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9。康南海为戊戌变法之精神领袖，世人皆知。变法之必要，无待多论。要而言之，如南海所言，“泰西之国一姓累败而累兴，盖善变以应天也。中国一姓不再兴者，不变而逆天也。夫新朝必变前朝之法，与民更始，盖应三百年之运，顺天者兴。兴其变而顺天，非兴其一姓也。逆天得亡，亡其不变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变，人将顺天代变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顺天时，时自变，则一姓虽万世存可也。”天道健动，天变即时变，人道必须顺时而变，否则必亡，以天道论人道，中矣。南海认为，其所处之晚清，实为一据乱世，所谓变法，乃引导据乱世入于升平世也。
730。南海虽力主以变应变，但他又认为，应渐变而非激变。盖南海之大同思想也激越，其维新思想也温和平实也。南海处革命思想日渐激进时代，而其始终为一坚定之反革命者。孙黄革命，既为排满之种族革命，且为政治之民主革命。在南海看来，孙黄之革命主张，皆站不住脚。
731。为何种族革命站不住脚？因为遍观世界一切民族，纯种皆为人为之虚构。南海曰：“近人多谓中国汉族全为炎黄子孙，有欲以黄帝纪年者。其实大地万国无有能纯为一族者也。夫黄帝出自昆仑，实由中亚洲迁徙而来。《史记.黄帝本纪》称以师兵为营卫，则实由游牧而入中国之北方。其时中国地属有苗。”“欧人以中国人种同于蒙古人种，而马来人别自为种。盖马来人种出自苗人，其音不同。而黄帝徙自中亚，实即蒙古人种。”又，中国自古为多民族杂居之地，“魏齐周隋五代辽金元诸史中由诸番改汉姓者不可胜数，吾未及遍举之。但举简要，则北魏书官氏志九十九姓之所改，盖中国之自负为三代华胄者，盖无一能免于北狄所杂乱者矣。”另据南海论证，“满洲之音转从肃慎。其在周世曾贡楛矢石弩，皆黄帝二十五子分封之所出。而匈奴之祖淳维，实为殷后，则北魏亦吾所自出耳。”南海之民族思想，盖尊先秦之夷狄论也。“一国之存亡在其历史风俗教化，不系于一君之姓系。”南海分亡国为四等：征服者灭绝亡国者之文化为第一等；禁止亡国者之文教，使亡国者为奴，为第二等；压迫亡国之民为第三等；禁其语文，夺其权利为第四等。以此四种标准衡量，则满洲入主中国，中国未曾亡也。“五千年文明之中国礼乐文章政俗教化一切保存，亦如英国也，（满洲入主中国）则亦不过易姓移朝耳。易姓移朝者，可谓之亡君统，不得以为亡国也。”非但如此，汉人若驱除满人，则极易遭致外患。“若中国今日而亡于外人乎，则必为芬兰、印度、安南、瓜哇、台湾，必不得为北魏、金、元与本朝之旧，可决之也。以今人外人皆有文明化我故也。”南海此论，层层递进，平实明快，高出王夫之之狭隘种族主义不可以道里计也。虽然，民族主义一旦兴盛，其势又非讲道理者可撄也。
732。南海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乱世只能用君宪而不能用共和也。南海曰：“故独立自由之风，平等自由之义，立宪民主之法，孔子怀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为乱世发也。以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夫所谓政党议会、民权宪法，乃至立宪、共和、专制，皆方药也。当其病，应其时，则皆为用。非其病，失其宜，则皆为灾。”盖南海认为，民主共和虽为良制，然适于太平世，而不能稳立于据乱世也。康南海环视欧美诸国，发现行民主而富强安定者，只有美国与瑞士，其余诸国，无不乱象纷然也。若采君宪制，既可去专制，又可致稳定也。“故天下为公，理至公也。但当乱世，水火涂炭，民无所归。有聪明神武者首出为君，民得所庇以出水火，则国暂君有，亦乱世之不得已者。”若民智已开，君宪不难过渡至民主共和也。