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第七章
耶稣亲自于公元64年向明帝显现
在研究后来的传统之前，需要先阅读《后汉书》的一段文字，这是从三世纪开始记录的汉朝后期的编年史(或年谱)。《后汉书》提到了明帝的异象。这种出现在明帝梦中的幻象，在儒家传统中长期被用来抨击汉朝皇帝。然而，这个幻象在编年史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而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的事件中却被低估了，那个时期的历史记载主要关注了皇帝为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稳定而进行的战争。然而，这个梦境证明了当时流行的个人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已经变得越来越虚幻，无法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渴望，甚至无法满足人们对某种奇妙的向往。
一个重要的房间
这个重要的房间于我们的档案中所说的内容并不陌生，此外，对于中国君主与外界的关系，这个房间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在欧洲人开始航海并登陆中国的时代，这种情况就不再存在了。
一种广泛的传统认为，明帝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到了一个金发(或者是金色的)高大的男人，他的头顶上有光环。皇帝询问了许多谋士关于这个梦的含义，其中一位谋士告诉他，在西方存在着一个被称为“光明之神”(或“光明之人”)的神。他的身高有八丈(约两米)，肤色像金子一样。
皇帝渴望了解这梦的真正的意义，于是派遣一名使臣前往天竺国，探求佛陀的教诲。从那时起，佛教的绘画和雕像传入中土，朱亲王英开始信佛教[或传播它]，由此中土对佛教表示了尊重。后来，皇帝桓 [146-167]成为佛教徒，并致力于实践其崇拜仪式，经常向佛和老子献祭。渐渐地，人们接受了这种信仰，很快就有许多人开始实践这些崇拜仪式。
“黄金般的”或“像黄金一样的”这个词可能也是一种比喻，用来描述这个人物的精神特质或质量。这可能意味着这个人物被认为是珍贵的、辉煌的或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
这篇文本也可能指的是中国思想家对佛陀形象的一种特定解读。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背景信息，很难确定确切的解释。
至于“术”这个词在中文中的含义，它确实包含了技能、艺术、技术和科学等意思，但它也可以指代展现这种技能、艺术、技术和科学的人。 “术士”一词特指魔术师、占卜师和炼金术士等。而“士”则指受过教育、有学问、有智慧的人，类似于波斯帝国中的“魔法师”。在这篇文本中，“道”更可能指的是一种精神思想或哲学，而不是具体指向基于道的哲学“道家思想”。
在这篇文本中，“道”这个词也可以被理解为基督教中的“道路”，即基督自称为“道路、真理和生命”(约翰福音14:6)。但是，由于缺乏更多的上下文信息，确切的解释很难确定。
不要急于得出结论！显然，对于一种已经确立的传统，我们不能怀疑它。显然，编年史家将它保留下来，并在涉及拯救帝国的事件中给予它一席之地，突显了它在一世纪末和二世纪中国宗教背景中的重要性。当时许多中国人显然需要宗教复兴。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宗教背景是否影响了这个梦境的出现，或者这个梦境是否影响了宗教背景。无论如何，我们注意到明帝本人受到这个 “被称为‘光明’”，“来自西方”的“神”的影响，并且这位神以非常特殊的形象出现。明帝询问了“一群谋士”之后对这个“神”产生了很深的印象。
梦与梦境相比，其特点是给接收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通常情况下，梦境在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内就会从记忆中消失；只有在响应非常强烈的情感，例如跌倒、遭受攻击或回忆痛苦的经历时才会偶尔持续数天。与这些个人心理冲突的再现不同，明帝梦境与生活经历无关；它们被保存下来，不会轻易消失，并且可能比在白天经历的非常强烈的事件的记忆更容易重现在记忆中。因此，明帝一再要求提供信息以了解他梦中的幻影，随之而来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光明者”既非华夏人，也非匈奴、印度人或月氏人
