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篇网文——《中国30岁以下正教授大盘点，谁会是下一个颜宁、卢柯？》，感慨万端。我把文章转发给了很多朋友，大家纷纷点赞。
文章是对中国30岁以下正教授的不完全盘点：刘明侦，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研究应用化学；杨树，浙江大学教授，研究半导体物理；顾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研究神经网络科学；宫勇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教授，研究材料学；刘路，中南大学教授，研究数理逻辑；董雷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研究装备结构与材料仿真设计方法；郑鹏，南京大学教授，研究生物化学和分子医学。上述诸人基本上刚读完博士就被聘为教授，原因很简单，他们都在国际一流科学期刊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因此被聘为教授没有任何瑕疵。
我真为中国的年轻科学家高兴。但是，我知道，仅仅为他们高兴是不够的。
一方面，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教育背景，未免也感到一点点遗憾。上述诸人中，除了刘路，其他人都是在境外读的博士。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就，主要不是中国教育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该反思，中国教育为什么不能催生杰出人才。这方面，教育家已经探讨的比较多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南科大前校长朱清时等人都发表过剀切、中肯的评论，可惜这些评论并未使现状发生改变。
我并不是指责不应该到境外读博士，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是面向全体人类的，我们非但不应该退回到“自力更生”的狭隘思维中去，而且应该鼓励优秀人才到境外深造。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的科学人才最现实的选择。我只是想说，作为一个教育传统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理当有能为人类文明贡献智慧的教育机构。中国要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国，要提升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话语权，就必须提升软实力，而教育实力正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有一天世界各国的学生都纷纷涌入中国留学的时候，你即便不说自己是世界的领导者，你其实已经是世界领导者了。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上述诸人的学科领域主要集中于理工科，而非人文社科。理工科出成绩确实比较早，但人文社科领域要出成绩一般来说会晚得多。因为人文社科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缺乏生活经验是无法对此产生深刻洞见的。除了极少数天才，在人文社科领域要做出大成就，一般要等到50岁以后。如果说自然科学领域往往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人文社科领域则往往是“大器还需晚来成”。所以，年龄并不是衡量所有研究型人才的统一尺度。
但与自然科学相比，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显然是落后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没有人文社科大师。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缺乏人文社科大师呢？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我们的思想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二是人文社科领域缺乏全世界公认的客观标准。对于前者，不必详论，科斯的遗著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对于后者，必须强调的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创见一定是人类经验与一个共同体经验的平衡、融汇的结果。为此，我们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特殊主义。
我曾经说过，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是科学，二是思想。这里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现在我想说的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也是思想进步的结果。或者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并不是不相干的，二者是相互影响的，最要不得的是将二者割裂开来。（本文刊发于《中国企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