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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丨面向终末的生命 :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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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此文乃是洪亮老师博士论文面向终末的生命 ——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的摘要。该论文以发展史重构法,展现了图爱森在巴特《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文本形成史中所扮演的多面角色,首次全面评估了这位坚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爱好者”对早期辩证神学的理论贡献。


此文推送的意义不仅在于向汉语学界介绍洪亮博士颇有新意的博士论文和相关研究成果,更在于向汉语学界推介历史发生法或者发展史重构法这一在德语学界常见的研究方法。在我国的西学研究中,这样的研究方法依然是甚为罕见的。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在古希腊哲学界,以Werner Jaeger和陈康为代表的发展史进路开始得到重视。随着我国西学研究的进深发展,对历史发生法或发展史重构法的逐渐重视和应用或将成为其中的奠基性角色。


比对先哲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或者海德格尔关于“后思”[Nachdenken]的说法),若对一位思想家思想和文本的历史生成缺乏细致深入的了解,那就还没有真正做到对一位思想家思想的“照着讲”,遑论在中国学界自身的语境中“接着讲”。







本文原发表于《基督教文化学刊》2019年第41期“返本开新”巴特专刊。推送时已获期刊和作者本人授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文化学刊》编辑部和洪亮老师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



面向终末的生命:

——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






卡尔·巴特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神学大师,他向我们展示了神学可以不依附于任何现代价值与哲学体系,在回到自身语言系统与智识结构后可以变得优美深刻。此外,巴特思想中的人道主义(Humanismus)现在已经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而“新正统”(Neo-orthodoxy)这个标签简化了巴特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巴特不是简单的反现代,而是要为现代内部的各类诉求设立界限,比如,他并未否认人的自由,而是强调这一自由与上帝的自由在盟约关系中的互动,后者限制了前者与国族、种族利益或明或暗的勾兑,众所周知,这种勾兑为欧洲诸民族国家通向一战中的互殴以及二战中的屠犹惨剧铺设了桥梁之一。

巴特强调,人道无法依靠人的善心大发而实现,必须在“为了世界的上帝”以及“为了人的上帝”中获得其基础,这两个巴特思想成熟期的基本音符并非在表达某种人类中心主义,恰恰相反,它们的关切点是被各类怀疑论围剿的世界概念和人的概念在上帝信实(Treue Gottes)中的重新奠基。

在巴特看来,人道的核心是与邻人相遇,而相遇的真意则是信实中的相助,人对邻人信实的根基是上帝对世界与人的信实。对于当下这个战后秩序土崩瓦解的时期而言,巴特立足于“和解论”(Versöhnungslehre)的人道主义思考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深究。

带着这些情怀,笔者通过阅读大量一手文献,从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Eduard Thurneysen)的通信中谈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探讨巴特早期思想中隐含的神学人类学旨趣。


洪亮丨面向终末的生命 :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

(Eduard Thurneysen,1888-1974)


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前言中,巴特提及修订该书第一版的四个因素[1],其中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克尔凯郭尔被视为因素之一。这个言之凿凿的判断左右了后世研究者在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辩证神学关系上的基本进路,即重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乃至早期巴特究竟产生何种观念性影响。

2010年,瑞士苏黎世神学出版社推出《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学术校勘本,标志着国际辩证神学研究步入一个崭新阶段,与此同时,德语学界对这部经典著作的历史研究也日益聚焦于巴特与同代神学流派及文化思潮之间的对话关系,在这个晚近逐渐形成的研究路向中,笔者构思并完成博士论文《面向终末的生命: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2],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早期辩证神学的关系、以及《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内在结构提出了新见解。

论文第一指导教授莫尔特曼(J. Moltmann)与第二指导教授施威博(Ch. Schwöbel)评分均为最优等(summa cum laude)。该论文二零一六年四月在德国Neukirchener出版社出版,先后获得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系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学年最佳博士论文与博士考试奖,二零一七年度恩斯特伍尔夫双年奖及二零一七年度曼弗雷德劳滕施莱格奖。




