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对于历史学家和中国的政治家来说，意义非凡，因为香港终于回归祖国。
7月1日凌晨，在中英两国领导人肃穆的目光注视下，大英帝国的米字旗慢慢降下。在很多人激动的泪光中，零点钟声响起，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那一刻，香港维多利亚湾的烟花，格外灿烂。
璀璨的烟花洗去了旧有的耻辱，抚平了国人心口久有的创伤。内地人这样想，也许那时很多香港人也会这样想。
不曾料到的是，乐观的期待并没有延续太久，香港第二任特首董建华就中途辞职。更没人会想到，十几年之后，退休已久的第三任特首会因为行为失当罪被判入狱20个月。
更让人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占中”、“港独”会成为今天大陆和香港的一个重大政治议题。
到了今天，“李嘉诚跑了”，香港娱乐业的重心渐渐转移到了大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似乎也逐渐被上海取代。
论及当下的香港社会，有人怪罪于香港市民。就像讨论中国社会的混乱无序，总有人感慨“刁民”太多。
然而，回头看二十年前的香港，为何我们眼里的香港只有美好，看不到半点瑕疵？
什么原因使曾经美好的香港，变成了我们如今不愿面对的不堪的香港？
1997，于我而言，也值得铭记。
这一年，经历苦苦挣扎，四处斡旋，我终于离开了让我纠结不已的区级机关单位，到了一家媒体。霓虹、光影，歌舞、梦幻，在炫目的五彩世界里，我紧张的神经逐渐放松。
此后，我也曾立志报考律师，攻读博士。无奈，不知是刻板的法律条文提供了逃脱的借口，还是新的安逸而慵懒的生活夺去了我的斗志，最后终于半途而废。
那年春节，目睹老家乡民权利被肆意侵害，我也曾经心怀不平，生发出为民请命的强烈愿望。几经努力，却发现最后的结果远非我愿。
原来我熟悉的邻居也并不总是那么单纯，在金钱面前，人性实在太过软弱，不堪一击。我开始感叹人性之复杂，虽朴实如友善乡邻，亦概莫能外。
一
我去的新闻单位，当年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各部门大肆扩编，广纳各方贤才。仅我去的那一年，当年接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和从社会招聘并签订聘用合同的人员，就有近200人。
这其中还不包括不签合同，没有正规手续，没有名分，数量庞大的临时聘用人员。按照有的学者的话说，这些人都是“新闻黑工”。遗憾的是，有些“黑工”一干就是十几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媒体，号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种政治权力，以监督政府，揭露黑暗，倡导公平正义为己任，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却不知媒体自己就是违法使用“黑工”的代表。
为他人权利鼓与呼，面对“灯下黑”的恶劣状况，大家却习惯性地选择了漠视。直至新的劳动法出台，黑工的生存状况才得到扭转。
为了打破传统的事业单位用人制度限制，新进来的人员，在人事管理上，统一实行聘用制。
有别于过去职工档案存放单位人事处的做法，聘用制职工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委托人才公司管理，每年签订聘用合同。
既是聘用制，自然有别于老员工，特别是创业的元老们。老员工可以参与分房，还有别的福利待遇。新聘用的员工则被明确告知，没有分房资格。每每被老员工认出是新人，常遭人白眼——“你们聘用制的！”
俨然是低人一等的贱民。
没办法，哪里都欺生，姑且学会忍耐吧。
单位宿舍，在海淀区大会寺附近，距离单位不到3公里。说是宿舍，其实原是一个6层的老旧宾馆，被单位租来。每个房间摆放两个铁架高低铺，可以4人合住。
宾馆房间不大，住上两人尚且显得狭小，摆上两个铁架高低铺，明显拥挤了许多，以致于很多物品无法摆放。
回想上一次住铁架高低铺，还是高中读书时。没想到十几年之后，我又开始了“旧梦重温”，忆苦思甜。
我被分到了6层的一间宿舍。6层是顶层，虽没有地下室的阴暗潮湿，但老旧宾馆顶层隔热效果奇差，又没有空调。夏天晚上回到宿舍，房间简直像个蒸笼，酷热异常。即便吹着电扇，手摇大蒲扇，依然会热汗淋漓。
虽有诸多不便，毕竟住宿免费，我还是搬进了宿舍。夏天天气炎热，我只能尽可能晚点回去，更多的时间，在单位凉爽宜人的办公室待着。
可惜，这样的日子未能坚持多久。一年半之后，出租方将宾馆收回，我又被迫离开了高低铺的宾馆，又一次重回地下生活。
二
在租来的宾馆宿舍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互联网。
一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了瀛海威这个名字，因为有个低一届的师妹去了这家公司。但我还不清楚，互联网到底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只是每次路过白石桥，瀛海威巨大的广告标牌，都夸张地提示着它的存在。
1997年的互联网，和风云人物张树新紧密相连，还是瀛海威的代名词。
瀛海威最经典的创意，来自于1996年早春的一天，北京中关村南大门零公里处竖起了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句经典的广告语至今依然震撼人心！
正是张树新最早引入风险投资概念，借助资本运营手段，一年内实现了公司规模扩张和资产增值10倍。
但是，张树新无法改变自己“中国互联网先烈”的宿命。时至今日，还有多少网民记得她这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奠基人？还有多少人知道瀛海威这个中国internet的“黄埔军校”？
而今，大浪淘沙，中国的互联网世界，只剩下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代写）几家巨头，百姓只知道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刘强东这几个互联网企业家，张树新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记忆。
