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义（1912 – 1999），比利时裔美国人。1930年，他踏上学习汉语之路，后来有幸师从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 。1937年，司礼义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此后十二年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语言、文字以及民俗研究领域。他精通多种欧洲语言，对中文、藏文、蒙文、梵文、日文等也造诣颇深。
司礼义十四岁时，深受利玛窦事迹的影响，心中便立下将来要前往中国的志向。十八岁那年，他加入圣母圣心会，在美国完成学业后，终于如愿踏上中国的土地。初到中国，司礼义最早在山西大同一带开展宣教工作，并进行科学研究。当地的俚语让他如获至宝，痴迷不已。为收集这些独特的俚语，他甚至不惜花钱与当地小孩子交换，这一举动让不明就里的当地人误以为他是“疯子” 。
1943年，司礼义被日军关押至山东潍坊外侨集中营。后经梵蒂冈出面交涉，他虽免受更多折磨，但依旧处于被限制自由的状态。抗日战争胜利后，司礼义在南怀仁书院任教两年，随后前往美国，成为赵元任门下的学生。终其一生，司礼义都将自己奉献给了中国文化研究事业，尤其是在甲骨文和中国民俗研究方面，贡献卓越，堪称一位真正意义上比许多中国人还精通中国的神父。
司礼义为自己取名“礼义”，或许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以“礼仪之邦”自称。然而，他却认为中国更应被称作“礼乐之邦”。在他看来，中国人虽重视“礼”，却对“理”缺乏足够的理解。他觉得“义”看似是“礼”的根源，但实则并非如此。
司礼义指出，中国人的“义”常常被用来要求他人，每个人却又都觉得自己是个例外，于是“义”便沦为了双重标准，本质上反映出社会最基本是非观的缺失。与之相比，他认为古希腊堪称“理乐之邦”。
在司礼义的认知里，中国社会似乎十分惧怕讲理。因为一旦讲理，便容易使人丢面子。普通人常说的讲道理，多数时候只是为自己抢占道德制高点，并非真正追求真理。而且中国人讲道理时，往往倾向于诉诸权威，可权威本身却常常对“理”形成压制。如此一来，“礼”便极易沦为一种表面的面子工程，而“理”则被长期压抑。
司礼义还认为，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长久以来支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动。这使得知识分子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导致中国的知识难以付诸实践，甚至开展实验还被视为玩物丧志的行为。
司礼义进一步分析，在中国古代，仅有针对犯罪的法律，却没有像罗马公民法那样的存在。罗马公民法能让老百姓清晰知晓自身权益，法律不仅要惩治坏人，更要保障民众的基本权益。而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对自身权利毫无概念，甚至将一切都视为皇恩浩荡的赐予。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老百姓面对法律，往往只能心生畏惧、选择逃避。现实生活中，当中国人自身权益遭受侵害时，常无奈地用一句“没有办法”来自我安慰，或是因深感“胳膊拗不过大腿”而默默接受。
司礼义觉得中国人十分惧怕直面自身弱点，且中国人所秉持的美德，更多局限于能否为家族带来荣耀。他曾举例道：“晚清时期，朝廷派遣的留学生，即便学习成绩不佳，也不会被召回。反观邻国日本，不仅在留学生选拔时条件极为严苛，一旦学生成绩不达标，会立即将其召回。此外，日本留学生学业有成后必须回国效力。”
晚清朝廷认为，派出去的人若被降级或开除，会有损大清颜面，这类事情最好不要声张。司礼义认为，中国人常说的“家丑不可外扬”，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欺骗、自我麻痹的心理，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心理上获得他人认可。
司礼义以一位神职人员和西方学者的视角，对中国文化、社会现象展开了深入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自身的维度。通过重新回顾司礼义的见解，能促使我们以更加开放、自省的态度，并梳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