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苗族作家伍略
2006年,还未完成长篇小说《逐鹿之战》的伍略溘然长逝。
1936年,伍略出生,贵州省凯里市人,这是他的笔名,原名龙明伍。高中毕业后的他便开始了文学的创作,那时是1956年。从这时起,直到七十年代,他都一直在创作中,刊载出了一些自己的代表作。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大地迎来了新的生机,在新的时代里,伍略开始他新的创作,迎接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伍略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苏晓星说他是新中国涌现的第一位苗族作家。
二、短篇小说《绿色的箭囊》
不知经过多少的日夜,伍略终于完成了他的一篇名叫《绿色的箭囊》的短篇小说,随后并在《四川文学》1979年第六期上刊载。
《绿色的箭囊》洋洋两万余言,讲述了一个从石门坎走出来的苗族学子,流落异国他乡,依然对祖国、民族怀有深厚感情,并最终回到祖国怀抱的故事。
1981年《绿色的箭囊》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苗族文学史》(苏晓星,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这样评价这部小说:……透过一个远在异国的苗族体育健儿几不容凌辱,与国家民族共呼吸,终于有幸归国参加“四化”建设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富有民族情感和民族尊严的爱国志士形象,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苗族文学史》(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著,贵州民族出版社,1981年)评价《绿色的箭囊》:……文章虽然洋洋两万余言,笔底驰及三洲五国,故事却始终围绕刻画人物展开,因而较为集中。对比起作者过去的作品来,这一篇无疑地是更显得老练和成熟了。
伍略是苗族知名作家,《绿色的箭囊》是作者在改革开放时期创作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对于作者自己来说,应该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不过该篇相比较于后来的《老虎纪事》、《麻栗沟》等来说,不较被人所提及。200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伍略小说选》,属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库:苗族作家作品选集(1-25卷)”的其中一卷,没有把《绿色的箭囊》收入其中,可见这篇小说在选编者眼中,还不是作者最优秀的那几篇。
1979年《四川文学》刊载了《绿色的箭囊》后,这篇小说就被收入过不同的小说选集里面。
1983年1月,收入出版的《希望的绿叶》中,这是一本全国少数民族获奖短篇小说选的合集,由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4年12月,伍略的小说选集《卡领传奇》(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入了《绿色的箭囊》。笔者读的就是这小说选集里的《绿色的箭囊》。
1996年12月,以《绿色的箭囊》为书名出版了一本伍略的小说集。该书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属于冯艺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大系”内。
三、《绿色的箭囊》小说情节简述
简单来叙述一下《绿色的箭囊》小说情节。
作者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写作,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我”,作者并没有写出“我”叫什么。
