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招聘记者。面试时，来了一名校哲学系毕业的研究生。我问他，对某某新闻事件怎么看。他侃侃而谈：面对这个事件，康德会怎么看，尼采会怎么看，海德格尔会怎么看。面色颇为自得，伴以西人耸肩姿势。
我连杀他的心都有了。
“我问的是你怎么看，不是问他们怎么看，你听懂我的问题了吗？”我打断了他，同时也就Pass了他。
我没有冤枉他，因为他一说到自己的看法时就支支吾吾，相当于自己没什么看法。
也是十多年前，跟一个小兄弟去请教一个专家。既然是请教，当然主要应该让专家说话，我们单刀直入问出我们想问的问题就行了。哪知道这兄弟把请教当成了自己的演说，他发表了二十来分钟自己的高见（其实并不是他的意见，只是复述此前某某、某某、某某曾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的看法），终于问了专家一个问题，专家回答还不到三分钟，他就打断人家，又开始滔滔不绝。我那个无地自容啊，恨不得化成一道白光从窗口飞出去。专家修养很好，但架不住他总是这样，中途揪住一个机会出去“上卫生间了”。
“兄弟，咱们不能这样提问，你应该少说点，让人家多说，咱们毕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不得不提醒他。
小兄弟臊红了脸，从此视我为路人。我为我的直率失去了他的友谊。我不是第一次这么干，直到今天我仍忍不住：“兄弟，我把你当兄弟才这么说啊，你可别介意啊。”我于是说了我该说的话，“兄弟”其实并不想成为我兄弟，他们大多介意了，与我疏远了。
这样也好，人一辈子连几个人都没得罪过，也太憋屈了。
在中国，有太多人追求渊博。于是，我们能看到删除外国人名、格言、感叹词几乎只剩“的、地、得”的著名作家，我们也惯见家长们给刚上小学的孩子们报六七个课外班。
也有太多人以渊博自是。他们读过很多书，他们知道的东西你可能不知道，于是，他们觉得自己可以用智商碾压你，至少是认为你脑子太简单，同情你。
再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微信群里的网友大概是以自己的国学造诣自豪的，他的微信头像是他穿着宽袍广袖在览书。对，览书，竖版的，有点像关二爷读《春秋》那Pose。他常常批评近现代那些启蒙思想家，比如，梁启超、胡适、严复，通通浅薄。他以为，中国近现代走了一条极坏的路，而这些“浅薄”的启蒙思想家要为此负责。揣摩他的意思，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切都刚刚好，“增之一分则太胖，减之一分则太瘦”，不变，就已是绝美。
我没兴趣在微信群长篇大论批评他，我只是请教他治学路径，他说，“读书，要从识字始”。乾嘉考据学派的霉臭味儿顿时从几百年前穿越而来。我还没接话，他就继续说：“现在有几个人还会古文断句。”言下之意，你连古文断句都不会，怎么可能懂古人思想？既如此，又有什么资格批评古人？我懒得反驳他：会识字、能断句未必就懂得古人思想。对此，早在清代，从章实斋到方东树就有过充分的驳论了。更何况，就算懂了古人，他们也没理由、没必要为今天的中国人负责啊。
“那么，你发一段古文，请群里的朋友断断句如何？”我提议。
他欣然接受了。哪知道，在不到十分钟时间里，有三五个群友准确地为那段古文标注了标点符号。他于是不说话了，我仿佛看到孔乙己落寞的背影：“茴字的四样写法他们也会？”
不单是“国学家”们自炫渊博，“西学家”们也不逊风骚。
有一个对西学无不涉猎的博学家，经常质疑喜欢持论的朋友。你说我们这里腐败触目惊心，他就说美国就没有腐败了吗？腐败是人类通病。你说只要是人，就需要自由，他就说自由只是一种感觉，你感觉自由就自由了。你说凯恩斯要不得，他就说政府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常态。你说哈耶克讲的自发秩序在某些专制传统深厚的地方未必能产生，他说专制从来只是相对的，人类天生有专制倾向，有权力的地方就有专制。
总之，他有强大的“齐物”的本领，他能将处于对立两极的任何事物说成本质上没什么差别，他甚至能把人和上帝、猪猡说得没什么差别。如果你不先发表意见，只是请教他对一件事的看法，他会说，无可，无不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吶。
见到这类人，我就想起朋友秦漫漫回的一个有意思的段子：
“都是腰间盘，为什么你这么突出？”
“是吗？真的啊，么么哒！”
“是的，陈独秀都没你秀！”
“陈独秀算什么？我是蒂花之秀。”
对于如上种种博学家，我的态度是鄙视。因为，他们满足于做一个知道分子，但没什么真正的见识。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移动的书柜”，与那些四脖子戴黄金链子的暴发户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一个人，不明白事理，甚至不追求明白事理，更谈不上有任何见识，读那么多书，不是白读了吗？难道，仅仅是渊博，就足以自炫了吗？渊博、记忆力强，难道不是农业时代对学者的赞词吗？在这个信息高度过剩的移动互联时代，我们需要记住那么多知识干什么？你再渊博，渊博得过搜索引擎吗？老实说，在已经到来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一切可以让机器代劳的技能，都已迅速地变得不再重要。