洪亮丨面向终末的生命 :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
本论文采用的方法是德语学界常见的发展史重构(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Rekonstruktion),侧重于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展现研究对象变化发展的脉络。笔者将这一方法运用到解析《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所包含的终末性“透视主义”(Perspektivismus)这一问题上,入手点为巴特与其思想伙伴图爱森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处理的文本类型涵盖书信、讲章、报刊文章、授课讲义、论文与论著。该论文共由五章构成,标题依次为“终末论与生命”、“第一阶段(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初)”、“第二阶段(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一年)”、“第三阶段(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与“批判性评估”。






第一章








第一章着重分析了巴特的终末论概念与生命概念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间的渐变过程,指出两者的内在关联最终落实于“面向终末的生命”(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这一贯穿《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终末论及其解释学原则的神学人类学概念之上。[3] 按巴特本人的表述,这一所谓“面向终末的生命”即“与上帝相关的生命,处于审判和应许之下的生命,虽以死亡为特征,却又通过作为永生之希望的基督之死获得资格的生命”[4],生命现象的特征在于它持续超出自身,指向作为生命之危机与拯救的上帝,辩证神学蕴含“生命神学”(Lebenstheologie)的向度。这一章主要分析了巴特的三篇重要早期论文<社会中的基督徒>(1919)、<对当今神学的未解之问>(1920)、<圣经的问题、洞见与展望>(1920)、以及《罗马书释义(第二版)》(1922)。








第二章








第二章首先梳理了图爱森与巴特的通信对理解早期巴特思想的意义、以及对这些通信的编纂工作经历的四个阶段;其次,分析巴特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封信件;然后,以此为线索解读巴特一九一九年初的两篇论文<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俄国革命1917>,指出巴特和图爱森此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与俄国革命及俄国性两个问题语境密不可分,这也是当时德语知识界的主流认知模式;在实地考察瑞士巴塞尔巴特档案馆和巴塞尔大学图书馆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在该章最后一部分重构了巴特与图爱森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目录,评估了两者对这位俄国作家生平与著作的熟悉程度,以及他们对二十世纪初期德语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状况的了解程度。[5]







第三章








第三章构成全书重心。本章首先分四阶段梳理巴特与图爱森在这一时段的三十五封通信和一张明信片,这些文本生动记载了巴特和图爱森如何从俄国革命与俄国性的理解框架中挣脱出来,逐渐形成以“面向终末的生命”为核心的解读方向。[6]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二一年四月之后,图爱森在同名演讲[7]的基础之上开始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8]一书,在此过程中,他不仅继续承担着对巴特《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初稿的审校与润色任务[9],更把自己对形成中的《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理解写入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这本书在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成书出版之后,又反过来给继续写作《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巴特以灵感。



洪亮丨面向终末的生命 :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



除书信以外,本章处理的其他文本主要包括巴特的论文《社会中的基督徒》、两篇讲章与论著《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图爱森的论文《宣讲的任务》和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分析完巴特与图爱森这一时期的通信之后,本章依次解析了巴特在《社会中的基督徒》和两篇讲章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然后聚焦于《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正文中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十处引证性或影射性文段。这些文段表明,巴特对这位俄国作家及其作品的提及大多为行文需要,具有高度随机性,而且,与同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类似,他倾向于把作家本人直接等同于其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唯一例外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涉及这个人物形象的文段有九处之多。对巴特而言,“宗教大法官”成为人在宗教与社会中背叛上帝自由的象征化表达,堪称他此时所进行的宗教批判与社会批判的骨干性观念。

