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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推荐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原著

大圐圙 人文圐圙
By 大圐圙 人文圐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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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史诗和悲剧都非常繁荣，更难能可贵的是关于史诗和悲剧的理论也非常成熟，其代表做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任何事情如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就不能成为知识。知识就是能清晰明白地知道事情或事物背后的原理，古希腊人的“物理”是指物体的原理，而现代物理学依然有这样的意思。
所谓“理”就是理智能给予证明，勾股定理准确地只能叫毕达哥拉斯定理，发现勾股定理只能称其为知其然，但证明勾股定理才是知其所以然，所以毕达哥拉斯定理才是知识，而勾股定理最多只能看成是经验，事实上很多民族都很早就发现了勾股定理，但给予第一次证明的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
知其然也很重要，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不违农时”，故有时令节气，但至于为什么必须非这样的节令农时，这是现代人的事情。亚里士多德的伟大在于很早就可以用知其所以然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史诗和悲剧？为什么史诗和悲剧必须这样的写？为什么只有这样写才配得上伟大？
史诗、悲剧包括喜剧等等总的说来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在于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艺的产生似乎有两个原因：首先和人起初摹仿的本能有关；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的到快感，或者说是人生来具有欣赏的能力。比如：尽管人们厌恶生活中看到某些实物，像尸体、老鼠之类，但当观看此类物体极其逼真的艺术再现时，却会产生一种快感。这是因为求知不仅存在于哲学家中，而且也存在于每个人中。只是后者领略的能力稍差而已，但不能说没有。
诗的发展依作者性格的不同形成两大类：较稳重者摹仿高尚的行动，而较低俗者则摹仿低劣小人的行动。前者起始于制作颂神诗和赞美诗，后者起始于制作谩骂式的讽刺诗。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和悲剧在形式上比讽刺诗和史诗更高和更受珍视的艺术。悲剧具备史诗的全部成分，而史诗则不具备悲剧所具有的全部成分。
悲剧的摹仿方式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悲剧必须包括六个决定性成分：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其中摹仿的媒介是言语和唱段；摹仿的方式是戏景；摹仿的对象是情节、性格和思想。这六个决定性成分是决定或评价悲剧的重要依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之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品质。人的性格决定他们的品质，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却取决于自己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具有某种品质或养成某种习性，不是生活的最终目的。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斯伦理学》强调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活动”。“活动”或“行动”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某些“状态”，比如幸福、思考等。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明显受到他的伦理学影响，因此悲剧摹仿人物的行动，而不是他们的性格。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通过表现行动，才能揭示生活的目的，即对幸福的追求和人生的意义。简单理解就是他认为情节比性格更重要，或者说情节就是悲剧的目的，没有行动（情节）悲剧就不能成立，但没有性格，悲剧却依然可以成立，而这一点很多现代作家未必能同意。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情节是悲剧的根本，是悲剧的灵魂，性格的重要只能占第二位；第三个是思想；第四个是言语；第五个是唱段；最后是戏景。因为一部悲剧即便不通过演出和演员的表演，也不会失去它的潜力。
