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望系列》为小万工的时评杂文系列，本文为第十篇。
题图名：人口 来自 程远 清华大学教授 将于9月19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我是八十年代的独生女，生育了两个女儿，她们都是所谓“政策内”出生的孩子，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影响我个人生育计划。
但我一直反对计划生育政策。
因为我认为：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几个孩子是基本人权，只能由家庭各自状况自行决定，无论国家强制一胎，全面二胎，乃至三胎四胎一百胎，只要没有全面放开生育，都是对这一基本人权的践踏，应该强烈抵制。
更遑论这一政策强制执行过程中的累累罪恶，斑斑血迹。
今年年初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青蛙、莫言与计划不生育》，文末我引用了孔庆东对《大国空巢》一书的书评：
大国未崛起，神州已空巢。寄言肉食者，何日弃屠刀！
然后放了狠话：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有人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生育将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那时我深信，计划生育很快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没想半年未满，全面生育尚未放开，我的家乡湖北咸宁就开始“鼓励二胎”，“计生办”华丽转身“催生办”，开始给“政策内”二胎家庭发放分娩补贴、产假延长、3岁以内灵活地点办公，发放住房补贴等一系列福利措施，成为国内目前落实鼓励政策最具体的地区。
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生孩子是国事也是家事”。
新华日报甚至开始吹风，砖家建议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缴纳生育基金，生了二胎或者退休才能取出。
我看了只能呵呵：屠刀还没来得及放下，胡萝卜牵着的锁链已经举起。
我和丈夫都很喜爱孩子，未来也有可能会要更多的孩子，照理说这些政策都利好我本人的家庭，但我仍然反对这样的鼓励生育政策。
因为我深信“荆棘里不能摘葡萄，蒺藜里不能摘无花果”，一项政策，如果根子上的价值观就是错误的，没有可能长出好果子。
一
我首先反对的，就是“政策内”生育这三个字。
请注意这次的鼓励生育政策仍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大框架出台的。
即使开始鼓励二胎，国家迄今也并没有正式文件全面放开生育。
事实上比起所谓鼓励生育,更为急迫的是立刻全面放开生育，不要再区分所谓政策内和政策外出生的孩子，每个孩子，无论以什么方式来到世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全世界，只有中国，生孩子都需要等政策。
另外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全面放开生育并不是因为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放开生育，而是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基本权利，政府无权干涉。
政府如果非要干涉，政府就应该代替家庭承担起干涉生育计划的全部责任，例如孩子的教育、医疗生存保障，父母的养老。从摇篮到坟墓，我们都应该找政府要。
因为有限权力，有限责任。无限权力，无限责任。
但历史已经证明政府根本承担不起这个无限责任。
以养老为例，三十年前强制一胎政策执行初期，“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现在早已变成了“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这一承诺和责任的变化，我作为一个独生子女，连问责政府的机制都没有。
那么请问，政府凭什么再干预我个人家庭的生育计划？
人口问题确实是国事，但生孩子是我家庭的家事，是我个人的自由。
有人自愿丁克控制人口我不反对，但如果有人（或政策）禁止我、限制我不生或者少生孩子，我坚决反对!
