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劭恺 | 教会教义学推荐

瑞

士神學家卡爾·巴特無疑是基督教思想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近數十年來，巴特學在德語、英語世界方興未艾，已然成為一門顯學。單就學術研究出版數量而言，每年相關專著、專文可謂汗牛充棟，僅有奧古斯丁、湯馬斯、路德、加爾文研究等領域足以與之分庭抗禮。而四卷《教會教義學》之於巴特的神學，猶如阿爾卑斯山脈之於瑞士的國土，或九大交響曲之於貝多芬的音樂般顯赫。翻譯如此鉅著，無疑是艱鉅的工程。王建熙博士的心血，在華語神學史上乃是重要的里程碑。

天道書樓決定出版這部譯作，實亦難能可貴。多數華人基督徒對巴特懷有不少疑慮，而這若是出於信仰上的分辨，誠然會對教會有益。然而筆者擔心，在許多情況下，這類疑慮主要反映著一種反智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與「信心追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偉大教會傳統背道而馳。

事

實上，筆者薦語登於這部譯作的海報後，即收到大量私訊，向筆者提出疑問。這些問題基本上不外乎「巴特不是新正統嗎？」、「巴特的神學不是有問題嗎？」。會私訊提問的當然都是朋友，因此都很友善，甚至可以說他們大多體現出一種好學的態度，十分積極地尋求聆聽、思辨。但筆者也聽說，許多人以非常強烈的敵意看待天道出版巴特《教會教義學》的決定、以及筆者在海報上的薦語。

其實就連那些善意、好學的提問，也間接反映出華人教會一種相當普遍的反智傾向。筆者當然不是說那些提問的朋友反智──這點已經講得很清楚。但他們無意間反映出華人教會當中某種常見的提問的方式：不去問「巴特說過什麼」、「巴特怎麼說的」、「這樣說可以帶來什麼啟發」、「這樣說有什麼問題」，而只是問「巴特有沒有問題」。這種提問方式，反映出一種「只論立場、不願思辨」的傾向、一種「只分敵我、不相聆聽」的身份政治思維。

「新正統」（neo-orthodoxy）是個很方便的標籤，貼在巴特身上，許多人就會覺得可以直接辨別他是敵是友。問題是，當我們說「巴特是新正統」時，我們是否究竟明白什麼是「新正統」，又是否了解巴特的論述？「新正統」是個具有確切定義的專有名詞，專指一個特定的二十世紀神學流派，又名「辯證神學」（dialectical theology）、「危機神學」（crisis theology），可以理解為一種基督教存在主義。巴特早年跟這圈子走得很近，但1920年代就漸行漸遠，1930年代正式開始反對這流派的思想。他在《教會教義學》I/1序言中明確與「辯證神學」劃清界線，並在III/3序言中強調自己不是「新正統」。巴特的神學自早期至晚期都使用辯證法，但這不代表他屬於「辯證神學」；他視聖經為歷史對啟示的「見證」，而這也不代表他是「新正統」。這就像許多基督徒反對雇主剝削勞工，而這並不代表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

康來昌牧師當年鼓勵筆者去研究巴特時，曾對筆者說：去把巴特哪裡講得好、哪裡有問題，都研究清楚，不要不清不楚地定他罪，卻處處受他影響而不自知。當時港台教會其實受了巴特很深的影響，卻又不明就裡地視之如蛇蠍；對「新正統」這品牌避之惟恐不及，卻在日常生活中處處仰賴它的產品。

當

然，閱讀《教會教義學》這種龐博的著作，相當具有挑戰性。就像馬勒九首交響曲，必須是對音樂已培養相當程度理解與品味的人，才能靜下心逐一細細聆聽，巴特這部鉅著亦屬曲高和寡的作品。它就如杜斯妥也夫斯基那些冗長艱深且時而枯燥的小說般，津津樂道的人不計其數，硬著頭皮讀完的人卻不多。

