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读研究生的我第一次去武汉，住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生宿舍，朋友带我去黄鹤楼、户部巷、武汉植物园，轮渡长江时，心有涟漪。长江啊长江，奔流向海洋。
那次旅行我还去了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几所高校，记得华中科技大学的梧桐高耸，校园还可以自由出入。
当时人人网还在，我在那里见了一群人人网好友，大家都二十出头，还有书生意气，还有很多的梦，然后我们就迎来了梦醒的十年。
记得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湖边，我在晚上闲坐着看人钓鱼，那老板钓鱼是给餐厅用，他身手好，甩杆的动作生猛有力，转眼就是一条大鱼。
我看得胆战心惊，因为担心鱼钩甩到自己脸上。旁边还有个女生气质忧郁，她似乎有同伴，似乎没有，总之我们围坐在湖边，闲谈了一些早已忘记的内容，也不记得我们如何告别，那画面就是青春校园里才有的自由与散漫。
工作以后，我有一次到湖南办案，参加通宵读经祈祷的我上高铁就睡着了，八点上车，十二点醒来时高铁正停在武汉。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北京到武汉，高铁就是四个小时。
转眼就到了阴云密布的2019年11月，我关注着这座受伤的城市，为这座城市求平安，为这座城市写文章，心里挂念这座城市，和这大城中报佳音的弟兄姊妹。
直到2023年，我终于有机会再到武汉，再一次来到长江边，只是如今的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不再有青春的激扬，有的只是靠恩典而活的确信和平安。
在北京去武汉的高铁上，我看了柯约翰写的《华中大学》，了解了这所大学的来龙去脉，这所大学曾经是民国时期在华中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正是如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
而我想看的另一本书《杨格非：晚清五十年》却还在邮寄的路上，我只能通过检索了解更多关于杨格非的生平。
杨格非1831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斯旺西的一个虔敬家族中，在八岁就已经重生得救，1855年受英国伦敦会差派来中国，在华服侍超过50年。
一位弟兄知道我想读《杨格非：晚清五十年》，专门邮赠与我。
他在1861年底来到武汉，他在武汉的工作至今仍有巨大的遗产。他创办的“仁济医院”就是今天武汉协和医院的前身。他创办的综合性学校博学书院，就是现在的武汉市第四中学。
杨格非在逝世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
带着对杨格非的敬仰与追寻，我来到了武汉，我住到了汉口的江汉北路，先后走访了武汉协和医院、荣光堂、崇真堂，还去了崇真堂附近的感恩堂、天主教中南神哲学院、武昌堂，离黄鹤楼都不远。
荣光堂建于1931年，是哥特式建筑风格，我到黄石路上的荣光堂时是晚上，信仰标志十分醒目。
堂内正是周日的晚间聚会，我先到二楼礼拜大厅最后排落座，据说礼拜大厅可容纳1000多人做礼拜，我数了一下，当晚约有200人在参加晚堂聚会，主持礼拜的是一位青年弟兄。
三层是开放式的小型观礼台，我到观礼台看整个礼拜大厅，听诗班献唱。礼拜结束后，弟兄姊妹们散场，也有几位跪到台前默默祈祷。
这座教堂最初为纪念杨格非而命名为格非堂。1951年该堂引“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路19:38）正式改名为荣光堂。
崇真堂位于武昌区昙华林，一位姓彭的老姊妹接待了我，她为我打开了崇真堂的大门，我到教堂里坐了坐，看了看，感受这拥有160年历史的教堂，我走时老姊妹送了我一个橘子。
我还专程去了武汉救世堂，本以为会是恢弘异常，却没想到是大门紧闭。在救世堂外，我看到了一个跪地祈求的人，我没有打扰他，我知道他在寻求什么，也愿他得着安慰。
感恩有机会和忠心传好消息的武汉南京路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游长江，我们坐的游船名叫“长江荣耀号”，我们一起唱诗，唱了《生命的河，喜乐的河》，还唱了《同路人》。
在武汉见到为传扬主名多次下在监里的陈文胜弟兄，他送了衣服给我。
我们一起举手为武汉求平安，为中华大地在上帝面前认罪祈祷，愿主的荣耀临到我们这片土地，也求上帝兴起更多像杨格非一样的工人，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作者介绍：李晓明律师，1989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巴林草原，蒙古族，亦有汉族血统，本硕皆法学，先后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在北京寄居的天路客，信太初有道，蒙召传讲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喜欢写作，喜欢安静默想，喜欢真性情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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