证诸民国初年动荡之政局，平情而论，南海之论独具先见之明也。从理论上讲，君宪确为从专制到民主之最稳固的桥梁。但考诸中国历史及晚清时局，当知革命易而君宪则难，或曰君宪几无现实之可能也。原因至少有二：一，中国已行君主专制两千余年，专制之君遽然而变为虚君，其难度实不比遽行民主为小；二，满清毕竟为异族政权，在一个夷夏之防传统深厚的国度，皇帝若为无权之虚君，能长享尊荣而不被推翻吗？再以民国史事为证。宣统逊位后，已无任何统治权，何以冯玉祥要将其驱除出宫？再转而言之，宣统若不被驱除，日人纵有怂恿手段，性格懦弱之宣统未必敢配合日军成立伪满洲国，当日人之儿皇帝也。由此再进而论之，政治哲学与实际政治之发展往往难合符节，故政治思想家以应然之学理论实然之政治，往往左支右绌，很难说思想家由此就错了，因为不能说凡是现实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733。南海论政，一生力持君主立宪之经，但也非全不知权。要而言之，当君主专制时期，南海也曾高扬民权以抗专制；当革命高涨时期，南海遂多抑民权以求稳定；当民国建立，军政纷乱，国将不国时，南海遂成复辟君主制之反对分子也；当复辟两败，南海已知君宪不过幻想，遂强调国家权力以稍抑民权矣。我们若不以成败论英雄，实可对南海致以深切之同情也。中国近代，不缺革命家，实缺有见识之反革命。然革命终非人类历史之常态，革命之后，终将建设。而反革命之存在，可减轻革命之烈度与时长，转使国家、社会复归于重建也。
734。“民智未开”为晚清以至后世当政者反对民主之理由，也为南海反对共和民主之理由，然南海早年为民请愿时却反对“民智未开”之论，其论证虽置于今日犹有可观者。南海曰：“明诏已许之矣。所以迟迟（不立宪开国会）者，或疑于民智未开，资格未至耳。夫以中国之大，四万万人之众，学校之盛，当讲求就学之殷，通于中外之彦，殆不可数计。而谓区区数百议员竟无此资格之人才。此不独厚诬中国，自贬人才，亦无此理矣。夫以变法之日浅，阅历之难，办事之艰，人才或乏。若夫徒发空言，兼取中外，从多取决，岂患乏才？即有严苛之论，谓通才仍乏，岂合四万万人，公举数百之人才，而多数取决者，其见闻知识乃不如政府数人之明耶？夫今政府诸臣之才否，非民等所能妄为毁誉。如诸臣多未游历各国，未遍阅行省郡县边徼，以亲贵清流之故，多不解民俗农工商矿之百业。凡此数事，皆举议员应有之人，而政府诸臣皆实未经，则政府诸臣，虽可颂为上圣大贤，或真能清忠公正，而实不能免即聋从昧。虽有苏张之舌，无能为政府诸臣解矣。夫以中国之奇大，危险之极势，而付之寥寥数聋昧者之手，如以巨舰驾洪涛乘逆风潮，而以瞽人为舵师，其事可谓至奇。乃不谓其人才不足举政府而不设置之，又不谓待他日有治国之资格人才足而后设政府。何乃于全国人才公谋国政，而独责以才不足与。此商民等隐笑大奇而不可解者也。夫立宪不过空文耳。”
735。辛亥军兴，其时朝廷已仓促立宪，南海欲以一雄文《宣统辛亥之救亡论》阻革命军，俗人以为螳臂挡车，知者或以为南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南海曰：“今者朝廷审天下为公之理，为中国泰山磐石之安，既明且决。毅然下诏，行不负责任之义，而一切付之资政院。立开国会，公之国民。定宪法而议立法。听民望之所归，组织内阁，俾代负责任。是朝廷下完全共和立宪之诏矣。此一诏也，即将数千年国为君有之私产一旦尽舍而捐，出公于国之臣民共有也。此一诏也，即将数千年无限之君权，一旦尽舍之，而捐立法权于国会，捐行政权于内阁，改而就最高世爵，仍虚名曰君位云尔。国民日：国者吾之公产也，昔代理者以吾之幼少而代管之，今代理者已愿将公产交出，吾等可享此公产而无事也。又曰：代理者总吾公产之全权也，今已将公产权让出公议公办，代理者不过预闻而签一名云尔。故昔之愤然争者，今宜欢然喜矣。故夫立宪云者，以君有之国为公有，以无限之君权改为最高世爵之代名词而已。”既然君主已无实权，“虽有君主，不过虚名而已，实则共和矣，可名曰虚君共和国。”至此，革命党当得偿所愿，为何非得继续革命？“抑将倾四万万人之财命，亡万里之境土，弃五千年之文明，而争一冷庙之土偶香火乎？即得胜之，亦太不值矣。汉已兴矣，亦又何求？无亦可以已乎？”南海之论，可谓苦心婆心，但其误至少有二：一，清廷若真心立宪，为何立皇族内阁以火上浇油？至形势不可收拾，乃复用袁世凯组阁，然其时已晚，非但革命党，袁氏之心已不能挽矣。二，革命如箭，既已射出，如何能收回囊中？革命本自带不断裂变之基因，当时革命党领袖如孙黄，即便下令止战，各股革命势力，岂能听其将令？