如果仅仅透过《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去评估巴特与图爱森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那么这个解读所包含的理论价值将被掩盖,因为就根本而言,巴特这部著作的三十处文段只是碎片性地记录了两位神学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局部认知,能够体现其整体性理解的文本载体是图爱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题的关键在于揭示这个整体性理解的核心结构。在分析了图爱森的论文<宣讲的任务>之后,本章以较大篇幅重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结构,指出图爱森透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小说世界的解读,把“面向终末的生命”这一辩证神学的生命神学维度进一步拓展为此岸的生命图像与其彼岸焦点的透视学关系。按照图爱森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形象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形象所包含的线条没有局限于二维平面,而是超出自身,指向上帝这个永远处于彼岸的焦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从此岸出发,取消彼岸焦点或者使其此岸化,两者都意味着对生命图像的毁灭;与此同时,生命图像与其彼岸焦点的内在关联中又蕴含着两者之间不可消除的“终末论张力”[10],这一张力的消解唯独取决于从彼岸而来的神性行动(Akt),按照巴特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的语言模式,这意味着永恒突入时间,而图爱森则将之称为“终末论张力”转变为“终末论”[11]。
洪亮丨面向终末的生命 :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

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给巴特的信中,图爱森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图解”(Illustration)[12],原因正在于它透过生命图像与彼岸焦点之间的张力与关联,形象表达了《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面向终末的生命”与“复活的透视焦点”(Fluchtpunkt der Auferstehung)[13]之间的透视主义结构。在巴特与图爱森这里,透视主义的基本涵义即是在二维空间内绘制三维图像的透视法,尤其是画面线条对画面焦点的指向。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中的透视主义还与尼采遗稿中提及的透视主义[14]在两方面意义近似:首先,透视主义意味着借助特定视角观察并解释对象,以实现支配与统治。在巴特这里,“复活的透视焦点”表达的即源自上帝主权(Souveränität Gottes)的彼岸视角的确立,由此出发,透视脱离上帝的世界在诸多此岸视角的竞争中陷入的危机,宣布创造主和救赎主对世界的独一统治;其次,借助特定视角所进行的透视是赋予意义的活动,“复活的透视焦点”确立的上帝主权视角是针对此岸生命的“彼岸性意义赋予”(jenseitige Sinngebung)[15],上帝对世界的统治不是让文化以及价值虚无化的灾难,而是两者在终末论语境中的奠基与充实。《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强调终末论的优先性,意图正是确立这一上帝主权的视角,再由此出发,揭示世界既深陷危机又充满盼望,巴特在这部著作中铺陈的文化批判、社会批判与宗教批判源于这一视角。图爱森对辩证神学的贡献绝不只是修改并润色巴特的《罗马书释义(第二版)》草稿而已,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透视主义观念“图解”了这部经典的核心论说结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与神学地位所在,它和《罗马书释义(第二版)》互为姊妹篇,分别记录了两位神学家从一九二零年深秋至一九二一年初秋所经历的同一个神学发现,正是这个关于上帝主权视角的神学发现奠定了两部著作内在的平行性;另一方面,从“面向终末的生命”与其彼岸焦点的透视主义关系出发,图爱森与巴特发展出了具有原创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读进路,超越了同时期德语斯拉夫学界对这位俄国作家的诠释水准。







第四章







第四章首先分析了巴特与图爱森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九封通信;在此基础上,本章考察了图爱森在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如何继续深化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处理的文本是图爱森的报刊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社会主义》以及论文《迈向文化》,在前一文本中,图爱森强调,这位俄国作家政治观点保守性的根源是其对上帝这一彼岸视角的坚持,他关注的不是尘世内部具体的政治变革,而是具有终末气质与激进性的“真正革命”[16]。后一文本聚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图爱森认为,尽管这位俄国作家宣告了上帝的审判之言,但这种面向终结的旨趣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化和文化工作的理解是虚无主义式的,恰恰相反,他正是从“真正的终末论”[17]出发关心危机中的文化重建;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存在滥用终末论视角的可能性,尤其是当他唯独把斯拉夫民族视为被拣选的民族,把其他欧洲民族国家看作上帝的审判对象之时,图爱森把这种泛斯拉夫主义意识形态称为“虚假终末论的激化”[18]。本章的第三部分重构了巴特和图爱森与哲学家福斯特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的一次论战。福斯特抨击图爱森和巴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诠释,认为两者曲解了这位俄国作家,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精华是“灵魂引导”[19]意义上的道德教化,不是消解教化意义的彼岸性。巴特与图爱森坚持,真正的德育超越一切此岸教化的手段与设计,指向生命的彼岸救赎;与成人相比,未经教化的儿童反而更能感受生命与彼岸之间的联系;福斯特对十九世纪“教育理念与文化理念”[20]不加反思的推崇是“对基督教的背叛”[21]。


