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顺利把内地会总干事的接力棒交给何斯德
何斯德先在洪洞牧会，后来做了晋南总监。1896年回国休假，回来后被戴德生任命为河南省总监。作为剑桥七杰之一，他其实比较自卑。他天性比较内向，不善辞令，而且没有演讲和讲道的恩赐，因此在剑桥七杰中毫不出色，有时甚至怀疑自已是否应该来中国。但最后他意识到是他太看重自己，过于看重基督。当他把目光转向基督时，就清楚地看见基督以往对他的带领，也看到基督正是藉着他的软弱来工作，来彰显他的能力。
他的长处在于聪慧睿智，坚持原则，言简意赅。他具有非凡的交友能力，不管别人如何待他，哪怕别人批评他，他仍然与人为善，致力于和睦。席胜魔发现，他是一位大有信心、从不想指使人，而且随时乐意提供帮助的人。他被任命为河南总监后，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虽然他没有马上给河南的宣教工作带来急剧的变化，但正如董艳芸在《神的王子—何斯德》传中说：
他的影响却越来越被人感觉到，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乃是因为他是个什么人。
他的一位亲密同工这样写道：“他留给我和其他传教士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祷告生活和智慧的劝导。他站在中国人的观点上来看待中国同工以及他们所做的工作。在宣教工作上他强调原则，从实际出发，主张过简朴生活，为基督的缘故忍受艰难，尊重中国同工。在凡事上他为我们做出好榜样。他时刻将那许多失丧的灵魂放在自己的心里，对他来讲，宣教就是一切。””
1900年前，戴德生回国休假，调何斯德到上海，协助中国内地会副主任范明道工作。1900年，中国暴发义和团运动，戴存义、金乐婷夫妇合著《戴德生传》第四十章“可安歇的水边”中说：
1900年8月份的时候，当感到自己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终止时，戴德生拍出一份电报，任命何斯德为内地会的执行主任，这样的做法并非紧急情况下的仓促举措，多年来，戴德生一直在为自己的继任者一事向上帝祈求指引，并且非常感恩地看到何斯德的成长，他已经很适合这个位置了。对于他祷告所允许的这一人选，即使在离开中国之前，心里面就已经没有丝毫不确定了。尽管何斯德的任命，一直过了几个月取得范明德的同意以及伦敦委员会和中国委员会的同意以后才公开，但是完成这样的一步确保工作整体利益的重要步骤，戴德生感到非常欣慰。”
戴德生本来精心为内地会培养的接班人顾正道牧师（Rev. William Cooper, 1858-1900）这年不幸在保定殉道，戴德生在范明德（Stevenson John Whiteford, 1844-1918）和何斯德之间选择了何斯德。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一选择符合神的心意。
要知道何斯德当时是范明德的副手，而且范明德比何斯德年长17岁，比何斯德早19年来中国宣教（范明德1866年来华，在浙江绍兴、嵊县、新昌宣教，1881年从缅甸八莫徒步跋涉入云南，经长江到上海，1886年内地会成为中国议会，任协理），因此当1900年8月7日，上海总部接到戴德生的电报，任命何斯德为总主任时，范明德和何斯德都很吃惊。何斯德立即给戴德生写信拒绝任命：
以我的愚见，范明德先生经此危机历练，大得造就，管理能力更上层楼，我相信中国咨询委员会其他成员亦有同感。反过来说，我相信现在由我出任代理一职，将大出他们的意外，他们也绝不会同意。总而言之，我由衷相信，在你目前不适的情况，由我代理职务，势将削弱内地会，甚至引起混乱。
为此，请恕我绝不敢遵从。
一个月之后，在另一封给戴德生的信里，他又说：
我再一次认定，时间证实了我的观点，目前我最能效力之处，是做范明德先生的一名助手和顾问；任何其他关系，看来都不切实际。
何斯德坚决推辞，但上帝自有他的旨意。一个月后，何斯德患上严重的伤寒，有将近一个月卧床不起。这个苦头使何斯德从坚持中醒过来，11月15日，他写信给戴德生：
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恩典超越一切的不可能，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确实显得完全。
何斯德首先与范明德交流。事情发展至此他俩都不好受，年长的范明德眼中含着泪，一脸慈爱地告诉何斯德，主已经让他心里释然、赐给他平安和喜乐。何斯德终于释然。
1901年1月，他正式接替戴德生成为中国内地会总干事。
阿信，2021年9月14日 于渭水之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