736。南海晚年，受民初政俗乱象刺激，自知其政治思想已无实现之可能，乃退而提倡国粹，且不惜懊悔自己昔年之进步思想。他不仅主张奉孔教为国教，甚至发展到反对用公历，禁迷信，讲卫生，禁娼妓、婢女、赌博等社会革新运动。如此种种，非能仅以落伍视之，实乃精神疾病使然。然扬南海思想者，于此当毋庸讳言。
737。南海倡国教之理由为：“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国无大小久暂，苟舍乎此，国不能立。以弱以凶，以夭以折。人失魂乎，非狂则死；国失魂乎，非狂则亡。”南海又说，孔教即为中国数千年来之国魂。孔教未必完备，取长补短可也。“若夫尽舍己之政治教化风俗，不择其是非得失，而一以从人，是甘为奴而从主耳，甘卖身而离魂耳。天下之愚，未见其比也。”南海早年曾力陈“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之理，今则退为“中国所长者政治、教化、风俗，而西洋所长者科学、工艺、美术。吾人只宜采彼之长，以我之政治、教化、风俗为主，而修饰之增长之。”至此，康有为完成了对自己一生之否定，而等同于“中体西用”之张之洞也。人生悲剧，以至于此。南海之悲剧何以至之？究其实，还在于他也患上了他所反对的革命党操切心急的毛病。国家确实应该有魂，国民因此而认同、聚集，但国魂非不变之死物。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政治崩溃之后，国魂虽不必尽弃旧，势当以铸新为主。国魂之重铸，需要时间，岂可一蹴而就？其间间有失魂，又岂可以旧魂替代？若如此，中国人是不是太没出息了？处巨变之世，思想家多有救世之热诚，而少静观之智慧，而热诚受感情趋使，始于不理性，又常终于反理性也。今日有主张以儒教为国教者，持论多以康有为为同调，然诸君不知康氏当年之孔教运动徒引得天下嗤笑，而旋归于失败乎？
738。戊戌维新时期之思想家，康梁以外，尚有以身殉志之谭嗣同。嗣同就义时方三十三岁，其思想驳杂而未定型，所著《仁学》一书，感情多于理智，逻辑弱于理想也。
739。谭嗣同之思想，以“冲决网罗”为最大特色，而其欲冲决之最大网罗则为中国之纲常名教。“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独夫民贼固其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以此为率，取便己故也。”于是人民成为奴隶，社会窒息欲死。故欲变法维新，必先铲除名教也。此旨后被鲁迅等人继之、扬之，其得失皆甚明显。
740。谭嗣同之思想，总体上未超过康梁，然也有颇可重视者：一，谭氏认为中西人性并无不同。“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故“其实了无所谓洋务，皆中国应办之实事。为抵御他国计在此，即不为他国亦竟不能废此也。”二，谭氏主张国际干涉，中国若不能自我改革，则列强“莫若明目张胆，代其改革。废其所谓君主，而择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谭氏若生今日，必难逃“带路党”之讥也。可以想象，谭氏必为奉行孤立主义的特朗普之反对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