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五讲：孔子：缔造道德理想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跟我一起走进中国思想史，我是萧三匝。这一讲我们讲孔子。在当今中国，有几个人是我们思想立场的试剂，只要提到这几个人，人群立即自然划分成两拨，一拨坚决赞成，一拨坚决反对，孔子就是这几个人之一。所以，要讲好孔子，很难；要让大多数人认可你讲的孔子，更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评述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历史的维度，也就是评述那个独立的个人在世时的功过得失；二是后世的维度，也就是评述被后人塑造的、作为符号的那个人在历史长程中的得失。具体到孔子来说，他在世时，不过是诸子之一，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他一步步地就逐渐成了“圣人”、“至圣先师”、“素王”，因此对他的评价，自然会有不同。我今天讲孔子，主要是从历史的维度讲，最后会主要从后世的维度进行简要地评论。
我准备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勾勒孔子的思想：一是复礼，二是仁，三是君子，四是德治，五是两可。
我们先来看复礼。如前所言，礼是一套等级制，也可说是一套习惯法。孟子说得很清楚：“天下之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也就是说，礼是以人的地位、年龄、道德为标准来构建的人间秩序。上一讲我说过，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乐开始崩坏的时代，人们对周礼的形式主义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公元前537年，晋国三军司马女叔齐就批评那个非常好礼的鲁昭公，说他遵从的“是仪也，不可谓礼”，“焉知礼”。公元前517年，郑国正卿子大叔也批评赵简子“是仪也，非礼也”。但孔子的态度是坚决拥护周礼，所以他要“宪章文武”，号召“克己复礼”。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拥护周礼就是拥护周代的政治、社会制度。孔子为什么要拥护周代的政治、社会制度呢？因为他认为，春秋时期的政治、社会乱象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诸侯、权臣不遵守礼制，为了社会重归稳定，所以必须恢复周代鼎盛时的礼制。所以孔子非常强调“正名”，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为什么“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的核心思想就是正名定分、尊王室、敬主上、斥贵族权臣的僭越、篡夺。《论语》也一样，《论语》里，孔子经常批评贵族权臣的僭越，他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子路问为政之先，孔子说“必也正名”。齐景公问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都是为了让人各安其分。人们各安其分，言行不出其位，政治、社会自然就稳定了。
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不遵周礼？孔子认为，那是因为周礼僵化了，以至于法令滋彰。《尚书》的《酒诰》里甚至规定，殷商遗民如果聚众饮酒，就要处以死刑。所以孔子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所以，单纯靠号召恢复周礼根本不管用。那么，怎么办呢？
这就要讲到关于孔子的第二个关键词：仁。孔子的核心思想，其实不是礼，而是仁。孔子之所以成为“贤于尧舜”的圣人，也不是因为他维护周礼，而是因为他论证了周礼的合法性，或者如我在前面讲到的，他为周礼灌注了新精神。这个新精神，就是道德，按孔子的用词，就是“仁”。
孔子在《论语》里111次提到了“仁”，但几乎每次表达的意思都不完全相同。那么，到底什么是“仁”？“仁”，左边是“人”，右边是“二”，意思是，要把别人当成与你自己一样的人看待。所以，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仁，子曰：“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所以，“仁”就是爱，只不过，它是一种等差之爱。
仁爱，源自于人的主观情感，但它又必须表现为客观行动，最后实现世间万物一体归仁的理想社会。这是一种逐渐扩展的秩序，《大学》“八条目”论证的就是这种以修身为中心的秩序。这个秩序融汇了个人道德、社会人伦和政治制度，是人与己，家与国贯通的秩序。西方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举之说，但儒家的仁，讲的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它是从关系主义开始，最后上升到治国平天下。因此可以说，孔子想要建立的天下秩序，是一个道德理想国，孔子是这个道德理想国的缔造者，而儒家学说，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美化了封建宗法制度，使其充满温情，让人愿意主动接受。
当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曾分析过孔子仁学思想的结构，他从五个方面解剖仁，下面我用自己的理解来复述一下李先生的观点：
第一，仁是基于血缘的。所以，孝悌是仁的基础，亲亲尊尊是仁的标准。所以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立而道生。”
第二，仁是诉诸人的心理的。举例来说，孔子的弟子宰我问孔子，为什么父母死了，子女要守丧三年呢？孔子的回答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你如果不守丧三年，心安吗？不管是否为孔子的主观意愿，但当仁成了心理原则，外在的血缘就服从于人的内在心理了。仁本来是用来解释礼的合法性的，但强调了仁的心理来源之后，它就独立于礼，以至于礼变成了从属于仁的东西了。这样一转换，结果是，具体的礼仪规章可以改变，但人的仁爱心是永恒不变的。
