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坚持作战的时间最长。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就开始了局部抗战。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为时14年抗日战争中，贵州既是战略大后方，接纳了大批的西迁院校和工矿企业，有力地支持了全民族抗战，成为陪都重庆的坚强屏障；一度又曾成为前线，军民合力击溃了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对黔南的军事进攻，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1937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着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失陷，沿海、内地的工厂与各类院校陆续向西部转移，地处西南腹地，有着崇山峻岭的贵州，成为许多内迁工厂、学校、资金、设备、人才、市场的目的地。贵州由此在维系国家战时经济运转与确保教育事业继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两所学校便率先迁到贵州，分别是1931年迁入遵义的辽宁大连国立医学院，1932年迁入平越（今福泉）的东北大学交通学院与法学院。全面抗战爆发后，迁入贵州的高校多达十余所，其中大夏大学是最早迁到贵州的学校，在贵州的办学时间也最长。
由贵州兴义人王伯群任董事长、马君武任校长的大夏大学，建于1924年，原为上海一所私立大学。“七七”事变后，该校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一所联合大学，1937年10月迁到江西庐山牯岭。不久，由于战火迫近，南京沦陷，江西变得危险，学校只得继续西迁。为避免师生过多，转移困难，原复旦大学迁移重庆，大夏大学则迁往贵阳。1938年初，经过一番颠沛流离的大夏大学师生抵达贵阳。稍事休整后，师生即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利用贵阳次南门外原讲武堂旧址复课开学，设有文、理、教育及法商学院。恢复教学后，学校除随迁学生外，按学年在贵阳招收本地学生入学就读，教学活动井然有序，还曾于1939年6月1日举办建校15周年校庆活动。
然而，迁入贵阳后的大夏大学，复课不久便面临棘手的经济问题。大夏大学本身是一所私立学校，办学经费主要仰仗学费收入，而董事长王伯群出于对家乡的热爱，要求对黔籍品学兼优而出身贫寒的学生，全额或半额减免学费。学校迁黔后也仍坚持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以及采取减低学杂费等措施。但贵州是一个穷省，当局能提供的经费很少。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根据战争形势建立了教育经费预算制度，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教育的投入，但在战火纷飞、大批学校内迁的情况下，落到具体学校的经费极其有限。1939年，大夏大学计划修建校舍，贵州省政府在贵阳花溪拨给学校一块公地，后加上当地人士的捐赠，共有近两千亩。1940年8月，新校舍开工建筑，师生们兴奋不已。但不久却因经费不足，新校建设陷入停工，最终只完成校舍三栋。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由贵阳迁往赤水。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于1946年9月迁回上海。
浙江大学西迁贵州，的确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桩影响深远、震撼人心的壮举。
1939年11月，战火延烧至广西宜山，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迁到广西未久的浙大必须再次迁校。此前，校长竺可桢曾到贵阳，与贵州省政府当局恰商迁校事，并根据贵州方面的建议亲赴遵义、湄潭考察。形势紧迫后，浙大遂决定迁往黔北遵、湄一带办学。1940年1月16日，全校师生跋涉到达遵义。当时遵义至湄潭公路尚有部分路面及桥梁未竣工，湄潭、永兴校舍尚在增建，校方遂决定将一年级师生暂留贵阳青岩上课，名为青岩分校。2月9日，一年级学生率先在青岩复课；22日，其余年级学生在遵义复课。湄潭校舍基本竣工后，农学院于6月迁至湄潭。10月，驻青岩一年级师生迁至永兴上课。这之后，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的文科系驻留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的理科系定点湄潭办学，一年级师生常留永兴。至此，浙江大学这所始建于1897年，前身为“求是书院”的名校，辗转六省后，最终择定山明水秀、民风朴实、文化氛围浓郁的遵、湄地区为战时教学与科研的归宿地。
西迁后的浙大，在长达7年时间里，将自强不息的校风继续发扬光大。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学校涌现出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大批科学名士，获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抗战时期在浙大任过教而日后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有27人，当年浙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日后当选“两院院士”的亦有24人。