一个出生于石门坎的小男孩,因为白德礼教士来到这里宣教和办学校的缘故,这个小男孩也因此而可以读书。在学校读书的他很认真,成绩优秀。从石门坎小学毕业后,他升入了威宁县城里的由传jiao士办的中学,在这里他仍然继续努力学习,最大的爱好就是踢足球。威宁县城边的草海,是这些洋人喜欢来的地方,他们的孩子玩着好玩的玩具,穿的吃的都是最好的,而且有的“小洋人”还经常欺负本地的小孩子。有一次要举行运动会了,小男孩是学校足球队里的主力,在一天他和同伴去草海边游泳洗澡时,刚好看到一个“小洋人”正拿着一支玩具箭追着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女孩打,小女孩哭着一路跑。他们两个看不下去了,就去跟着那个“小洋人”扭打在一起。这些玩具箭有一个好看的箭囊,绿色的,上面还画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头像。扭打中这绿色的箭囊被那个“小洋人”忘记带走了,他们也就拿起来了,就像属于自己的战利品一样。这件事影响不好,小男孩被关禁闭,还被洋人们告到校长那里,他心想他可能被开除了。在关禁闭的时候,只要他做一个认罪的道歉,就放了他,可是他坚决不做。有天白德礼教士来看他,也要他认罪悔改,可是他就是不肯,因为他觉得他们都没有听他解释,就认为这是他的错。他跟白德礼教士争吵了几下,后来校长叫他过去,他以为会被开除了,却没想到白德礼为他求了情,所以他得以继续学习,并且在接下来的足球比赛中,威宁足球队赢得了比赛,胜了昭通和贵阳的足球队。
时光荏苒,小男孩变成了大男孩,去往华西协和大学,就读英语系,也学习法语。在校期间他也继续参加足球队,并且成为优秀的足球队员。1936年中国足球国家队的其中一个名额,就给了这个大男孩。他要随国家足球队出征之前,送他离开成都的同伴把他们一起“缴获”的绿色的箭囊当礼物送给了他。
带着绿色的箭囊,他跟着国家队来到柏林,可是出师不利,第一场就败了,而且回去的经费还没有。出于对当时的国家的失望,他决定了就在欧洲,不回去了。起初他来到英国打工,挣钱,让自己可以吃上饭。在英国他遇到了白德礼,随后白德礼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乡——法国巴黎。白德礼安顿他在自己家中住下,准备忙完一些事情后,就带他前往美国。白德礼为天主教传jiao士,在这里,他有一个刚十八岁上大学的妹妹。白小姐跟大男孩越走越近,形影不离,她也被大男孩所介绍的中国历史文化深深折服。六个月后,大男孩要跟随白德礼前去美国了,带着悲伤,他与她分离了,在他们一起生活的六个月里,他始终保持了跟她的距离,就连最后,也只是送了那绿色的箭囊给她作为礼物。
随着两人来到美国,大男孩很快在这里加入了一支球队。白德礼也转而到巴西继续他的事工去了。在美国,他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悲伤,也有幸福的事。大男孩在这里成家、工作,有了妻子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慢慢的也变成了老男孩。虽然距离祖国很远,但是他无时无刻不再想念着祖国,想念着家乡。每每听到祖国的好消息,他就激动不已,每每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他就悲伤不已。
最终,七十年代末,他有机会能回去了。他决定带着自己一家回去为祖国的建设做一点贡献。中国的乒乓球队员和排球队员也因为两国关系的缓和而来到美国交流。远在法国的白德礼的妹妹白小姐也来到了美国,希望找到老男孩,告诉他一些事情,也是想见他一面。可惜他们错过了,白小姐只是见到了老男孩的一个朋友,由这个朋友告诉了老男孩白小姐想对他说的话。白小姐想对他说的是,白德礼教士在巴西去世了,而且白德礼把他带到美国,就是希望这里的文化改变这个大男孩,可是白德礼自己最后承认,大男孩的固有文化太深厚了,无法改变他了,于是他就转而去了巴西。在巴西,白德礼专注于了解这里的地理及文化,反而不再注重宣jiao了。到最后,白德礼甚至宣布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最后,白小姐见到了中国的运动员们,并把那绿色的箭囊当作礼物送给他们,并告诉他们这是1936年一位到柏林参加奥运会的人给他的,希望他们带回去,并告诉那位曾经到柏林参加奥运会的人,也是她曾经相处过六个月的中国男孩。
就这样,回到祖国的老男孩一家,带着激情与动力,准备把一切都献给祖国。而从国外回来的中国运动员们,也报告了他们受到的一件礼物——绿色的箭囊的礼物,随后相关人员就找到了这位老男孩,了解了前因后果。
故事到此结束。
四、《绿色的箭囊》里的历史背景简析
伍略《绿色的箭囊》写成并首次刊载于《四川文学》上时,对于石门坎,还只是少部分人知道,并且石门坎还未进入一种学术的研究中。1979年左右,人们对于石门坎的了解,还处于一种很朦胧的状态,从作者所写的内容中也能看出来。
二十一世纪相继出现的以石门坎为素材的小说,前面都已经有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能看见的石门坎的“景色”更加绚丽多彩。但1979年的伍略,显然还不能看到那么多的历史资料,只能凭借着自己所听到的一些故事而加以叙述改编,创作出《绿色的箭囊》这一短篇小说。
《绿色的箭囊》属于非虚构小说吗?
