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讲到，“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接下来，他给我们讲了五位循吏，可以说是这五位是所有为官的榜样，分别是孙叔敖（楚）、子产（郑）、公仪休（鲁）、石奢（楚）和李离（晋）。
孙叔敖真正做到了“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孙叔敖是因为得到楚庄王的重用才成为官，他肯定需要对庄王负责，负责就不能发挥其才能。但如果孙叔敖仅仅只是对楚庄王负责，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代名相，他也要做到切实为民带来益处。优秀的官员既要发挥自己的政治才敢，同时也要对社会产生影响力。
循吏原本就肩负社会功能的责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也可以看成是他们的宿命。孔子认为“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通过“仕”为实现社会教化的职能，“仕”只是途径，而不是目的。孙叔敖当官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可以实现知识分子的使命。因此，当他才能做到“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官虽然是王所赐，但为官就要造福百姓。而且只有造福百姓，才可以“各得其所便。”
河南豫剧有一部经典的戏剧《七品芝麻官》，七品芝麻官唐成那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民做主，就是按照法律制度秉公执法，不能徇私舞弊跌倒黑白。说到按照法律执法，司马迁接着就讲到了子产。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首先“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简单地说，就是将国家的法律公告于天下。在子产之前，民根本不知道具体的法律法规，只有贵族知道，比现在的霸王条款还霸王。当民触犯“法律”，民根本无法辩解，完全不知道，完全由掌握“法”的人说了算，说你犯法就犯法，说你犯什么法就犯什么法，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这就是司马迁眼中的“威严”。
司马迁讲子产在短时间内就让郑国焕然一新。“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当子产去世的时候，老百姓嚎啕大哭，“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人们担心法治将让位于从前的“威严”，哪怕以后有法，但能不能有子产这样秉公执法的好官呢？
公仪休是鲁国的相，他为相“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民和官相比原本就处于弱势，官再如果与民争利，民就更不聊生。公仪休喜欢吃鱼，有人闻言打算送他鱼，按照中国的礼俗这不能算是贿赂，而且作为礼仪的鲁国应该，公仪休应该不打送礼人。实际上，按照《周礼》人与人之间见面都需要带礼物，至于带什么样的礼物根据人的身份而定。
不过，公仪休对客的态度，却是“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他是真正做到了不拿别人一根线，免得拿人手短，为相更应该如此。他甚至拔掉了自己家院子里面的蔬菜，烧毁了自己家的织布机，我们甚至觉得他做的有点极端，但他主要担心“与民争利”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真正的一心为民，绝对是官员中的楷模。
司马迁讲到的第四位叫石奢，也是以为楚国官员。五位循吏，两位楚国官员，被中原文明看不起的楚国，在官场上反而比中原那些官员更正直。石奢是楚昭王时期的相，有一次，他“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怎么办？他决定代替父亲定罪。
父亲杀人需要一命抵一命，但他不能杀自己的父亲，又不能违背公正。于是，他他决定代替父亲一命抵一命。中国的传统认为自己的命也是父母所赐，中国的传统一直认为父债子还乃天经地义，因此我们先抛开现代人的观念来看石奢的行为。
法律讲究的是公平，当然我们只能说法律只能维护其相对公平。一个人偷了另外一个人的钱财，赔偿钱财还好办，但一个人杀死另外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能使受害者复活，一命抵一命就是最基本的公平。因此，石奢代替他父亲顶罪，并且他以自杀来偿还对方的损失，也算是维护了法律的公平。
今天，我们有时候讲大义灭亲，其实这很违反人性。所谓人性，首先是人伦，就是血缘关系，大义灭亲就是破坏这种血缘关系，也就是破坏人伦。石奢不仅是一个好官员，还是一个大孝子。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可能觉得他死的没有价值，但他的死肯定属于司马迁眼中“重于泰山”的行列。他对楚国官场的的影响，他社会的影响无法形容。
最后一位叫李离，晋文公时期的一位官员，“过听杀人，自拘当死。”就是判定的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他发现后就将自己拘禁起来，等候公平的审判。晋文公甚至都为他求情，中国人也讲“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李离认为自己犯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罪当死，哪怕晋文公命令他不要这样做，但他依然不从。于是，伏剑而死。
像李离这样的官员确实是凤毛麟角之人，不只是口头上敢于承担自己的错，也要为自己的错付上代价，哪怕死亡也在所不惜。司马迁称“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好官，是民之福，也是王之福。
太史公最后总结为：“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