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芳华》，比冯小刚电影《芳华》更深刻地探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全面地刻画了人物形象，更透辟地揭露了超越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人性……整体上更加鞭辟入里。小说与电影核心故事一致，但在某些人物关系与细节情节上有出入。电影中的何小萍，在小说中叫何小嫚。由于本文是严歌苓小说的书评，所以，采用何小嫚这个名字。）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把20世纪70年代的青春称为芳华，并将之搬上荧幕，容易使人误以为，冯小刚或严歌苓在追忆属于他们那代人的似水年华的同时，视那段历史为值得他们缅怀与留恋的“黄金时代”。看了电影，也读了原著，才确信，他们之所以称自己在文工团的那段时期为“芳华”，乃是因为那些年、那些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年轻，恰逢他们拥有活力蓬发、生命鲜嫩欲滴的青春。
用文中之“我”萧穗子的话说，那是他们所处的一个“混账年龄”，“心里身体里满是爱，爱浑身满心乱窜，给谁是不重要的。”正是在那个“混账年龄”，他们任性挥洒“爱”，也随意喷发对人的恶意，尤其在“英雄”落井时，他们投石格外积极而勇敢。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玩笑》里说：“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正如文中人物郝淑雯在酒醉后问战友萧穗子：“那时候，为什么我们那么爱背叛别人？怎么不觉得背叛无耻，反而觉得很正义？”或许，他们是通过对一个人的背叛来显明对另一个人或对组织的忠诚。仿佛，背叛是为了忠诚。郝淑雯向萧穗子坦白，她曾背叛过她——她成心去勾引过与萧穗子正谈纸上恋爱的那个男兵，并成功地唆使他将萧穗子的情书上交给领导，致使她被所有人批判。
小说的核心事件是所谓的触摸事件：文工团的“学雷锋标兵”、众人眼中喜欢助人为乐、品格高尚无私的先进分子、道德楷模，刘峰，被指控于某个夜晚在舞美库房里“触摸”了一个女兵林丁丁的身体。
蔽于事情前因及细节的人，包括那些曾经受惠于刘峰的人，也倾向于把事情的真相判定为：看起来情操“高尚”的英雄竟然也会耍流氓，最终暴露出自己本性猥琐的真面目。英雄竟然不是真英雄，而是和他们一样，甚至还不如他们的凡夫俗子，也会有下三滥和“脏脑筋”。他们自己即使有过某些见不得光的行为，那也是与他们凡夫俗子的身份与称号相称的，所以，他们对英雄的“罪行”感到格外地“愤怒”。真小人往往认为自己比伪善者更“有义”。
正如小说中的“我”萧穗子在笔下所坦诚的，她在刘峰事发之前就曾对他有一种“焦虑的等待”，要看他是否是“真人”——在她眼中，真人就应该有一些“臭德行”：或者捉弄某个讨人嫌的弱者(比如何小嫚)，或者背后说某些强者(比如郝淑雯)的坏话，或者趁人不备做点偷鸡摸狗、占人便宜的丑事……刘峰先前的“好”就让萧穗子等着看他“犯点错误”，露点马脚，以证明他本质上并不凌驾于他们之上，而是和他们一样，有着藏污纳垢的阴暗面，有着人性弱点的“真人”……
因为林丁丁的一声“救命”，触摸事件被揭发，对刘峰的审问和批判就开始了。这个不久前还被总政治部首长戴上军功章的人，很快又在文工团全体成员面前低垂着头，念检讨，承受他们“吹毛求疵”的审问和莫须有的指控。几乎所有人都和刘峰划清界限，站到了他的对立面，除了一个女兵何小嫚。
何小嫚因为家庭背景与生活经历等原因，有某种古怪的个性、不讨喜的生活习惯，曾被绝大多数男女兵排挤、歧视、欺负、践踏、侮辱过。众男兵都拿她的汗馊体味来说事，曾拒绝在排练中与她共舞。是刘峰走向了她，成为她的排练舞伴。何小嫚因此而识别了刘峰的善良。她对刘峰的认可和信任，不是因为组织所给予刘峰的那些英雄称号，而是因为他给了她最基本的尊重和最完全的接纳。就是这份简单的善意，在触摸事件发生之后，也被其他男兵解读为“只低级而没有趣味”——是刘峰饥不择食，连那么馊的女人，他都要摸。
一个“正人君子”的身败名裂，总是让人感到幸灾乐祸的。正因为如此，就算刘峰配合地作完全的坦白，原原本本地陈述自己在“现场”时紧张混乱懵懂的复杂心态，来为自己无意冒犯和欺负林丁丁辩护，也不会有人相信他的清白。他们只会“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并夸大他的罪恶。所以，副政委和保卫科总干事，是以满怀恶意的有罪推定的语气，来审问他的。当刘峰愤怒地吼出一句“没有你们那么下流”的时候，他几乎是自我放弃了。在一群无论如何都会认定他犯了耍流氓罪的人面前，他放弃了自我辩护。