有人自愿生娃救国我不反对，但如果有人（或政策）要求我、逼迫我多生孩子，我坚决反对！
二
那么有人说，现在的鼓励政策并没有强迫你要求你生孩子啊，只是鼓励而已，算是政府给愿意生孩子的家庭发福利。你作为一个生娃爱好者，应该喜大普奔，为什么也要反对？
对此我想问三个问题：第一，福利来源于税收，这种“鼓励生育”福利，经费从哪里来，是我需要额外交的税，还是之前所谓“超生人口”交的社会抚养费，或是未来不生或少生人口交的“罚款”？
第二，福利的设置，有哪些是我本就应当享有的福利，政府只是将其有限地实现了？有哪些是我本不想要的福利，政府给安排了，同时省却了其他我本应享有的福利。
第三，福利的覆盖，是否公平，是扩大了贫富差距还是缩小了贫富差距？
我们不妨回顾下三十年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怎么回答这三个问题的。
第一个经费来源，就是“超生人口”被迫强制缴纳的社会抚养费。
那么依此逻辑，专家提出的“少生人口”被迫强制缴纳生育基金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但“社会抚养费”存在三十年之久，我们习以为常，甚至我记得当年某个名人超生三胎，还被群起而攻之，最后他只能补缴。
而如今同样逻辑的“生育基金”的建议，却被大家当成笑柄，我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社会人民群众扎扎实实的进步。
第二个福利设置，对于计划生育而言是避孕套的免费发放，一胎之后的强制上环，二胎以上的强制结扎，甚至包括政策外儿童的强制流产，以及少量的独生子女补贴。
我想不用问，除了免费发避孕套，其他几条福利没人想要。而如今的福利，生育补贴、延长产假、3岁以内灵活办公场地，听起来挺美的，但这个成本如果由企业来买单，相信未来女性的求职会越来越困难，这也许是某些体制内人员的福利，但并不是我想要的福利。
而如果国家按照原来的逻辑再进一步，要求40岁以内强制二胎，甚至全面禁止堕胎，不用我说，也许所有人都不想要这样的福利。
第三是福利是否公平。
腾讯对于咸宁市二胎新政福利的评论中，这样评述政策的民间反馈。
“在咸宁市政府机关工作的85后公务员小刘，再放开二孩后生了第二个孩子。在她看来，咸宁新一波政策是利好。”
我笑了，对于公务员来说，当然是利好。
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针对中国的福利状况提出过“负福利”的概念，让我印象深刻。
福利政策本身，应该是为了消弭收入差距，给予低收入人群基本的生命生存教育医疗保障。
但是中国大多数福利政策，反而人为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所以被他称为“负福利”。
咸宁市此次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就是非常典型的“负福利”政策。
对于体制内企事业单位人员，他们可以享受分娩费用减免，产检延长甚至灵活上班等种种福利。
但是对于咸宁市的广大农民，这些政策毫无意义。
我的三姨是咸宁山区的赤脚医生，事实上咸宁农村尚有许多农村产妇在家分娩，连医院都不会去，没有所谓的企事业单位，背着孩子在地里干活，就是她们的“灵活选择办公地点”。
同样是我三姨，她在计划生育执行最严格的时候，顶风作案，东躲西藏养育了三个孩子，被“社会抚养费”罚得家徒四壁。
我的一个姑姑，一个姨妈，都死于计划外生育，因卫生条件差导致的分娩难产。我几乎所有农村的亲人，都接受过被迫结扎。
所以即便我现在有体面的工作，足以成为各项福利的既得利益阶层，但我仍然觉得，这些政策带着我亲人的血。
所以综上，对于公民的生育计划问题，我宁肯回到“零福利”“零管控”的状态，反而胜过“计生办”“催生办”的状态。更何况历史已经表明，低生育率陷阱，一旦掉进去，爬出来的努力都属徒然，何况我们是主动跳坑。
至于这个系统原来庞大的公务员群体，鉴于他们强大的执行力，去管管疫苗和食品安全就挺好。
三
最后我想说，作为一个想生孩子的母亲，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的是信心，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冒险的信心。
如果这个世界里，有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食品和受过检验的药品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她能生存下去。
如果这个世界里，她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无论她降生在那个阶层，都有通过教育和个人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世界里，她有知情权，自决权，能对政府将要实施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个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充分了解，合理表决。
这些“如果”的实现，都能在某些程度上增加我们的信心。
人口问题并不一定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还有生存质量的问题。当今中国，前者并不比后者更急迫。
当然我对现在的世界并不满意，可是为什么我仍然愿意要更多的孩子呢？
因为我对改变有期待。
即使我不能改变，谁知道我的孩子不能改变呢?
最近读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书，读到他说：“为福利而问责，为自由而限权”。
很有感触，也是我这篇文章思想的核心。
为了个体的生育自由，我们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利边界。
为了群体合理的生育福利，我们必须向政府的每一项税收问责。
我开始写时评杂文的时候，很多关心我的读者就给我留言，你写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回复：岂能因声微而不呐喊？
所以这篇文章，即便无用，即便被删，惟愿能让我和我的孩子离那些理想中的“如果”更近一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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