然而筆者相信，只要讀者願意付出努力，一旦熟悉了巴特的神學思維及語言，必定能從中得到豐盛的收穫，享受這部鉅著，甚至欲罷不能。就連美國基要派神學家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雖視巴特為宿敵，卻也是英語世界最早通讀巴特著作的詮釋者，且難掩他對這位神學巨人深深的欽佩與仰慕。巴特訪美後，范泰爾在一封1965年寄給巴特的信件中寫道：「當我終於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走廊上來到離你不遠處時，有人讓你注意到我就在左近，而你滿有恩惠地與我握了手，對我說：『你說了一些關於我的壞話，但我原諒你，我原諒你』，那時我受寵若驚而不知如何作答。」

筆者的導師杭星格（George Hunsinger）教授曾將《教會教義學》比作法國的沙特爾主教座堂（Chartres Cathedral）。初入這座大教堂的人，雙眼需要一段時間方能適應昏暗的環境。然而一旦目光適應了環境，繁複的建築、裝置、藝術作品、彩繪玻璃，會令人目不暇給、歎為觀止；每個細節都值得細細品味，而整體的結構又如此宏偉。漢語讀者或許會聯想到蘇東坡筆下的廬山西林壁，或是北宋院畫大家郭熙眼中的山水：「山有三遠：日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不論是蘇軾眼中的西林壁、郭熙眼中的山水，或是沙特爾的主教座堂，視覺對環境的適應，乃是欣賞並讚嘆這些奇景的前提。

同樣地，《教會教義學》這部移步易景的著作，初讀時也需要一段適應的時間。倘若讀者一開始覺得枯燥難懂，不需感到挫折。筆者曾與一位哈佛大學座席教授交談，他是學術地位崇高的哲學家，而就連他亦坦言，他感到巴特著作極為艱澀難懂。巴特結合古典基督教神學術語及現代德意志哲學用語，其著述中一層層的辯證含意，若非抽絲剝繭般細細體會，則難窺其精妙之處。他的瑞士背景使得他的德文帶著一種較為古雅的修辭方式，而環環相扣的子句在在顯示他思想的複雜程度。

筆者初次閱讀《教會教義學》時，曾花了足足一個小時，才讀懂其中一個長句。當時筆者在愛因斯坦生前經常造訪的冰淇淋店，一面喝咖啡，一面咀嚼這句話。終於讀懂時，才發現冰淇淋已融化在桌上，咖啡也早已涼了。試圖理解那句話時，心中著實苦悶，然一旦豁然開朗，那股雀躍卻是難以言喻。

當

然，並非所有人都以學術神學為志業，也並非所有職業神學人都以巴特思想為主要興趣。然而，但凡有意鑽研神學的讀者，就算完全不讀巴特，也不可能避開他的影響，就像王羲之的字體之於研習書法的人一般。

莫特曼的盼望神學、耶魯學派的敘事神學等當代教義學路線，皆是在巴特身影下萌芽生長。巴特也啟發了教父學、宗教改革神學研究、現代神學研究等歷史神學領域的許多範式。

透過與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等人的對話，巴特也成為天主教「新神學」（Nouvelle Théologie）學派當中巨大的身影，而當代英語巴特學界屈指可數的泰斗，也包括了天主教神學家莫納爾（Paul D. Molnar）。

在新約領域，賴特（N. T. Wright）的「批判實存主義」深受巴特影響，儘管他自己幾乎未曾明言，或者他可能並不自知。舊約研究方面，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的修辭批判學或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了許多巴特所樹立的神學方法論，這可見於布氏的「法庭與見證模型」、辯證法等。

巴特的三一神學，亦是當代更正教與東正教對話的重要橋樑。甚至在猶太教神學界，巴特亦佔有一席之地，他對舊約的詮釋，為舒弗艾斯（Harold Schulweis）等猶太拉比帶來了重要的啟發與挑戰。美國福音派近年來所辯論的「聖子永恆從屬」（eternal subordination of the Son），在很大程度上也源於某種巴特三一論的變異。