人之所以是万物灵长，是因为人会思想，能创造。在这个时代，人还试图与数据拼渊博，就如同人要与汽车比赛奔跑速度一样愚蠢。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不惜再次重复我对钱钟书先生的看法：钱先生完全过时了，因为他长于渊博，也止于渊博，他没什么大创见。他被渊博束缚住了，被渊博害了，但他并不自知。作为学者，他确实是一堆“散钱”，并没有用一根金线将其串起来。有人为钱先生辩驳，说他也不是没创见，那么，请你说出钱先生十条重大创见如何？当然，所谓创见，既要是前人没说过的，又要是能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故意用思想家的标准要求文士，因为钱先生首先是个文学批评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士。既然是著名批评家，甚至被人誉为大师，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他在文学批评理论上有所创发，如果我们仅仅以他的渊博赞赏他，我们的要求也就太低了。
我之所以批评以钱钟书先生为代表的博学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渊博其实是创见的大敌。从逻辑上说，渊博的人也有可能是有创见的大思想家；但从事实上论，渊博往往会阻止人的创造力。因为，一方面，渊博的人往往自得，而人一旦生自得心，就不会专心求真理了，而真理的获得，源自思想者发自内心的焦虑感或求真（道）欲；另一方面，渊博的人往往有占有知识的强迫症，这使他没工夫去深入思考，得出创见。《中庸》讲学习次第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但很多人陷入博学的泥潭里，根本就没法迈开第二步了。
记得林毓生曾经如此回忆过他的老师哈耶克：哈老师读了很多书，但往往记不住作者的所有观点，只记得在他所关心的问题方面别人的创见。哈耶克被认为是上世纪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我认为他的创见首先源于他不追求渊博。当然，他确实也没有渊博的能力。
有人或许会说，你不主张渊博，何以知道前人说过什么，不是要站在巨人肩上才能产生创见吗？我的回答是：难道我们要对《十三经》发表看法，就一定要读完历朝历代的各种经书的注疏、论著吗？事实上，在任何时代，巨人都不多，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把凡人想象成巨人了。老实说，中国思想史上的巨人，能超过二十个吗？读完二十个以内的思想家的著作，可以自称渊博吗？
再说一句并不算偏激的话：世界上的书籍何止汗牛充栋，但99%的书其实都没有读的必要。即便是学者，即便是其研究领域的经典，也未必本本都必读，天下就没有任何一本书是必须读的，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产生创见。当然，我同时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虽然不是每本经典都需要读，但经典本身是需要细读的。这样说的意思是，每个人读的经典可以不同。因为，经典是接引人走向真理的路径之一。因为它是路径，所以应该读；因为它是路径之一，是工具，所以不必死认它。真理如月，经典如川，月映万川，但川并不就是月。
渊博也不是没有好处，推崇渊博的实质是重视经验的传承和秩序的稳定。但渊博同时也是那些过分强调静态稳定的统治者奴化知识分子的工具。众所周知，清朝是一个专制主义泛滥的朝代，而正是在清朝，产生了以渊博的考据为特点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产生有思想史本身自我调适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显然是专制统治者在学术上实行的高压政策。在那样的严酷环境下，是不允许学者讲义理、有创见的，学者只能躲进考据的小楼成一统。这样，统治者也就放心了，他们甚至可能把考据家表彰为大师呢。但可悲的是，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乾嘉学者越做越带劲，发展到后来竟然可以为考证一个字的来历洋洋万言。这就“直把杭州当汴州”了。
渊博，是指向复古的，而创发，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着眼，我坚决反对渊博，我甚至认为，越渊博，越没救。
所以，与其推荐必读书目，不如推荐“不必读书目”。
当年，我曾请教李泽厚先生做学问的方法，李先生说：做人文社科学问就像泡泡菜，泡得时间太短，不熟，泡太久了，就太酸了。确实，太酸，就该倒掉了。
最后，推荐一个把书读活了的朋友：江湖上不世出之大才子某某正搞大事情，准备像拍贺岁片一样拍广告片，用笑点和泪点齐飞的剧情来神植入广告产品。有想用爆笑短视频推广公司、产品和个人的可以在我公号后台留言找我引荐。你现在不红不重要，我可以肯定，这家伙能让你红到尿血、红到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