大!我要对您表达深挚的同情,我的心也在为您淌血。我感觉到自己不懂说安慰的话,因为您所受的打击实在沉重,无论我说什么,都难以弥补您心中的痛苦。我唯一能够做的,只是与您一起哭泣。虽然我不能在这悲伤的时刻给您带来安慰,但是有一位,他不仅对您深表同情,他也能安慰您,他就是理华所爱的耶稣。他知道您心灵深处的痛苦,他也知道理华所遭遇的一切。天父的儿女何等有福!”

娄理华殉道七年后,他二十七岁的弟弟娄理瑞亦踏着哥哥的足迹,带着新婚的妻子,也带着对中国人的爱,踏上中国的土地,继承哥哥未竟的事业,到上海传扬基督福音。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于1860年病逝于上海,葬在美国长老会上海墓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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