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大国地位急剧提升，并不必然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政治文明的成熟。
1
2018年下半年开始，股市连番下跌，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面对未来，很多人心灰意冷。
而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是中国朝野上下不断口诛笔伐的最主要敌人，狂热的反日游行曾经席卷全国。
随着美国总统川普的上台，国人很快发现了日本的价值，马上调转枪口，日本又被视为可以制衡美国的盟友。
2018年10月，安倍终于来华访问了。
有报道说，安倍2019年还要访华。
来访的安倍不再是那个我们曾经强烈声讨的右翼分子，而是化身成了中日友好的亲善大使。
安倍带来的并非全是好消息。就在安倍出行前，日本宣布停止对华援助。
直到此时，很多人才知道，原来日本对华援助已经进行了40年。
安倍访华时，大街上再也见不到反日游行，抵制日货的口号也彻底销声匿迹。
突然之间，日本变成了中国患难与共的朋友。或者说，彻骨的寒意下，日本送来了我们取暖急需的柴火。
有个朋友说，他忽然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来华访问时的情景。
当时他还在读小学。
班主任郑重地对学生们说，里根不是一个坏人。
同学们一脸茫然：里根是谁啊？
正如小学生不关心美国总统里根，很多反日爱国青年，对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社会变革也并没有兴趣去了解。
2
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
在日本，“忠臣藏”的故事家喻户晓。
1701年的江户时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的住处，正举行欢迎天皇使臣的典礼，突然发生了一起拔刀伤人事件。拔刀伤人者是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被伤者是上野国国司吉良上野介。
浅野是吉良的下级，吉良曾向浅野索要贿赂，遭到浅野拒绝。吉良因此怀恨在心，多方刁难浅野。最终，受尽欺侮的浅野忍无可忍，拔刀伤了吉良。
将军德川纲吉大为震怒，当天就令浅野剖腹，并剥夺其藩主继承权。浅野家消亡了，其武士家臣们失去了立身之处，被迫流落成为浪人。而吉良一方，则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这一处理方式，引起了浅野家臣的强烈不满。于是，浅野家臣们立下誓言，决心要杀掉吉良，为主公报仇。
终于，浅野被迫剖腹一年零九个月之后，已沦落为浪人武士的47名浅野家臣夜袭了吉良的宅邸，杀死了吉良。
浅野家臣们用吉良的首级祭奠了自己的先主浅野，随后向幕府自首，幕府令他们集体刨腹自杀。
这个江户时代47名武士为主人复仇的故事，倡导的是武士对家主个人的“忠义”，反映了日本历史上主从人身依附关系对普通民众复杂而深厚的影响。
脱亚入欧之前的几百年，日本以儒家思想治国，奉行上下尊卑、服从和效忠，士、农、工、商各阶层等级森严，而坐食俸禄、享有特权的武士作为食利阶层，地位最高（防失联请加zander8020）。
1636年日本颁布“锁国令”，开始闭关锁国，禁止与其他国家交往，拒绝任何的社会变化。带有人身依附色彩的封建领主—家臣关系，牢牢地主宰着日本社会。
在漫长的幕府时代，将军、大名、各级庄园领主、武士、农民，等级森严。由武士阶层组成的庄官、守护、“御家人”则是将军的家臣，组成了社会的军事统治力量。
无论大小庄园领主，还是武士出身的“御家人”，他们的地位和生存都要仰赖将军、大名，无法摆脱将军家臣的从属地位。
对于将军的“御恩”，御家人要“奉公”的方式回报。如有疏忽，则有被剥夺地位、土地所有权，甚至生命的风险。
武士道宣扬的，就是对家主的绝对忠诚。对领主效忠，为将军尽忠，被视为至高美德。
时至全球化的今天，“忠臣藏”的故事依然经久不衰，还被日本人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广为传诵。
明治天皇去世，曾经在甲午战争血腥屠杀旅顺百姓，被誉为“日本军神”的乃木希典自愿为天皇殉死。这时作为家臣的乃木希典，其实和家奴并没有什么区别。
和乃木希典一样，在很多二战时期的日本军人眼里，为天皇尽“忠义”不容置疑，是自己的天职。
天皇一声令下，誓死抵抗到底的日军马上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天皇，就是所有日本人最高的家主！
4
甲午之后，日本对外推行野蛮征服，对占领国的奴役、掠夺和肆意屠杀，激起了中国、朝韩人民的刻骨仇恨。
在日本国内，被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洗脑的狂热分子也习惯通过暴力解决问题，把反对他们的人称为“卖国贼”。抗战爆发前夕，日本首相犬养毅等多个温和派领袖就这样被接连刺杀。