贵阳人都知道次南门外有个地名叫“湘雅村”，但能说出这个地名来源的人却很少。贵阳方言“雅”“鸭”不分，许多场合总是听到“到湘鸭村去”之类的发音，弄得外地人云里雾里。其实，湘雅村之得名源于抗战时期湘雅医学院的迁驻。
1938年10月，私立湘雅医学院由湖南长沙迁到贵阳，先租民房复课，后迁至省城以西新校舍上课，并以迁至贵阳的国民政府中央医院作为实习基地。该院校舍所在地，即因此以湘雅村得名，一直沿用至今。1939年1月底，湘雅医学院全部迁到贵阳。1940年，学校由私立改为国立，同年秋迁往重庆。湘雅医学院在贵阳期间，全校师生在校长张孝骞率领下艰苦办学。200多名师生花了4个月的时间，在贵阳南郊一块荒野之地，筑起了三栋两层楼房，建起了战时校门上挂有“湘雅村”木牌的高等医学院校。抗战时期，湘雅医学院在西南后方培养出了一批医务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除上述院校外，抗战期间迁入贵州学校还有1939年迁到平越（今福泉）的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1940年迁到贵州镇宁的江西南昌国立医学院、1943年迁到贵阳花溪的浙江杭州私立之江大学、1944年先后由广西迁到榕江恢复上课的广西大学与广西国立桂林师范学校等。此外，还有12所军事院校也曾先后迁入贵州。
不可否认，在教育文化方面，内地、沿海与贵州之间，不仅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差距，更因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区，教育对象与地域文化有着诸多自身的特点。那么，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由中、东部内迁院校带来的教育理念和先进文化，是如何与贵州本地文化实现契合与交融的？如果研究抗战时期院校内迁避开了上述问题，要对这段历史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无疑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战时院校内迁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这场为了远离战火，将“战时须作平时看”而形成的内迁潮，有效地粉碎了日本法西斯摧毁中华民族教育体系的企图，为国家保存了教育国脉，保护和培养了大批各学科、各领域的文化精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续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院校内迁后的教育科研成果，为战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在这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院士、科学家、文艺家都有着抗战内迁经历这一点，即可得到证明。
抗战时期大批院校迁入贵州，在贫穷落后的崇山峻岭中坚持教学与科研，演绎出了一部部中、东部先进教育、科技文化与西部贵州地域文化珠联璧合的办学史，它所谱写的正是一曲我国东西部文化交融与互补的赞歌。这种情况在浙大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
生活在贫困山区的遵、湄群众，遵循祖祖辈辈善良好客的传统，本着高原人对文化科技的尊重与渴求，竭尽所能为浙大师生创造教学、科研及生活条件；浙大师生则用他们的“求是”精神、严谨学风、科技知识，感染和教育遵、湄群众，并通过丰硕的教学科研成果，为国家、民族，也为遵、湄地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湄潭是浙大西迁后农学院的所在地，1939年9月，由刘淦芝教授牵头，在湄潭县城南筹建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刘教授与张天福、李联标等4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汇聚于湄潭打鼓坡（今象山），联合对当地茶叶种植进行科研开发。1940年起，民国中央实验茶场领恳500多亩打鼓坡茶园，开辟湄潭茶场，把湄潭的茶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改进了湄潭茶固有的品质，引进了异地的优质茶种和杭州“龙井茶”的生产技术，培育出龙井茶、绿茶和红茶。今天湄潭茶叶能名扬四方，跻身名茶之列，不能说不是当年浙大师生的研究及与当地民众联合实践的成果。
贵州地域文化中的包容性为内迁院校提供了稳定、宽松、和谐的办学环境；世代居住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山区人民，因具有先进教育理念与高水平师资与设备院校的到来，而获得了世代企望却从未得到的优质教育。这种先进地区教育与落后地区文化的交融，对于提升贵州教育水平，培养当地人才起到了很大作用。