情节应该有适当的长度，以能被不费事地记住为宜。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适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叙已经发生的事情，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
诗人不是格律文的制作者，而是情节的编制者。即使偶然写过去的事情，但他依然是一个诗人，因为在往事中有些事情也符合可能发生的可能。悲剧能引发恐惧和怜悯，所以此类事件若是发生的出人意外，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有可能取得上述的效果。如果发生的事件比自然或偶尔发生的事件更能使人惊异，即便出于意外之事，只要看起来是受动机驱使的，亦能激起强烈的惊异之情。
突转指的就是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另一个的方向，此种转变又要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发现是指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逆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最佳就是突转和发现同时发生，情节的第三个成分是苦难。苦难既可以出现在复杂的情节中，也可以出现在简单的情节中。苦难还是区分悲剧和喜剧的一个特征。
在组织悲剧时，诗人应追求什么，避免什么，以及应该怎样才能使悲剧产生它的功效。首先，悲剧不应该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因为这既不能引发恐惧，亦不能引发怜悯，倒是会使人产生反感。“好人”指完美无缺的人，而“反感”更不是悲剧应该引发的情感。
其次，不应该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因为这与悲剧的精神背道而驰，既不能引起同情，也不能引发怜悯和恐惧。再者，不应该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此种安排可能会引发同情，却不能引发怜悯和恐惧，因为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和我们一样的人。
很多人误以为次一等的情节是一等悲剧，即到头来好人和坏人分别受到赏罚的结构，这是由于观众的软弱将此类情节误以为一等悲剧，而诗人则被观众的喜恶所左右，为迎合观众的意愿而写作，但这不是悲剧所提供的情感，反而更像是喜剧。
恐惧和怜悯可以出自戏景，亦可出自情节本身，显然后一种更好，有造诣的诗人都会这样做。借助戏景产生此种效果的做法，既缺少艺术性，且会造成靡费，那些用戏景展示仅是怪诞，而不是可怕的情景诗人，只能是悲剧的门外汉。
那些会使人产生畏惧和怜悯之情的事情，此类表现互相斗争的行动必然发生在亲人之间、仇敌之间或非亲非仇之间。如果是仇敌之间，那么除了人物所受的折磨外，无论是所作的事情，还是准备要做的事情，都不能引发怜悯。如果此类事情发生在非亲非仇之间，情况也一样。但惨痛事件发生在亲人之间，比如兄弟之间相杀，父子之间等，情况就不同了。
诗人应该寻索的正是此类事例，但在做出可怕之事时尚不知对方的真实身份，以后才发现与受害者之间的亲属关系，这是最好的方式。次一点的方式就是不知道自己和对方的关系之前，打算做出某种不可挽回之事，但在动手之前因发现这种关系而住手。最糟糕的方式是在知情的情况下企图做出这种事情而又没有做。
按理说，讲完突转接着讲发现，但亚里士多德却插进苦难，后讲发现，并且是在《诗学》十五章先谈一点性格后，第十六章讲发现。他谈到六种发现：第一种，由标记引起，但缺乏艺术性，若出于偶然，则可取；第二种，诗人拼凑的，指主人公自己透露，缺乏艺术性；第三种，由回忆引起的，指看见、听见时的领悟；第四种，推断而来的；第五种，一种复合的、由观众的错误推断引起的发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发现应出自事件本身，即前面提到的“此类事件若是发生的出人意外，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有可能取得使人怜悯和恐惧的效果。”其次是通过推理引发的发现。
关于“结”和“解”是否属于情节的结构，亚里士多德没有谈到，但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视其为情节。“结”是故事的开头情势转入顺境（或逆境）之前最后一景之间的部分，“解”是转变的开头至剧尾之间的部分，可以简单理解为“结”是发现之前，“解”是发现之后。
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分为四种：复杂剧、苦难剧、性格剧和穿插剧。他认为诗人应该尽量争取使用悲剧的所有成分，即前面谈到的六个。
关于性格，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应该做到四点：第一，性格应该好；第二，性格应该适宜，女性具有男子汉的气概就不适宜；第三，性格应该相似，即遭遇不幸的人和我们一样；第四，性格应该一致。荷马描绘的阿基琉斯尽管倔犟，但仍然是一个好人。