杀人凶手成了万人欢呼的英雄，35万人用血书署名为其请愿，有人甚至切掉自己的食指寄给法官，为其求情。
日本历史的这一幕，我们常常解释为法西斯主义的上台。
然而，法西斯主义席卷日本全国，几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怎么可能轻易绑架胁迫了民意？几十万上百万日本普通百姓慷慨赴死，心甘情愿登上军国主义的战车，难道只是被几个好战分子洗脑？
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彻底改变，从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也不会是个别人英雄气概之作为。
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都是从千千万万看起来朴实得不能再朴实，善良得不能再善良的普通百姓里萌芽、生长的。
日本人是军国主义的施害者，他们何尝不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的乘客，极少不是自愿上车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士，就是那些平时谦卑有礼，崇拜日本神话故事桃太郎的普通日本百姓。
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很难辨别清晰。
5
1853年，美国人佩里带领四艘军舰叩开了日本的大门，日本被迫开启了明治维新时代，开始“脱亚入欧”。
日本虚心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改革政治制度，扶植产业，创建近代式军队，大力发展教育。
仅仅到了1912年，日本就学率就超过了95%。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以天皇为中心的寡头政治，但仍然没有摆脱家族制的传统思想。
正如吉田茂所言，“国民所希望的并非是基于个人主义建立新的国家，而是希望能够保存历史中的家族主义”。
几十年间，日本屡破强敌，先后打败中国、沙俄帝国，由一个被人鄙视的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令人刮目相看的东亚列强（防失联请加zander8020）。
尽管日本破釜沉舟，全面革新，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日本文化里坚硬的“内核”仍然没有撼动，日本民众依然没有摆脱“臣民”的身份。
日本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态度，日本人的价值观、民众心理，却仍然停留于封建幕府时代的“家臣”阶段。
随之而来的，是英明天皇的地位至高无上，天皇成了日本人的精神和道德领袖。过去武士献身的家主，如今化身为所有日本人舍生取义的天皇，臣民只求“报君恩于万一”。
6
苏联出兵东北，关东军崩溃。很多日军未及卸甲，又加入了惨烈的国共内战。
即便一部分侵华日军被俘，后来成为国共内战王牌部队的一员，从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打到炎热的天涯海角，后来回到日本，他们也没有对自己的战争行为进行过真正反思，反省过中国人自己的内战究竟有何价值。
几十年后，当这些操着流利汉语，带着军功章，曾经作为解放部队一员的日本人陆续重归故地，受到部队首长的亲切接见，回忆起激情厮杀的光辉岁月，唱起熟悉的嘹亮军歌时，他们挺直了胸膛，激动得老泪纵横，依然为自己当年的浴血奋战自豪不已。
他们远离故土，作为战俘，不再是为日本帝国效力，而是为他国厮杀，但他们仍然全情投入，将这里视同养育他们的祖国。
日本侵华时，他们对天皇和日本帝国绝对忠诚，为家主天皇效忠。战败被俘，他们很快转变身份，又找到了效忠的新主人。
身份转换如此迅捷、自然，完全感觉不到他们是武士道精神熏陶出来的日本士兵。
比起七次到中国道歉的战俘东史郎，这些日本战俘真的为当年的战争罪行认罪悔改了么？
7
在政治学者看来，现代公民身份要经历三个阶段的转变——由市民到臣民，再到选民。
市民由城市商人转变而来，他们追求经济利益，把个人自由视为生命。国家只是保障市民利益和自由的工具。一旦国家无法提供这种保障，就会被市民抛弃。
而在臣民眼里，安全需要最重要，国家是个人安全最可靠的堡垒，臣民的安全保障来自于对国家能力的十足信心。
于是，国家上升为偶像。臣民们对国家主权的绝对捍卫，演变成对国家领袖和国家的盲目献身，对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全遵从，对国家暴力的合法认同甚至推崇，极力主张对违抗者严厉惩罚。质疑国家、反对领袖的叛徒罪大恶极。
然而，臣民长期极力维护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基础，不过是一种想像出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精心虚构出来的民族共同体。或者说，民族和民族主义只是某些人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