本章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巴特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完成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涉及文本为巴特的授课讲稿《加尔文神学》,论文《当前伦理学问题》,《教会与启示》以及《论“实在性悖论”的悖论》,在这些文本中,“宗教大法官”占据了显著的核心地位。对此时的巴特而言,“宗教大法官”的意义包含三个侧面:首先,他借助神权政治取代了彼岸上帝的意志,损害了人类的自由;其次,他篡改基督的事业,试图以人手捏造出更好的版本;最后,他也代表了前启蒙时代压制人类自由与自治的宗教权威。[22]







第五章







第五章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概括性地复述第一至第四章内容的基础上,勾勒了巴特和图爱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读从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三年的变化过程,指出两者没有如巴特所言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受到“影响”,他们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探求的是其终末论旨趣在生命神学语境中的落实。这是巴特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的一封信[23]中承认自己十年之前误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因所在。第二部分指出,巴特和图爱森强烈的终末论导向一方面使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读摆脱了“保守主义革命”阵营[24]突出俄国与德国民族利益的诠释进路,另一方面也造成其内在的单调性;但回归到如何理解辩证神学的终末论问题上,这两位神学家从透视主义角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性诠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即生命透过上帝主权这个彼岸焦点所展现出的“深层视野”[25]。


洪亮丨面向终末的生命 :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


这篇博士论文的贡献有四个方面。首先,它借助巴特档案馆的材料,全面梳理了巴特和图爱森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三年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通信,尤其是两者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的通信,展现了图爱森的“双重身份”(即《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初稿的审校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文本形成史中的重大意义;其次,它表明《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前言中关于巴特与图爱森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论断是后设视角下的虚构叙事,并不符合两位神学家的书信交流所记录的历史真实,巴特与图爱森并非“被动接受”这位俄国作家的影响,而是把“面向终末的生命”这一解读视角投射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世界,并将其剥离出俄国文化语境,以此来表述并打磨自己在终末论问题上的自我理解;再次,它揭示了图爱森在辩证神学发轫期的重要理论贡献,即透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把这一针对终末论的自我理解概念化为透视主义,从而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竞争性的文化思想语境中解读《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提供了新的可能。最后,就广义辩证神学研究而言,它修正了二十世纪欧陆神学史写作中把《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终末论视为“灾难理论”[26]的解读传统,揭示了早期巴特与图爱森终末论思维所隐含的神学人类学旨趣:终末不仅揭示此岸生命的有限与必死,更意味着它在彼岸上帝之“信实”中的奠基与“成像”,后者涉及的是意义的赋予,而非意义的倒空。







参考文献 :


[1] Barth, K. Römerbrief (Zweite Fassung) 1922. Hrsg. von C. v. d. Kooi/K.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0

[2] Liang, H.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Die Dostojewski-Rezeption im frühen Werk von Karl Barth und Eduard Thurneysen(1915-1923).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6.

[3] Mohler, Armin.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1.Stuttgart:Friedrich Vorwerk, 1950.

[4] Nietzsche, F. Nachlass 1885-1887,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Bd. 12. Hrsg. von C. Colli und M. Montinari. München: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5] Thurneysen, E. Dostojewski.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1921.

________. “Das Römerbriefmanuskript habe ich gelesen”: Eduard Thurneysens gesammelte Briefe und Kommentare aus der Entstehungszeit von Karl Barths Römerbrief II (1920-1921).Hg. von  Katja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5.