大夏大学进入贵阳后，十分重视招收本地学生。有关资料显示，该校在贵州复课的第一学期，黔籍学生就达192人，占在校学生的70%以上。此后，贵州学生的人数逐年增加。自幼生长在贵州的王伯群深知贵州的贫穷，要求对品学兼优而出身贫寒的学生予以关照。学校按其意愿，大批招收本地青年入学，并加以照顾。仅1939年下学期，全校注册学生300多人，获得全额免费的黔籍学生即达40人，另有36人获半额免费。此外，为提高贵州教师的专业水平，学校还与省教育厅商定，招收在职人员免试入学。具体办法为：凡高中或高中师范科毕业，在中校民教机关或教育行政机关服务满三年以上；高中或高中师范科毕业，在初等教育机关，服务满五年以上者，只须具有其中一项资格，即可保送入学。这一举措实效显著。据有关资料统计，抗战期间，大夏大学在贵州培养毕业生1576人，其中很多毕业生应聘到省内各部门工作，遍布当时的6个行政区。
抗战期间，大批军工企业、民用工业企业的入黔，也属于西迁潮的重要部分。这股潮流一方面冲击了长期封闭的山区经济，给贵州带来了近代化的机器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贵州优越的军事战略地位、山岭纵横的地形地貌，成为内迁企业建厂、生产、避免敌军破坏的可靠屏障。军工企业的产品得以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支持对敌作战，民用企业的产品成为战时经济的有力支撑，突出了贵州作为坚不可摧抗战大后方的地位。
战时陆续迁入贵州的兵工企业较多。1938年从武汉迁到贵阳的四十四兵工厂，后更名为中央修造厂，1948年改名为国民党“贵阳修械厂”。1949年贵阳解放后，被接管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后勤部中曹兵工厂”。1953年，该厂移交国家一机部，同年正式改名为“贵阳矿山机器厂”。
内迁贵州桐梓的第四十一兵工厂，厂址选择在该县郊区的傅家龙洞，1939年初投产，生产中正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职工人数达3800余人。该厂迁到桐梓的时间长达7年，成为以生产步枪、机枪为主的专业厂。为解决生产动力问题，该厂成立水电工程处，邀请清华、浙大、东北、西北、工大5所大学的专家、教授一同参与设计。最终建成了装机容量为576千瓦的天门河水电站，既解决了军需，还可提供民用。2019年，桐梓天门河水电站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在广州的第四十二兵工厂，1938年内迁到遵义，主要生产防毒面具，厂址位于距遵义县20华里（10千米）的天台阁，全厂职工1000余人。1938年，为配合抗日战争需要，兵工厂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遵义高坪附近的大山中开凿出23个洞穴作为库房，储存小炮、轻重机枪、手榴弹等军火物资。现今当地人还将当年兵工厂开凿的这些山洞，亲切地称为“排子洞”。
为保障抗战物资的运输，作为陪都重庆屏障的贵州，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交通枢纽地位愈加显现出来。随着战局的转移，国民政府下令修建川滇东路等4条战备公路。主要有：川东公路赤杉段、玉秀公路玉松段、桂惠公路三星段、黔桂西路安八段。此外，省境内的遵（义）思（南）、陆（家桥）三（都）、兴（仁）江（底）、贵（阳）开（阳）等公路都系这一时期兴建。其他还修筑或改善了一部分县道。这些战备公路虽不属于内迁兵工企业，却是在引入近代筑路技术、运用先进设备，在省内外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通过各族群众奋力拼搏的成果。
二十四道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贵州晴隆县的“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这条抗战公路集“雄、奇、险、峻”于一身，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公路从山脚至山顶的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260米，系在倾角约60度的斜坡上以“S”型顺山势而建，蜿蜒盘旋至关口，全程约4公里。“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唯一的陆路运输线及国际援华物资的大动脉，被誉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又称“历史的弯道”。2017年3月，该公路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抗战前，贵州工业基础薄弱，全省工厂虽号称近700家，但多集中在少数民用行业，且规模较大的工厂仅有13家。抗战期间，内地与沿海大批工厂迁入贵州，仅1938年至1939年，由长沙、汉口、衡阳、南京、桂林、上海、江苏，以及缅甸等地迁到贵阳与黔中一带的工厂就多达101家。其中，从南京、上海、汉口等地迁入制革厂数量最多，达72家；从桂林迁入机器卷烟厂10家；衡阳、汉口、长沙、桂林迁入印刷厂7家；从衡阳、桂林迁入被服厂5家；从衡阳、缅甸迁入橡胶厂3家；从衡阳迁入机器厂、织布厂各1家。
这些工厂的内迁，加上从沦陷区撤离的大批机关、学校、工作人员以及难民的涌入，增加了贵州的市场需求，促进了贵州民用工业的发展，扩大了贵州的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与市场的繁荣，向来贫穷落后的贵州，在战时成为维持国家工业运转，支撑战时经济坚不可摧的阵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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