而政治精英之所以美化民族主义，并以语言、宗教、习俗和符号等文化形式美化国家暴力机制，归根结底在于他们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大的受益者。
而臣民被狂热的民族情绪所驱使，在爱国主义大旗的引导下不惜赴汤蹈火，将世界一次又一次推向灾难的深渊。
二战时的日本倡导“东亚共荣圈”，疯狂侵略中国。希特勒为日耳曼人争取生存空间，四处扩张，狂热的德国人如痴如醉，纳粹德国几乎将整个欧洲变为一片瓦砾。
家臣并非只忠于一个领主。随着家主身份的转换，家臣马上又投入到新的家主门下，为其浴血奋战，并不去分辨和思考战斗的价值和意义。
8
日本投降，麦克阿瑟带领美军深入日本国土。
为彻底瓦解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进驻日本之前，美国就制定了严厉而苛刻的占领计划，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对日本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改造。
美国的改造计划全面而庞大：解除日本武装，废除日本军事机构，解散国家主义的团体，废除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赋予妇女参政权，组织工会，进行土地改革，教育改革，解散财阀，制定宪法。
改造计划触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到日本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土地改革，使占日本人口四分之一，在负债重压下艰难生存的佃农富裕起来，直接影响到日本农村旧有的社会关系。
而这些贫困农民，常常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支持者。
武士道中宣扬的那种“极致的忠诚”，为了天皇和国家无条件地盲目献身，恰恰是日本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而这正是美国执意推行教育改革的目的。
事实上，这些巨大的改革，就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自己相比，美国不仅帮助日本培植树木，而且耐心地移植了树木生长的土壤。
曾经的国家主权是属于天皇的，而今，主权属于了人民。
刀架在脖子上，被人胁迫下的改革似乎充满了屈辱。但正是这种被迫的外来植入式改造，才彻底改变了日本社会，让日本起死回生。
随着天皇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了虚君，人民自由思想，自由投票，奉行民主共和原则，由旧时的“臣民”转变成为“选民”。
当人民眼里不再只有国家和皇帝，公民个人成为思考、行动的中心，他们才能真正告别“臣民”时代，“帝制”时代才能真正彻底结束。
对日本而言，告别“帝制”历经近百年，路途格外艰难，甚至曾经面临国家毁灭的危险。
对其他存在严重“路径依赖”的国家来说，告别之路也许更为艰辛（防失联请加zander8020）。
9
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的面子文化根深蒂固，对面子、名誉格外看重。
但面子文化又有别样的含义。
在《菊与刀》这本书里，鲁思·本尼迪克特特意提到日本人对“恩”别样的理解。
恩是债务，也是负担，上级、上辈的恩常常使接受者深感自卑，戴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自觉低人一等，倍受捆绑，让他们不快，甚至心生怨恨。
恩人并不总是让人感激，让人愉快，感恩戴德并非常态。
尤其当恩情无法报答时，“恩重如山”反而会把人压垮，让人羞愧，自觉耻辱，恩将仇报就会自然而然发生。
10
日本人如此，其他民族是否能够逃脱恩将仇报、反目成仇，甚至不共戴天的人性必然？
面对帮助过自己的国家、机构、个人，我们是否永远铭记于心，心存感激，而不是故意抹杀，拼命掩盖，将其描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揭示了同样的结论。
当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面临突然而至的挑战和冲击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鄙视和低人一等的感觉，他们心中的怨恨之火马上开始熊熊燃烧。
在愤怒的大火中，仇恨的对象被焚烧殆尽，他们自己也被烧的面目全非。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怒火如此，今天对其他国家怒火满腔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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