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循道公会西南jiao区的主要负责人一直都是经徒会(The Bible 基督徒 Millions)，1907年其与另外两个差会联合，自称圣道公会；1931年又再次与其他卫斯理宗在华的差会联合，称循道公会。但无论他们怎样联合，我们都应该知晓的一点就是，以昭通为中心的经徒会，其辐射川滇黔边三省地界的这一块广阔地域的jiao区，一直都是由他们负责。就好比偕我公会在温州、宁波地区，而圣道堂在山东、河北一带一样。即使他们联合成为一个公会，但彼此还是保持着原有的规划。在湖北和湖南的循道会，也一直经营着他们禾场；在华南一带的循道会也如此……
所以，经徒会从1885年来华始，至1950年左右离开，其在中国西南川滇黔边区的工作，呈现出了一片广大的教育网络系统。他们以昭通为中心，先后在东川、石门坎、四方井、昆明等地开拓和办理教育。几乎每个有jiao堂的地方，就会有学校，我们姑且称之为”乡寨小学”吧！这些处于深山里的小学，大部分只有初小，若要升学，则只能前往更为集中的联区。如我们熟悉的石门坎，如果你在长海子读完初小，则需要去到石门坎读高小，韩杰就是这样的。这跟当时的经徒会的jiao区规划有关。石门坎是当地苗族的中心，而四方井，则是彝族的中心。四方井，是当地彝族同胞们的中心点，他们在四方井上完初小高小后，就可以继续前往昭通的宣道中学求学。（从”四方井体系”出来的威宁彝族学子，与”石门坎体系”相比，两者难分伯仲，而这是一直关注石门坎研究的人所忽略的。同样的，经徒会在昭通培养的汉族学子，更是被人们所”忽视”。其实，昭通汉族的学子，亦有很多。除去昭通，还有东川等地。如若我们想要了解经徒会在中国西南川滇黔边区的整体教育情况，只抓住”石门坎体系”，显然是会产生很大的偏颇的。而研究”石门坎体系”的教育，缺了对其他几块的了解，也是会产生偏颇的。）
东川也是这样，有属于自己的学校。若要读中学，则前去昭通的宣道中学。经徒会在东川的工作中彝族(诺苏)占最为重要的一块。（经徒会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彝族jiao区，一个在威宁四方井，一个在东川。）
各处乡下来的学生，最终都汇集到了昭通的宣道中学。（后期的昆明联区，则多去天南中学）
学生们从昭通宣道中学(后为明诚中学)毕业后，大都深入华西协合高中部求学，继而考取华西协合大学。
举个例子，某人的家乡在石门坎下辖的一个村寨，他的家乡正好办了初小，于是就可以在此读书。初小毕业了，则进入石门坎高小部继续读书。在石门坎读完高小，则前往昭通经徒会办理的中学——明诚中学读书。从昭通毕业后，他可以前往成都华西协合高中继续求学。经过了高中的学习后，他可就地考取华西协合大学。如果他考取了，则就在此上大学，直至大学毕业。
这是一部分人的求学之路，一直都在教会办理的学校中读书，也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川滇黔边区经徒会所属范围内的学子们求学的主要路线。比如张超伦，这位1943年从华西协合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就是一直在教会办的学校中读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徒会最早培养出来的三位医学博士，昭通的王开基，与石门坎的吴性纯，四方井的聂光廷，分别于1921和1928年从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毕业。他们三位不同于三、四十年代的学子，因为他们没有并没有在华西协合高中读书，而是从昭通宣道中学毕业后，就直接考取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医科专业。为什么这样呢？这涉及到当时各地学制不同的问题，这里暂时不论。
请注意，昭通的宣道中学——后改为明诚中学——这所学校，它一直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初中，并不是高中。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三、四十年代，许多人都要前往成都华西协合中学读高中的原因。进入三十年代后，在民国新学制下，大多统一了学制，故而不再允许从初中毕业的人考取大学。所以，华西协合大学的入学要求中，就有了必须为高中考试合格的人才能考。比如朱焕章，从昭通宣道中学毕业了，想要去考华西，但他之前上的是旧学制的学校，必须得读完高中，才能考华西。所以，朱焕章是先入的高中，后入的大学，这就跟王开基、吴性纯、聂光廷三位直接从初中进入华西协合大学不一样了。
经徒会1939年在昆明开设的私立天南中学，其实也是一所初中中学(应该是这样)。
除了前往华西协合大学求学这条路线外，还有前往昆明、长沙、武汉、南京等地求学的。早在柏格理时期，他就曾希望派遣几个学子前去北京求学，但由于时局，便不了了之了。
有没有人会问:为什么柏格理非得派去那么远的地方(北京)求学呢？
去长沙和武汉的，是读神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重视边疆教育，石门坎也因此而有了另一条求学路线——前往南京或重庆。
许多的石门坎学子，除了华西这条路线外，多了一条也很重要的路线，就是去南京或者重庆的国立中央政治学院及其附属蒙藏学校。最早前往的应是王建明、王建光、李学高三人。王氏兄弟是华西协合中学毕业，直接就可去考大学部(从科目来看，其实属于专科，并不是真正的大学部)。后来去的人也多了，有的从初中开始就在蒙藏学校读书，一直到高中，再到大学。
抗战爆发前去南京，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迁往重庆，则前去重庆求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迁回南京，则又前往南京求学。
就读于私立天南中学的人，毕业后也大多在昆明继续求学。
进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后，经徒会教区内的学子其实是”多面开花”，并不仅仅局限于华西一条路线。
而且，经徒会在川滇黔边区所办教育，是初中及以下的基础教育。虽说只是基础教育，但它的教育质量却是毋庸置疑的。
以上为简单梳理重要部分。从川滇黔边区，进而进入成都、南京、重庆、昆明等地求学，是经徒会基础教育中四处重要的升学地点。对于神学生来说，武汉循道会办理的华中协和神学院，则是一个重要的去处。
取得这样的教育成就，它是一个”合力”的结果。以往简单的把一切归入柏格理一人，是一个容易引导别人产生错觉的提法。其实，王树德、张道惠夫妇以及希克斯、易理藩等人在其中，可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