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明（1916-1952）先生，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人，其父是石门坎教会早期的得力助手之一的王正科先生。王建明先后于石门坎小学、昭通明诚中学、华西协合大学高中部毕业。李学高（1916-2005）先生，贵州省威宁县龙街镇人，先后于石门坎小学和明诚中学。虽然他们同岁，但李学高却比王建明晚上学几年。
他们二位是首批前往南京求学的阿卯。而这，不得不从杨森来到石门坎的故事说起。
1936年5月11日，任二十军军长的杨森从昭通率部到石门坎“视察”（白敦厚：《石门坎的教会学校》，载《黔灵》月刊，1945年1卷3-4期）。第二天，杨森一行人便回了昭通。在石期间，杨推荐两名石门坎学子前往中央政治学校继续学业，就是上面说到的两人。
大概在炎热的夏季，王建明和李学高赴南京求学。王建明进入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读书，所学科目为“师范科”，属专科，1938年毕业。李学高则入蒙藏学校高中部修农林垦牧科。1939年继而升入蒙藏学校的“牧畜专修科”学习（专科），直至1942年毕业。
两位阿卯学子，背井离乡，在这个新的城市中，他们遇到了同来此求学的彝族学子。其中的一位就是年长他们两个三岁的岭光电。
岭光电（1913-1989），四川越西县（现甘洛县）彝族人，南京中央军校毕业（1936年7月）后，担任国民政府的的职务，并发表有许多关于彝族历史文化的文章（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是近代以来彝族著名的人物之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高玉柱、喻杰才为主的西南“夷族”上京请愿活动中，岭光电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岭光电与其他几位在南京求学、工作的彝族（曲木藏尧、王奋飞、阿弼鲁德等）一起创办了“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1936年他们出版了《新夷族》期刊，旨在宣传“夷族”，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他们。由于多种原因，《新夷族》只出了两期便戛然而止。
1937年1月出版的《新夷族》第一卷二期中，有一张王建明、李学高和岭光电合影留念的照片。照片文字说明：“本会本会执行委员会岭光电（中）与蒙藏学校贵州苗族学生王建明李学高合影”。
岭光电身着一身军装，站在两位阿卯学子的中间。站在左边的是李学高，右边的则是王建明。两位年轻的阿卯学子风华正茂，脸庞虽闪烁着稚嫩，心志却已成熟许多。王建明在南京求学第一个学期，就已经有文章发表。这篇文章就是《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载《康藏前锋》1936年4卷3期，23-25）一文。石门坎“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称呼，即来源于此。
温春来在《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一书有句话写道：“高、喻二人对岭光电表明来意，希望他参与请愿行动。岭氏欣然接受，并去约王奋飞，也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玉柱和杰才成为西南文化促进会的执行委员。四人又联络了云南“苗人”王建明、贵州“苗人”李学高等。玉柱虽是女流，但其身份、才干与阅历，使其毫无争议地成为众人的领袖。”
1936年高玉柱等人的请愿，他们自己宣称代表了西南的“夷苗”民族。而王建明、李学高两人，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参与了这一次的请愿活动吧！
在《新夷族》第一卷第二期中， 王建明发表了一篇名为《夷苗民族杂感》的文章，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夷族”情况，以及苗族情况。其中有句话这么写道：“不知是什么时候，夷苗两个民族竟如亲如故，如兄如弟，合拢在云南、四川、贵州的山谷里居住了”。李学高也在这一期中留下了自己色“笔迹”。他用石门坎苗文翻译了一段汉文内容，附在其中。
这张照片的珍贵，自不必笔者再赘述。（图片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