仔细思考后，皇帝发现，通过与他的谋士们的对话，那个“金发高大，头顶光环”的人的非中原的特征相当明显。他的头发不是黑色的，不可能是东方人:既不是匈奴或胡人，匈奴人、月氏人或印度–斯基泰人，也不是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他不属于南方的民族，也不是靠近格兰奇山谷的印第安人，也不是东部的人，那里有无边无际的大海，只有一些日出之岛(日本)为人所知，在那里，人们的头发也是黑色的，身材也很矮小。
“光明者”既不是北方人，也不是南方人，也不是东方人，所以必须将目光投向西方！除了在战争时期(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西方人的土地是通过北部陆路进入的。旅行者和商人证明了这一点:在与匈奴有关的游牧民族穿越的土地之外，人们遇到了西方人。但是中国人无法想象有多少种族组成了这些西方人！如果他们列举出他们所知道的人，那么“光明者”不能来自他们的地方！他们是否想到了印度河谷的印度人和北部的“游牧民族”——月氏人，在中国人看来是斯基泰人，以及南部的印度人(对我们而言是印欧语系家族)？北方如果头发是金色的，皮肤是白色的。在南方，头发黑色的人有一种棕色的皮肤，或者在印度的极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人们的肤色几乎是黑色的。“光明者”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明帝的描述应该是属北部的闪米特人，金色的头发，棕褐色皮肤，身材相当高:但是在中国那个时期，人们并不认识这些人……因为中国商人所知道的希伯来商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东印度的泰安都见过他们)来自波斯湾或阿拉伯南部；他们相当矮小，头发黑色。中国的海上商人称印度河谷的东印度人为“天竺”，称印度河谷的西印度人为“泰安”。
带着光环的男子既非塞琉古帝国人，也不是帕提亚人或库车人
令人惊讶的新属性是“头顶上的光环”。这个光环在头后面闪耀，与其平行的传统图像不同，后者通常将光环描绘成辐射状的光线，与皇冠相结合，如同从中心向外辐射的阳光辐射，模仿阿波罗雕像的模式。这种光环不符合前塞琉古帝国(即今波斯)北部的通常图像，该图像仍然以辐射状射线的形式呈现光圈，并与皇冠相结合。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如《后汉书》所述，是“金发人”的正面描绘，正如在“连云港”上雕刻的两个使者的姿势一样。这个细节让人们在壁画上找到了这个正面呈现的人物形象，他面对着一位躺在床上的人物，可以通过其姿势来确认这个人物的身份。通过《后汉书》，可以将这个身份扩展到许多人物:楚王刘英、官员等等。他们有一百多个，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浅浮雕壁上，与半浮雕雕刻在尽可能平坦的凹地上不同。这种正面呈现非常引人注目，它的唯一例子在帕提亚帝国中也有，它强调了“对话”的意义。在这里，它是对皇帝发出的一种邀请，让他注意即将发生的事件，也是对过路人的一种提示，让他们在壁上认出人物形象并向他们致意。帕提亚帝国的壁画被设计成邀请观察者与其进行个人会面的方式。人们可以在这种艺术中看到，它很可能是叙利亚艺术和拜占庭艺术的起源。《明帝梦》和连云港岩壁上的三个人物形象传达的信息与后来的拜占庭图标相同，即邀请观察者与所描绘的人物进行个人会面的邀请。
那是复活的主耶稣的生动画像，多马会认出祂是自己的主
这个梦境中的一切都是为了宣告耶稣基督的使徒(用希腊语送去)即将抵达“天子之国”，到达东部人口稠密的平原。他将会见证耶稣，就像那些跟随他的人所感知到的一样，如同使徒约翰所表述的:“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观看、亲手摸过的。论到这生命的道，我们已经报明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样，我们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事，就完全了。”(约翰一书1:1)这就是约翰亲眼见证过的耶稣在变相山上的形象，你们还记得马太福音17:2吗？“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不再是一个光环，整个身体都是发光的 — 就像我们在罗马式教堂中见到的“荣耀的基督”雕塑中的“椭圆形光圈”一样，环绕着浮雕的上半部。在中国，主减弱了祂的力量的表现方式:祂向皇帝呈现出一个光明的人物形象，只有“头顶上有光环”，类似于月亮的盘子，但像太阳一样闪耀。祂出现在皇帝床边，就像升起的太阳，而不是在正午时分的星体。然而，他显然能够在多马描述的复活者的描述中认出那个在梦中拜访他的人，并且从多马本人的形态上也可以认识到梦中的那个人是北方闪族人。