第三，仁的思想是一种人道主义。孔子从来不是宗教主，儒家也从来不是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祭神如神在，祭鬼如鬼在。”“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见，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孔子悬置了鬼神问题，或者说用仁心化解了宗教问题。如上所言，他鼓励人们扩展仁（人）道，以此获得人生意义。“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样，就能完成人的心理自适，也就是心安。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真正的宗教，根源就在于孔子强调的是此世的心安。孔子为什么悬置鬼神问题？我认为与此前的“天崩地裂”有关，鬼神靠不住啊！如果靠得住，周天子的权威为什么衰落呢？所以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他靠的是人的仁爱之心。孔子的这一思想，或许受子产的影响，子产就说过：“天道远，人道迩”。
第四，仁强调个体人格的主动性、独立性与道德担当。孔子倡导人们做君子，做圣人。“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君子是求仁行仁的人，他未必得有什么客观的成绩，圣人与君子的区别在于，圣人得有客观成绩。关于君子，我等会儿会详细讲，这里先一笔带过。
第五，仁强调实用理性。所谓实用理性，就是王阳明后来讲的“知行合一”，不能只限于知道，而不力行。所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此等等。
所以，孔子已经搭建了整个仁学结构的框架，这个结构以实用理性统辖、平衡，它强调的是权衡、时中、和而不同、过犹不及。李泽厚先生认为，这五个方面的平衡，杜绝了中国思想传统走向偏激。比如，基于家族血缘的仁爱心抑制了普遍的人道主义，使墨子的兼爱、非攻学说不能赢得很多信众；人道主义又抑制了人格独立，使片面强调个人功业和享乐的思想不能服人。孔子之后的诸子，或继承、发展了孔子仁学五方面的其中一方面，或继承、发展了孔子仁学的多个方面。比如，曾子主要继承、发展了仁学中的血缘依据；子思、孟子主要发展了仁学中的心理、人道、人格几个方面；颜渊体现的是仁学中的人格方面；荀子注重的主要是仁学中的实践层面。我认为，李先生的这些看法是很深刻的洞见。
那么，孔子的仁学思想从何而来呢？他借助的思想资源是什么？对这个问题，萧公权先生的看法我认为也是深刻的洞见。大家知道，我们一说孔子，就容易想到一句话，说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宪章文武”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孔子以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礼治为宪章，为准绳，那么什么叫“祖述尧舜”？为什么要“祖述尧舜”？萧先生说，孔子是殷商贵族后裔，他虽然维护周礼，但并不以“文武”的旧规矩自限，他试图用殷商政治的宽大精神矫治周礼的繁琐、僵化以及过于苛刻之弊，后世有“徒法不足自行”之论，但只有礼也不足以自行。萧先生说，孔子“宪章文武，取其缜密之制度；祖述尧舜，取其宽大之精神也。”孔子既然取殷商政治的宽大精神，为什么不直说“祖述殷商”，而要说“祖述尧舜”呢？因为他是殷商后裔，要避嫌。孔子明说他不会“生今世，反古道”，但他接引殷商精神，虽然是复古、守旧派，但其目的显然是开新。所以，萧先生的看法是：孔子“遵时君之制度，缩减其应用范围，增其道德意义，而寓改进于守旧中。”两千年后，康有为故技重施，他说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康氏自己也要“托古改制”，所以自号“长素”。
接下来我们来看孔子思想的第三个关键词“君子”。虽然“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了108次，但这个词不是孔子的创造。此前，“君子”只指人的社会地位，不指人的品德。但孔子用这个词，有时指社会地位，有时指品德，有时兼有这两个意思。指社会地位，是因袭旧说；指品德，显然是创造；兼有这两个意思，是旧瓶装新酒。到现在，我们还说某人是君子，指的主要是这个人的品德，与地位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孔子以品德来评判人的思维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后来的思维习惯。直到今天，小孩子看电视剧，还问爸爸妈妈，某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就是“君子”嘛。
什么人可以被称为君子呢？子路问过孔子这个问题，“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为什么这么在乎君子？因为他要用出身于平民的士阶层置换没落的统治阶级。他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平民阶层。原来，人们寄希望于有地位的人也有道德，现在，孔子寄希望于有道德的人取得地位，尤其是权位。周政衰落后，贵族、权臣当道，社会日渐陷入丛林状态，孔子不满意贵族靠祖宗荫庇、权臣靠实力当道，他要建立道德理想国，势必抬高君子的地位。萧公权先生说，孔子承认宗法的失败而不攻击，只承认旧阶级制的失败，而主张家国一体，这种做法，目的在于实现渐进改良。孔子“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以此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公卿不用，故传平民，故其荡平阶级之作用，非抑贵族而使下侪于皂隶，实乃升平民而令上跻于贵族。”因此，孔子虽为“旧制度之忠臣，同时为平民之益友。”此种见解，实在精辟。
孔子理想中的君子一旦有机会是要从政的，君子之治显然就是仁治，或者叫德治，这就涉及到了孔子思想的第四个关键词“德治”。德治可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依靠道德治理；二是依靠有道德的人治理。因为道德本身不能自动肩负治理的责任，所以归根结底，德治需要依靠有道德的人治理，或者说，需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凭借道德来治理，所以它本质上是人治。道德高尚的是什么人呢？是君王，是老师。所以，《尚书》要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所以，德治的主要工作不是管理人，不是处理事务，而是教化人，政治就是教化，教化就是政治，政教合一，君师合一。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供“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因为师的作用相当重要。