他们最终认定刘峰试图对女兵实施“性袭击”，即使并没有得到林丁丁清楚的解释：她当时为什么会喊救命。
事情的真相原本是一个痴心男兵面对心仪的女兵，在炽热告白之中情不自禁拥抱了她。放在她颈项上的手，因为紧张激动之下的笨拙，下意识地落到了她后脊梁上。即使在惊恐中的林丁丁喊了一声救命，也不是因为刘峰的手对她身体的碰触，而是因为他说了一句：“我一直是爱你的……”
林丁丁在室友们面前痛泣涕零之后，向她们悲愤地问了一句：他，怎么敢来爱我？
这一句意味深长之问，所流露的是她心中那莫名其妙的幻灭感和被辜负感——原来，她的哭泣不为自己被“欺负”，她的悲伤痛心愤怒都不是为自己被“非礼”，而是她所信任的“英雄”以爱女兵的方式作践了自己——刘峰怎么可以爱她，怎么可以有这种“脏脑筋”？
郝淑雯质问她，为什么摄影干事可以爱你，内科医生可以爱你，刘峰就不可以爱你呢？为什么刘峰对你的表白就那么让你惊悚，感到内心错乱？
郝淑雯没有问得很露骨的是：难道那两个追你、让你欲拒还迎的人，在对你说“爱你”的时候，就没有对你“动手动脚”过，比刘峰更君子，更懂得“发乎情止乎礼”？只怕他们私底下对你更为放肆，也没听见你喊救命？你林丁丁成天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首长的儿媳，成天到晚盘算着拿爱情和婚姻去投资经营自己的未来，就算你的势利眼和世故心使你看不上老实巴交身世普通的刘峰，你可以拒绝他，但你凭什么“义愤填膺”地认定，他没有来爱你的权利？
“他就爱不得！”
林丁丁不善表达，她没有解释清楚的是：因为他是学雷锋标兵，是道德楷模，他对女兵的情感就应该是高尚而纯洁的，就应该带有一种禁欲般的气质与风范；他即使要作一个“情痴“，这情，也不应该关乎“风月”，他就不应该像别的军二流子一样来说“爱我”，否则，他就辜负了自己的身份，也辜负了我的尊重和信任……
其实连“组织”上也没有规定学雷锋标兵或道德模范就不可以谈恋爱，为什么林丁丁就认定：一个“英雄”或“圣人”，就不能对异性有一种带着荷尔蒙气息的情感？不管林丁丁的认定与理解是否合理，只要刘峰接受了“组织”所赋予他的这些特别称号，享受了它所带来的一切尊荣和好处，他也必得同时承受这样的处境——人们会将自己所理解的这些称号的规定性，不管它们是否合理，强加在他的身上，并因此而形成对他的判决，不管它们是否公正。欲戴皇冠，必承其重。他所心仪的女子，所强加给他的规定性是：你是英雄，你是模范，你对异性的情感就应该绝对干净圣洁，你就不可以与女兵“谈情说爱”？你怎么敢来爱我，来“陷害”我，使我背负“腐化英雄”的罪名？
刘峰因受惩罚而被下放，并最终上了前线作战。虽死里逃生，却失去了一只手臂。原本他要失去的是整个的生命。上战场，负伤，献生，早已经成了他心中的期待，在他心中的“小林”喊出了一声让他痛彻心扉的救命之后，他潜意识里就已经有求死之心了。他心中的“小林”规定：英雄不能爱美人。他偏偏又是一个痴心情种，即使上战场，打算为国捐躯，也带上了为情而死的私心。
在他被下放前夕，只有一个人来向他告过别——从没有批判、控诉过他的女兵何小嫚。他将一大袋子的标兵证书奖状锦旗之类的交给她，叫她帮忙“随便处理”。那些代表着他过去的尊荣和成就的一切标志与符号，他都毫无留恋地丢弃了，在他终于吃了它的亏，而不是享受了它的好处的时候。他确实是一个真人活人，也未尝不可以说，他做好人好事，是他表现自我、彰显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在活出自我风范的同时，还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承认和褒奖，这原本当然是他所乐意的，也以之为荣的。
只不过，人们把道德楷模的荣耀称号慷慨地赠予他的时候，同时又把某种不属于他的规定性强加给了他，置他于一种被标志化、被符号化的境地，并以此剥夺了他作为常人的“基本权利”——人的七情六欲。
那时候的刘峰，应该是终于醒悟了：如果有一种楷模的称号与荣耀是人不应该从人、从同类那里去获取的，那就是道德楷模。
且不说一个人是否真的可以一生为善、绝不作恶，就算他一生都在无怨无悔、不求回报地尽力为善，他也不能去消受人所给予他的道德楷模的称号与荣耀。这至少可以是理由之一：如果是否道德没有一种超越的绝对定义与标准，也没有一场终极意义上的终审判决，反倒是由着人的意思来“历史地”定义和判决的，那么，道德楷模称号的给予者，就必会因着他们在道德定义上的嬗变，而对那些承受这个称号的人，一朝捧上天堂，一夕打入地狱，一朝定为功臣，一夕判为贼子，一朝捧之，一夕又杀之。为此，人为人在“道德品格”上进行加冕，是多么荒谬的事情！人向人去求的道德性的赞扬与荣耀，又是多么虚浮的东西！将生活的目标、生命的目的都用于挣取从人而来的这种肯定、赞扬与荣耀，又是多么愚蠢！