在三世纪，佛教传统和金佛像盛行
很明显，最初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很快就被一连串的宗教浪潮(文字和艺术品)淹没了，这些浪潮改变了它，并吸收了其著作和图像，并将其与当地习俗融合在一起。 这种变化的一个例子是从塞琉古雕像到中国佛教雕像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库车王朝的皇帝逐渐崛起，吞并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东部省份，他们神祇、英雄甚至皇帝的形象都符合希腊雕塑的标准。
然后他们征服了当时由帕提亚人控制的印度西北部:于是出现了希腊–佛教艺术，首次展现了佛陀，然后展示了所有半神和菩萨的形象，采用从站立到蹲坐的表现方式，并且还发展出一种嵌入岩壁中的雕塑，符合希腊–帕提亚传统。
最后，在公元二、三世纪，中国宗教生活的复兴，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看到佛像被涂上金色，背后出现一道光环，头后出现一个光圈。这些佛像的表现形式与观音菩萨的形象相结合，人们称观音菩萨为慈悲的菩萨，后来在中国被称为观世音菩萨，通常被描绘为一个带着孩子的女神。
从皇帝的梦境雕刻到整个峭壁上的年代纪事，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壁画艺术
在峭壁上找到了代表明帝梦境的雕刻，因此分析其他雕刻所提供的背景十分重要(见图2.1；3.1-3.3)。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根据收集草图中的人物编号，该收集在1981年的文物7期中，并在本书第2章分析的图表中进行了记录)，一系列人物都面向东西方向，向左和峭壁另一端的两个帕提亚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明帝的宫廷图景:一名男子(x75)向他递送礼物，然后是两个杂耍演员(x74和x72)，接着是皇帝的近臣(x80和x81)和谋士(x72和x78)，他们都面向床上受惊的皇帝，他的侍从(x0和x69)站在床边，看着出现在东方、头戴光环、留胡须、身穿帕提亚服装、两侧有条纹的人物(x75)。接下来，在第三个帕提亚人物下方(这不可能是偶然的)，有一幅有框雕刻(人物x97-105)，可以从他们清晰的胡须看出其中两个人是帕提亚的“使者”(x98和99)，他们正在会见皇帝(x100)，旁边是两个重要人物(x101-102)和四个谋士在讨论。
我们在另一个框架中找到了这两个人物，他们正在听多马的讲解(x95-94和x93)，接着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高贵的人物向左走去，并带来一朵三片瓣的花，该花显然不是莲花(x65)。同样这些人物(x3)当场观看了两名伟大帕提亚使者的礼拜和其助手的讲道礼拜，宣扬活着的圣言以书面形式出现在他的证言卷轴中的生命之道。他站在祭品台的背后，由大祭司多马主持，大祭司手持象征牺牲羔羊为我们罪而死的十字架给他祝福。
这样一幅清晰的壁画，与三个巨大的帕提亚浮雕之间存在如此的一致性，讲述了他们的历史，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幅如此显眼的雕刻可以不用经过当权者的批准。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个时间点定在公元70年之前，当时该省的政权被收回并给予了楚王刘英。
可以合理地估计，帕提亚人在复活的X和P上刻了三个大浅浮雕和大Tav，这两个特使以houtama的身份加入了这两个使节，这是他们宣教在离开五旬节68之前的最后印记。这些小版画是中国艺术家为纪念来年第二年(迫害70年)而制作的。
我们可以合理地估计，帕提亚人刻制了三个大型的浅浮雕和大型的复活的“X”和“P” Tav，它成为这两个使者来华传道在公元68年的五旬节离开的最后印记。至于小的雕刻，它们可能是由中国艺术家在他们于第二年来访时为纪念他们制作的，是在公元70年的迫害来临之前。
此外，很明显，佛教雕刻的年代要晚得多，尽管传教士的两次希腊雕刻(x61，x87)出现得很早，但重要的是，大佛陀摆放的位置却是最高的，因此佛教虽然出现得迟却后来处于了主导地位(x68)。 最早的类似雕刻可追溯到4世纪初，当时北魏将佛教作为官方宗教:在涅盘雕刻(x4至x63)和其他佛教传统的重新解释(x76、x77、x79、x83至x86)中，出现了宣传和利用基督教早期雕塑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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