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尽管仍奉儒家为正统思想，但却失去了活力，唐代儒学最大的弊端就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严重脱节，这是因为魏晋以来儒者多清淡的后果。“安史之乱”后，门第衰落，而维持门第的礼学更失去现实意义。至于郊庙、朝廷的礼乐，在欧阳修看来只剩下“虚名”。
当时，人们对佛教或道教的兴趣更大。一直到唐中叶后，韩愈和李翱对《大学》和《中庸》作出新的解释后，儒家才开始再次慢慢步入正轨，否则就没有后来的宋明理学，因此在宋儒的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
韩愈提倡的新儒学简单地可以理解为“人伦日用”，儒家原本就是“入世”的思想，只不过经历魏晋南北朝后，变得越来越“出世”，故和老百姓的距离越拉越远，反而像禅宗尽管属于“出世”思想，但却和老百姓的距离愈来愈近。韩愈就是直指人伦，扫除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让儒家思想重回人间。
为此，韩愈甚至提出“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传；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须把和尚、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佛经道书，把佛寺、道观变成平民的住宅。发扬先王之道作为治理天下的标准，使鳏寡孤独、残疾以及长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这样做大约也就可以了。”
韩愈以《大学》“治心”为出发点重整儒学，佛教认为“治心”是为了舍弃“此世”，但韩愈则入佛教之室而操其戈，“治心”是为了“入世”，这就是新儒学著名的“道统论”。
在韩愈之前，儒家并没有提倡个人之间代代相传的“道统”。这应该是受到禅宗“教外别传”的影响，所谓“教外别传”即衣钵代代相传。后来的宋儒更进一步认为有“虞廷传心”之说。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特别推崇这十六个字，称之为尧舜之道代代相传的“圣人心法”
韩愈正是鉴于唐代儒家师道衰弱的状况来写《师说》，柳宗元就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这都是“魏晋之后，学人皆以不师为天纵，独学为生知”带来的后果。所以韩愈重提道统，尽管有入佛操戈之嫌，但尊师原本就是儒家的传统。
唐代师生关系属于科举制下的“座主”和“门生”关系，而非儒家之“道”。但时代已变，故韩愈也只好称之为“解惑”，这属于使用禅宗之语，“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韩愈虽受到禅宗的影响，但并非思想上，而是某些言语表达方面，他为后世提供的仍然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归宿之地，即“天下为己任”，而非彼岸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