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事：本人新书发布会时间、地点都改了，原因你懂的。新情况见下图。欢迎朋友们届时捧场！
导语：学界正在联合，经济学家正在成熟，企业家呢？
萧三匝
经济学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宠儿，与其他人文社科学者相比，他们是学界最有话语权的一群人。他们进得了庙堂，跟企业家私交不错，也深受媒体欢迎。因此，社会上就有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说。这是由时代风尚决定了的，所谓“天大地大，能赚钱为大”。
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当全社会的话筒都交到经济学家手上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回答提问者关心的所有问题，而他们并不是对所有问题都在行。这就导致一个结果，一些经济学家面对公众发言的时候往往慌不择言，甚至说出一些既挑战公众情绪又明显违背学理的话来。
这或许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而是提问者的错——他们找错了提问对象。毕竟，经济学家考虑问题，往往从效率出发，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仅仅关注效率。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狂奔中出现的问题不能靠飞奔来解决。正常社会至少还关心权利、公正，而这主要是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关注的问题。
打破“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是要有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站出来说话，二是要经济学家自身完善知识储备。没有人说经济学家不能关心、研究权利和公正问题，事实上，所谓大师，其实都是打破学科边界的。比如哈耶克，你说他是政治思想家还是经济学家？当然都是。
最近几年学界的动向明显表现出两个特点：一，各类智库正在迅猛发展；二，各领域学者正在取长补短，走向联合。在重庆事件中，在宝万之争中，这两个特点都得到了彰显。最近的例子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10月17日举办的“地方网约车发展与规制研讨会”。此次会议不仅有经济学家参加，也有法学家参加，当然也有媒体人参加。
正如会议主持人黄益平教授所言：“我们国发院作为中国国家重点智库一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积极参与讨论……我们觉得，作为智库，我们应该在重大问题上发表声音，不光是给政府提供见解，引领社会舆论、激发大家讨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表明，北大国发院的自我定位是明确的，它们也已经在试图联合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以使学界对公共问题的讨论走向多元、深入。
如今，以北京、上海地方政府牵头制定的网约车落地细则对网约车限制太大，尤其是对司机的户籍限制有就业歧视嫌疑，有违公平。这是与会专家的共识。
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发言：“上述三大城市新规定的基本特点就是漠视穷人的权利，非要跟穷人过不去。这包括漠视穷人作为服务提供者（网约车司机）的权利和作为服务接受者（网约车用户）的权利……一个健康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应该给每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的权利，养活自己的机会……保证穷人的权利不仅是对穷人好，对富人也好，对整个社会也好……我们真的应该考虑我们这个国家的立法和政策出台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而不仅仅是讨论一些技术手段、技术细节。”
一般人容易这样认为：经济学家主张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富人阶层是这种理念的直接获益者，因此经济学家被一些人误解为富人阶层的代言人。但这一次，张维迎站在了穷人这一边，他的发言强调的是公民权利，而且正确地指出了富人与穷人在某种意义上利益是一致的。不久前，法学家张千帆教授其实已经提出了类似论点，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
这体现了张维迎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正在走向成熟，这个观点比此前有人主张的“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显然是进步多了。更重要的是，张维迎指出了立法和政策出台应该遵循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其实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这才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荒谬事件就会层出不穷。
学界正在联合，经济学家正在成熟，企业家呢？地方政府出台的网约车新规没有让他们感到物伤其类吗？但是到目前为止，企业家还没有多少人对网约车新规发表意见，正如他们此前对其他公共事件的表现一样。这不能不让人深感遗憾。（本文删节版刊发于《中国企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