注释:


[1]K. Barth, Römerbrief(Zweite Fassung) 1922, hrsg. von C. v. d. Kooi/K.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0), S. 7.

[2]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Die Dostojewski-Rezeption im frühen Werk von Karl Barth und Eduard Thurneysen (1915-1923)(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6). 

[3]A. a. O., S. 52-61.

[4] Barth, Römerbrief(Zweite Fassung), S. 683.

[5] 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78-82.

[6]A. a. O., S. 85-118. 2015年,Katja Tolstaja 博士编辑出版这些书信: E. Thurneysen, “Das Römerbriefmanuskript habe ich gelesen”: Eduard Thurneysens gesammelte Briefe und Kommentare aus der Entstehungszeit von Karl Barths Römerbrief II (1920-1921),hg. von Katja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5).

[7] 这篇演讲图爱森发表于1921年4月25日,但演讲底稿已经遗失。

[8]E. Thurneysen, Dostojewski(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1921).

[9] 在写作《罗马书释义(第二版)》(1922)期间,巴特对图爱森提出的修改建议大都直接采纳。比如巴特在诠释《罗马书》第十四至十五章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罗马书的结尾处(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结局处那样)只会被重新放置在生活(也包括基督徒的生活和基督徒的团契生活!)所包含的无法看透的困境中,找不到出路,只能再次从头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关于上帝的谈论把我们逼入的困境。”这一段的原文为: “Nur aufs Neue werden wir am Ausgang des Römerbriefs (wie etwa auch am Ausgang der Romane Dostojewskis) vor die undurchdringliche Problematik des Lebens (auch des christlichen und des christlichen Gemeindelebens!) gestellt, auf dass wir keinen Ausgang finden, sondern erst recht wieder von vorne anfangen, nur immer neu die Bedrängnis sehen sollen, in die uns unser Gespräch über Gott gedrängt hat.” K. Barth, Römerbrief(Zweite Fassung), 674.如果参考图爱森1921年9月22日写给巴特的信,可以发现他给巴特提出的修改建议与书中文段惊人地类似:“这里有无可能以及是否合适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致可以这样写:我们在罗马书的结尾处(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结局处那样)只会被重新放置在生活(也包括基督徒的生活和团契生活!)所包含的无法看透的困境中,找不到出路,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重新审视逼我们谈论上帝的困境。”这一段的原文为: “Ist hier eine Erinnerung an Dostoj.<ewski> möglich und angezeigt? etwa so: Nur aufs neue werden wir am Ausgang des Röm.<er>briefes (wie etwa auch am Ausgang der Romane Dostojewskis) vor die undurchdringliche Problematik des Lebens (auch des christlichen, des Gemeindelebens!) gestellt, auf dass wir keinen Ausgang finden, sondern erst recht wieder von vorne anfangen nur immer neu die Bedrängnis sehen müssen, die uns in unser Gespräch über Gott gedrängt hat.”E. Thurneysens Brief vom 22. September 1921 (an Karl Barth), Karl Barth Archiv. KBA.參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111-113.

[10]E. Thurneysen, Dostojewski, S. 38.

[11]A. a. O., S. 39.

[12] 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106f.

[13] Barth, Römerbrief(Zweite Fassung), S. 600.

[14]F. Nietzsche, Nachlass 1885-1887,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Bd. 12, hrsg. von C. Colli und M. Montinari (München: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S. 114; 140.

[15] Barth, Römerbrief(Zweite Fassung), S. 265.

[16] 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225f.

[17]E. Thurneysen, Dostojewski, S. 72.

[18]A. a. O., S. 75.

[19] 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235f.

[20]A. a. O., S. 238.

[21] Ebd.

[22]A. a. O., S. 239-252.

[23] A. a. O., S. 21.

[24] Armin Mohler,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1(Stuttgart: Friedrich Vorwerk, 1950).

[25] 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264.

[26]A. a. O., S. 26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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