我们如果对中西政治思想的源头进行对比会发现很有趣：柏拉图心目中理想的统治者是“哲王”，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统治者是“圣王”，二者貌似，但却存在相当明显的不同：“哲王”尚智，以智治国；“圣王”尚德，以德治国。所以中西政治思想一开始就判然两途。
既然孔子主张德治，圣王的统治手段就很有限，主要不过教化和树立榜样两种途径。如上所述，教化的目的是让人人成为君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树立榜样我们更熟悉，这是至今一以贯之的传统。我们在古代喜欢表彰忠臣孝子、贞洁烈妇，现在还喜欢表彰各种先进、标兵。我们只要看看下面的这些话，就不难发现，孔子的想法实在太理想化了：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也不是不知道政令、法律必不可少，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君师可以教化成君子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孔子对政、法持相当消极的态度，他认为政、法的作用相当有限，因此也没兴趣详细展开论证。季康子问政，孔子说：“焉用杀？”孔子论诉讼的话是：“必使无讼。”孔子对政、法比较温和的看法不过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孔子的思想是道德理想主义，至此，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可我的观点了。
那么，孔子知道他的思想过于理想化吗？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从政治上说，他维护周天子的封建天下制度，但他眼看着这种制度正在加速崩溃；他希望抑制权臣，使平民士子成为统治阶层，但现实的发展与他的理想完全相反，他的弟子没几个真正实现了他的理想，有些甚至违背他的理想，成了权臣的谋臣。从一方面说，孔子在逆流而上，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也为君子留了一条后路。所以，我认为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面相是“两可”，也就是孔子自己讲的“无可无不可”。
孔子的“两可”思想表现在：一方面他说“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另一方面，他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并不是君主专制主义者，他反对君王的乱命，否认臣下对君王有绝对的效忠义务，君子是否从政，原则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因此，也可以说，孔子虽然是道德理想主义者，但并不绝对化，仁的内核，还是一个“中”字。所以，中国历代读书人，真正殉道的并不多。
孔子的两可思想从哪里来？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从思想来源上说，孔子虽然不言性与天道，但信天命，所以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并说“五十知天命”，知命就要认命，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句口头禅“尽人事，听天命”；从现实环境来说，春秋时期毕竟是封建天下，君子在甲国不被重用，可以继续到乙国游说，孔子本人就曾周游列国嘛。所以孔子在《论语》里呈现的形象，总的来说还是个很快乐的老头儿。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读书人就没有列国可以周游了，所以后世的儒家人物，也很少有人像孔子那么快乐的了。
最后我想说说对孔子思想，也就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看法。这需要分两个方面说，也就是我在本讲开头说的：一是作为先秦诸子的孔子，二是作为后世圣人的孔子。
我认为，作为先秦诸子的孔子，可以说是伟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的仁学思想很理想化，但与其他思想家比起来，他拿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是相对现实的。孔子的出发点，还是正视现实，在政治、社会出现危机的关头，他试图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的稳步发展。墨子的方案更为理想化，更不现实。老庄的方案，简直就是无视、甚至逃避现实。商鞅、韩非倒是正视现实，但他们是拥抱专制的，是中国专制政治的罪魁祸首。关于后面几家，我在此后的课程中会详细讲述。现在只总结一句，与别的思想派别比起来，孔子代表的儒家还是比较现实的，孔子的那套想法，比较容易取得人们的好感和认可。有人批评孔子，说他没有讲民主、自由，这就过于苛责，简直是无理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没主张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啊。我们不要忘了，任何思想家的产生，总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紧密关联，时代直接决定了他所拥有的思想资源，而且直接决定了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新思想哪里会凭空产生啊。试问，如果当代人生活在春秋时期，你拿出的解决那个时代问题的方案会比孔子好吗？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怀疑。
这是从“同情的理解”的角度看问题。但我们不能止步于对孔子的“同情的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谈论孔子，主要是从他是“圣人”的角度着眼的，甚至主要是从他的思想是否有助于我们走向未来着眼的。他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的思想基础，他决定了此后中国思想的发展方向。既然如此，我们对他的要求就不能不更高一些。换句话说，大概也只有孔子，才有资格让我们对他的要求更高一些。
从圣人的角度评论孔子，也就是从他的道德理想主义对后世乃至对当今中国的影响的角度评价孔子。那么，我对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怎么看呢？