我的同事是个年轻编导，学习能力很强，喜欢新兴事物。尽管宿舍空间狭窄，条件简陋，但喜欢探索的他还是想办法买了一台电脑，并开通了上网设备。
那时候，大家还习惯把电脑叫做“计算机”，一个高大上的名字。
要知道，当然买个电脑要花上万元，价格昂贵。个人有实力肯花钱买电脑的还是非常少，而且上网价格还贵得吓死人。
今天上网，宽带、无线Wi-Fi随处可见。而当年上网，极其考验耐心和意志，每次都是身心的摧残，几乎受尽煎熬。
上网必须通过电话线拨号上网，才能与网络连接。每个人上网，都需要借助一个一边闪烁一边鸣叫的调制解调器。通过调制解调器上网，也需要排队，常常一等就是半天，而且时不时还会掉线。
几百K的网速，打开一篇文章，需要等很久。点击之后，跳出来的，往往并不是要看的内容，而是一个白屏。打开图片，更是慢如蜗牛，或者干脆无法显示。那一刻，真有想砸电脑的冲动。
我有时甚至觉得，我们不是通过网络看世界，而是通过上网在修炼己心，学习忍耐，练习克制。
虽然见到了互联网，我还是没敢动用同事的上网设备。毕竟，那个年代，这是价值不菲的珍贵物件。
三
虽然不能上网，但宾馆宿舍还有一项福利，可以收看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
1997年6月30日，在宾馆的狭小宿舍内，伴着凤凰卫视当家主持窦文涛和许戈辉的解说，我见证了香港回归的历史时刻，一样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
查尔斯王子和末任总督彭定康乘坐“皇家不列颠尼亚号”游艇离开了。彭定康的三个漂亮女儿哭的梨花带雨。
一个时代结束了，很多人满怀期望的新时代到来了。
开始升降国旗，高低不平的英国士兵依次出场。只是在升降国旗这格外严肃的场合，目睹英国士兵特殊的步态和甩手动作，我几乎忍俊不禁，差点笑出声来。
难道英国找不出几个身材标准的士兵？在交接仪式这样格外严肃的场合，士兵的个头竟然还参差不齐。在视面子如生命的中国人看来，无论如何，不会允许出现这样的事。
很多年后，我去参观海淀区定慧寺附近的三军仪仗队，才发现我们在面子这种形式上的投入，真的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只关注面子的荣耀，只关注他人的目光，却忘记了面子背后的真正价值，忽视了面子背后隐藏的意义。
电视直播结束，已是凌晨12点之后。我们余兴未尽，我和女朋友决定打的去天安门广场，和欢庆的人们彻夜狂欢。
那时，天安门广场还是一个开放的舞台，看不到随处可见的警车和密布的监控摄像头。那时广场四周，没有安检，随处可进，更没有后来每天的定时清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可以在广场上自由地徜徉、躺卧。
夏天晚上，人们在广场上席地而坐，悠闲谈笑，四处闲逛，抑或铺张报纸，随意躺卧，即便衣冠不整，也并没有人上前盘问。
夜半时分，我们又一次近距离接触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华美的灯光下，我们在广场上随意徜徉，四处流连。困了，就在地上铺张报纸，安静躺卧，静待黎明。
晨曦微露，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我们和千万激动拥挤的市民、游客一起，看着国旗班战士豪迈地跨过金水桥、长安街，幸福地看着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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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老蒋，笔名迦南，人大哲学硕士，现居北京。在媒体工作多年，追求真理，喜爱历史、文化，热爱自由写作。
文章目录：
我的90年代——《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一）
何不潇洒走一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
研究生时代：我不知道风在往哪一个方向吹——《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三）
我遭遇的大学老师N种——《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四）
你是否还记得 当年中国的“首富村”大邱庄？——《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五）
毕业求职 我像乱撞的无头苍蝇——《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六）
毕业那年 陈希同下台了——《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七）
铁狮子坟的“地下室”：我的寄居之地 ——《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八）
单位：一地鸡毛的是是非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九）
X主任：我上班后的第一个领导——《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
我见到的赵丽蓉、章诒和们——《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一）
我差点成为电视台的“新闻民工”——《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二）
公交车上，我遇到了窃贼——《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四)
人大会间隙，我的韧带断裂了！——《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六)
记者、编导有害群之马，观众也会胡搅蛮缠——《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