关于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思想包括一切须通过话语产生的效果。”因此，思想和修辞关系密切，其种包括求证和反驳，情感的激发（如怜悯、恐惧、愤怒等），以及说明事物的重要或不重要。
关于思想，亚里斯多德谈的不多，但关于言语他却讲了很多。这门学问和演讲技巧有关，故他讲了很多关于字母、音节、名词、动词、词语和语法的内容。总之，言语的美在于清晰而不至流于平庸。
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和悲剧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史诗的种类也可有复杂、性格和苦难之分，除唱段和戏景外，史诗和悲剧的成分一样，史诗中也应该有突转、发现和苦难。但史诗和悲剧也有不同之处，悲剧应包容使人惊异的内容，惊异中包含求知的欲望，而史诗更能容纳不合理之事，而此类事情极能引发惊异感，注意并非一切不合理的事情都能引发惊异感。
亚里士多德举例说明什么叫不合理引发惊异感，倘若将追赶赫克托尔搬上戏台，就会使人觉得滑稽可笑，希腊军士站在那里不参于追击，而阿基琉斯还示意他们不要追赶，但在史诗里面，这一点就不会被人察觉。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在作品中平缓松弛，不表现性格和思想的而部分，诗人应在言语上多下功夫。相反，性格和思想比较突出就少罗嗦几句。
诗人是模仿者，他必须在以下三者中选取摹仿对象：过去或当今的事、传说或设想的事和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事。柏拉图认为应该从政治或道德出发来谈论诗的正确与否，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衡量政治和诗的优劣标准不一样，中国人则认为诗如其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和诗艺本身有关的错误分两类：一类属于诗歌艺术本身的错误；另一类则出于偶然。前者为实质性错误，主要由诗人的业务水平低劣造成，后者为非实质性错误。就如何评价诗人创作的艺术价值，亚里士多德大致谈了十二点，但其中六点和言语有关，我们就不做叙述，而主要六点则需要了解一下。
首先，对某些批评的回答应从对诗艺本身的考虑出发，如果诗人编排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固然是错，但是他这么做如果能实现诗的目的，即产生更为惊人的效果，那么这么做就没问题。但诗人如果不这样做，而是按照可能性编排也能达到艺术的目的，那么诗人最好不要出错。
其次，要弄清楚是实质性错误，还是非实质性错误？不知道母鹿无角属于非实质性错误，但如果把鹿画的面目全非就烦了实质性错误。
第三，诗人是否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描述，或者说有人批评诗人的摹仿不真实。实际上，有些事物诗人不可能按照应有的样子描述，比如宙斯。
最后三个是一般人的看法、历史事实和使用情景的目的。诗人是否要遵守一般人的看法不是必须的；诗艺并不一定要完全呈现历史事实，有时候可以，但有时候无法呈现，历史之谜很多，但也不要故意扭曲。
史诗和悲剧哪一个摹仿好？亚里士多德认为较为不粗俗的摹仿比较好，但需要观众较高的欣赏能力。就这一点，中国古代亦如此，贵族一般欣赏礼乐，故贵族须遵守礼仪，但平民欣赏不了这种高大上的礼乐，他们也就不受礼仪之约束，“礼不下庶人”并非是看不起平民，反而是对平民的一种尊重，对平民约束的是风俗。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通过表演来表现一切的摹仿是粗俗的。”这就意味着悲剧不如史诗，史诗可以不需要表演，但悲剧的六个成分之一则包含了表演。史诗的对象是有教养的听众，而悲剧则是演给缺少教养的观众看的。柏拉图在《法律篇》里描述男孩爱看喜剧；妇人、青年以及大多数普通人爱看悲剧；上了年纪的长者爱听史诗。
悲剧当然并非是一种粗俗的艺术，亚里士多德不是对诗艺的批评，而是对演技的指责。实际上，吟诵史诗的艺人或比赛的歌手也会经常犯滥摆姿势的毛病。当然，我们不是说将所有的动作取消就好，除非取消了舞蹈，而是要取消那些卑贱的动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抛开拙劣的演技外，悲剧要比史诗优秀。如果悲剧演技拙劣，那么悲剧仅凭阅读也可以产生它的效果。此外，悲剧还有一个分量不轻的成分戏景，它能以极其生动的方式提供史诗不具有的效果；还有悲剧能在较短的篇幅内达到摹仿的目的。
谈到这里，《诗学》全书结束。
西方哲学史（十四）：亚里士多德
透过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看人生
谈一谈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古希腊（三）：哲学、悲剧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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