从好的一面说，它是汉民族的粘合剂，它保证了汉民族在整个农业时代顽强的生命力，仁学中的人道精神、人格理想、注重实践的品格都激发了历代仁人志士来担当天下的兴亡。
但另一方面，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存在相当大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孔子把人想得太好。所以，他总是号召人们做君子。作为一种号召，这本身并没有错，人类总是需要理想来活着的。然而，人类虽然需要理想，但建构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却不能太理想化，而道德理想主义就太理想化了，因为它无视很多人是成不了君子，更不用说成为圣贤的现实。既然如此，就不能只提出上线，而不设置底线。上线是什么？就是道德理想。底线是什么？其实就是法治。历史越发展到近代，道德理想越来越退居到私人领域，政治属于公共领域，只管底线问题，所以政教分离是历史的必然。西方的近代化是从政教分离开始的，中国也逃脱不了这一历史进程。只不过，中国至今尚未完成政教分离。而中国之所以迟迟难以完成政教分离，与孔子开创的德治（仁学、仁治）思想有直接而巨大的关系。
政教不分，道德理想主义泛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人们离开道德话语就没法说话，是道德败坏的人也必须拉来道德大旗为自己的行为掩饰、美化、辩护，是使人们言行不一，逼得一些人成为伪君子。因为政教不分，这样就既伤害了道德，也伤害了道德。政教不分，表面上看是重视道德，实际上是不相信道德的自生、自发能力。其实，只要把道德放归私人领域，它自然就会生长壮大，因为道德是基于人性、符合人性、提撕人性的。道德可以提倡，也可以强调，但不能强制。政教不分，说到底还是太重视政治，把政治看得太神圣，所以要让政治人物肩负道德教化责任。问题是，政治人物为什么就必然比普通民众道德高尚呢？就因为他们（在古代）要读儒家经典，并号称自己是圣贤之徒吗？
政治哲学要落地，必须有一套政治社会学来保障。比如，西方近代以来非常强调自由，那么用什么保障自由呢？当然就是法治、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复合政体等等。政治社会学的核心是正视权力的本质——容易腐化，所以它要设计出种种办法来制约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儒家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过于强调当政者的责任，因此一直没有发展出权力制衡学说和有效的制衡制度。当然，儒家的辩护者可能会说，人发自内心的道德感不就是对权力的制衡力量吗？但只要我们有历史感和现实感都会发现，这种制衡依靠的是“诚”、“敬”、“慎独”等当权者的自律，而对大多数人而言，自律是靠不住的，他内心是否自律，你怎么知道？历史上、现实中，有多少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啊。
道德理想主义的泛滥，不仅在中国会带来灾难，在其他国家也会带来灾难。中国就有学者写过一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书，书名就叫《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也写过一本名著《法国革命反思录》。这样的著作还很多，它们的核心观点是：法国革命就是由民主、自由、博爱等道德理想催生的、缺乏现实基础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消灭了国王，也吞噬了革命者，以至于革命之后，整个法国在一个非常长的时段里一直处于血腥、动荡之中，革命的结果和革命的初衷完全背反。当然，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是一种保守的理想主义，与法国激进的道德理想主义存在很大的不同。不过，也不能说二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
那么，既要道德，又要避免道德理想主义，办法是什么呢？只能是政教分离。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教分离以后，孔子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还适应今天的中国吗？这就要回到仁学的结构。固然，仁学产生于对封建宗法制的合法性论证，它能否独立于封建宗法制呢？当然是可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恰恰是进入专制社会后，儒术才成为独尊的学术。它既然可以适应专制制度，为什么不能适应今天呢？当然，这里面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对它进行再解释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面临如何对儒家思想进行继承的问题。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其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就曾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那就是“抽象继承法”。也就是说，不继承其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相结合的部分，而继承其根本精神。我是赞同这个观点的。具体到孔子的仁学，如果我们把“仁”抽象为“爱人”，扩展其爱的范围，是不是可以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任何道德的产生都是源于爱的。孟子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的仁学所体现的中道思想本身就存在某种开放性，这是儒学之所以代代不绝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孔子还活着，或许不会反对我对他的仁学精神进行“抽象继承”吧。孔子是要让人活的，不是要让人死的。
孔子去见美女南子，回来后，他的弟子对他有些误会，他就跟他弟子起急，每次想起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孔子超可爱。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常常找他去讨教。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