筆者與好友洪亮經常強調，我們都不是巴特主義者。然而，研究巴特除了能夠幫助我們明白過去半個世紀西方神學整體發展脈絡的主軸，更能為我們在自身信仰的反思上帶來許多啟發。譬如，筆者並不接受巴特在《教會教義學》I/1當中關於上帝話語三重形式的論述。筆者相信，聖經是聖靈默示的命題啟示。然而，正如福音派聖經神學之父霍志恆（Geerhardus Vos）所言，聖經命題啟示的內容，並非機械式的條目，而是又真又活的歷史──上帝在基督裡的救贖歷史。聖經又真又活的歷史性，正是巴特反覆強調的重點，而就算讀者對於聖靈默示聖經的方式採保守的理解，仍舊能夠從這重點獲得重要啟發。

此

外，《教會教義學》的書名，對當代華人教會某種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是極為重要的提醒。許多信徒堅持「唯獨聖經」及「聖經的清晰性」時，帶有一種誤解，以為宗教改革的信仰，是一種「去教會化」的信仰：每個信徒只需自己讀聖經，即可建立對神的正確認識。曾有一位華人名牧，在講壇上公然教導古代的異端，卻高呼「我不在乎大公信經怎麼說，我只在乎聖經怎麼說」，而這在美國福音派的新約研究當中，似乎也已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態度。對信經、歷代大公教會正統的忽視甚或輕視，是當代華人教會及部分美國福音派的一大通病。這種態度並不符合聖經明確的宣告：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15）。

巴特在德國明斯特（Münster）任教期間，曾以《基督教教義學》為書名，開展了教義學的寫作計劃，且完成了導論（Christliche Dogmatik im Entwurf）。關於巴特放棄這計劃的原因，至今在學界仍有辯論，不過他自己在《教會教義學》I/1的序言中，寫下了一段令許多讀者銘記在心的話：「我在書名中以『教會』一詞取代『基督教』，乃在於試著樹立自我約束的良好榜樣，不隨意使用『基督教』這偉大的詞…。」

任何神學家都可以稱自己的神學為「基督教」神學，但脫離了教會的規範，基督教還是基督教嗎？除了教會，基督還有別的身體嗎？巴特強調，神學乃是屬乎教會的學科，而任何神學人若試圖在教會正統的規範之外詮釋聖經，至終必定偏離聖經所見證的真理，即神在耶穌基督裡的自我啟示。且不論巴特自己對信仰的反思，以何種方式、在何程度上受教會正統及聖經的規範，《教會教義學》這書名在現今個人主義掛帥的時代，誠然尖銳地提醒我們：我們對上帝的認識，必須站在歷代聖而公之教會這偉大巨人的肩膀上，並受教會正統的規範。

一言以蔽之，筆者以為《教會教義學》是所有願意深入思辨信仰的基督徒（或者願意深入理解基督教思想的非基督徒）不可錯過的鉅著。筆者可篤定地說，一旦找到進入文本世界的鑰匙，開始在閱讀的過程中與巴特摔跤、受他的挑戰與啟發，必定會為任何讀者帶來豐盛的收穫。

曾

劭恺（英文名：Shao Kai Tseng，又名 Alex），加拿大籍，出生于中国台湾，2017年入选浙江大学文科百人计划，担任哲学系宗教学研究所研究员，具博士及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曾劭恺老师本科就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B.S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双主修物理及德文。 大学毕业后转入基督教研究专业，先后获加拿大维真学院（M.Div., Regent College）、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Th.M.,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硕士学位、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研修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MSt, DPhil, University of Oxford）。兼任学术期刊《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A&HCI、Scopus等）编辑委员。著有英文专著Karl Barth’s Infralapsarian Theology (IVP Academic, 2016)、《牛津手册》系列之The Oxford Handbook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 Thought专书论文等。

曾劭恺老师主要研究的学科为基督教思想研究，工作研究领域包括巴特研究、汉语神学、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史、浪漫主义、克尔凯郭尔研究、黑格尔研究、加尔文研究、宗教改革思想研究、奥古斯丁研究等。

巴特研究  Barth-Stu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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