诚然,它是属于非虚构小说的。作者所写的很多相关苗族文学,都是取材于苗族的历史文化之中。
白德礼,一个来自法国巴黎的天主教传教士,最后在巴西逝世,并且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你很难把他跟柏格理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作者所听到的有关“白德礼”的故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位——柏格理。
柏格理的中文名,本来就存在多种写法,作者写成白德礼不奇怪。至于作者为何写他是天主教的,是法国巴黎人,这一说法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也有可能是作者自己虚构出来的一段故事,然后把它放在了柏格理的身上。
《绿色的箭囊》中讲到了石门坎有一个人参与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大概是目前所能知道的文字资料上最先提出这一观点来的出处了。
我们可以思考,后来的人,是不是因为读了这篇小说,然后就把这个编造出来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地传下去了呢,以至于到今天许多的人都还在相信这一故事。
也有可能是作者从某个人的那里听来的,然后就写下来了,然后影响至今。
《苗族文学史》已经点出了《绿色的箭囊》的核心观点,就是爱国与爱民族。作者塑造了一个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苗族人漂泊他乡而始终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我们今天都要赞扬的人物。苗族男孩在与白德礼妹妹的相处中,一步步地引导了这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以及被深深折服,这符合那个年代,也符合今天大多数人们的观念。至于白德礼先生最后逝世于巴西,并且最后一刻放弃了自己的信仰,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被中国文化深深的折服。除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绿色的箭囊》里展露无疑外,还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征服了两个外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重新塑造了他们的思想,中西文化的碰撞最终以中方文化的胜利而结束。我们这个时代,不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我们熟悉的柏格理是这样的吗?我们熟悉的这群来自他乡的外国人,真的无法无天?他们的孩子也无法无天?或许,我们在很多陈旧的老照片中,早就已经看到外国人的孩子和苗族人的孩子在一起欢笑的场景了。
柏格理到在世的最后一刻,都是从未离弃自己的信仰和信念。而且,他也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也不是天主教徒,而且新教里一个分支圣经基督教会的忠实信徒。
《绿色的箭囊》塑造的爱国志士——一个苗族男人,显然是很成功的,情节紧扣,篇幅不长,人物刻画的也不错。只不过他对于所提取的素材却是存在很大的歪曲,故而对于我们这些熟知石门坎历史,熟知柏格理的人来说,却显得“胡说八道”了一些。当然,这本来也不是作者所看重的,作者想要表达的已经思想,已经很鲜明地摆在我们的眼前——热爱祖国和民族的深深情感。
时隔多年后,当石门坎的研究著作和史料慢慢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后,我在想,作者应该也看到了,晚年的他,想起1979年的那篇小说里面的历史背景,是否会想要深入了解更多呢?
五、小说与历史紧紧缠绕时
我们回到石门坎,回到柏格理的身上。那些以此为背景而写就的小说,都充满了作者对石门坎或者柏格理的理解,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小说,试着了解作者内心里的石门坎以及柏格理是什么样的。在此之上,为了使人物、情节更加紧凑,更加吸引人,作者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改编和创造。
就我目前所知的,在一些人的学术论文里,就采信了小说中的关于石门坎或者柏格理的描写,把它们当成了信史,这在历史研究中可谓是挺严重的。还有一些专门刊载柏格理生平介绍的专业资料库里,也同样采信小说的故事情节。至于网络上各类文章,存在这样那样的明显错误的,就不说了,明白人一看就懂。
当我们拨开了乌蒙山区的云雾,看到了呈现出来的山里的美景和人文历史时,我们同样也在堆积起新的云雾,使得这山里的某些地方变得模糊起来。
(伍略,图片来源于网络)
(来自《卡领传奇》一书中收录的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