终于，对刘峰来说，人所给予他的一切荣耀，不再是值得他渴求的奖赏和益处，而是他惟愿避之弃之的“枷锁”。
他们以怎样的方式捧杀了刘峰，也以怎样的方式捧杀了何小嫚。
何小嫚因为刘峰被处置，而对自己整个生活环境都充满了敌意，她用自己的小聪明——装病来对抗组织的安排，为此而受到处罚，被下放到野战医院，受训成了一名护士。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她和一名男护工同坐一辆运尸车回包扎所，车误入雷区被炸毁，她与男护工作为幸存者彼此帮扶着艰难地回行。男护工腿部受伤，走不动的时候，小嫚背过他一段时间，也用裹尸布拖过他一段路。很快她所行的这段路程就被煽情地描述为：她柔弱的双肩如同铁肩，担上了背负重伤员，跨越重重艰险，回到安全地带的“道义”。一夜之间，她成了一位美丽的战地天使，也成了值得全军学习的“英雄”。
从小没有得到过完整的家庭之爱，在兵营中也几乎没有得到基本的尊重与善意的小嫚，因为一段偶然的经历而似乎被改变了命运：突然之间，几乎每一个人对她都有温暖的目光，和善的言语，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出对她的尊重、敬仰与崇拜——她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知道到底是“世界变了，还是她变了……”
有那么一瞬间，小嫚恍惚觉得，自己终于拥有了从小到大所渴求的东西——她的心本已伤痕累累，长久的悲哀浸淫，早已变得混沌和麻木，但这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一切，又来试图激活她那几近濒死的心。仿佛这一切终于满足了她曾孜孜以求过的爱与善意。但，所有人向她突然迸发的热情，终究没有弥合她心中那个曾饥渴慕爱的空洞。那个空洞反倒越来越大。他们眼中、口中、笔下的小嫚，都不是真实的她。他们所尊荣所善待的那个小嫚，是他们所制造的一个虚假的小嫚，是一个幻影。是那个幻影得到了他们的尊重、善待和爱，而不是她。她依然是孤苦的、被抛弃的，似乎只配受他们欺负和鄙薄的……曾经他们把她踩踏在脚下，蹂躏她的心，如今却把她装扮一番，把她供上“英雄”的神坛，给她唱颂歌。她曾以尖锐的嘶吼来抗拒他们的踩踏，如今也以同样激烈的程度来反抗他们的“供奉”和歌颂。不管踩踏她，还是供奉、歌颂她，都不是在爱她……
——“我不是英雄，我离你们心中的英雄差太远了！”
——“她不能变成任何人，她还要做她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认嫌恶，还是要做她自己”……
她宁可继续绝望，也不愿承受有前提的、虚假的爱——如果她只是她自己，他们不会爱她。除非她变成另一个人，变成他们所制造出来的那个幻影、那个“偶像”，他们才会“爱”她。不，那不是她，那也不是爱，那是对她的抢夺与强迫，也是利用。她只是成了一个“工具”而已。如果成为虚假，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是她得到爱与尊重的前提，那么，这昂贵到一文不值的爱，她不稀罕。她宁肯龟缩回自己的世界之中，孤独地自生自灭………只是，这一切理想化的抗争，似乎超出了弱小的她本来具有的能力，致使她整个人在分辨真人与幻影，并持守这个真相的过程中，力量透支，精神崩溃……他们终于也捧杀了她——让她因为精神分裂症住进了精神病院。
故事的结局是多年后仍落魄潦倒、假肢上还有一个破洞的刘峰患了肠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早已康复的何小嫚在陪伴和照顾他，正如何小嫚在患病期间，惟有刘峰曾挂念和看望过她。
几多的命运浮沉与生死徘徊，让刘峰经历了太多的人与人之间那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彼此背弃与疏离，那些无从打破的情感隔膜与淡漠，那些“我是真的受伤了”却又不知该怪谁的心酸与无奈，那些应该被理清却无从解开的心结，那些应该被冰释却无从舍弃的前嫌……它们安静地伫立在刘峰生命长河之中，怎么也没有湮灭，就这样伴随着他走向生命的尽头。有伤痛的记忆，有怅惘的遗憾，但又谈不上对谁有什么怨恨。既无从怨恨，也就无从和好。既无从和好，也就没有必要刻意重逢。为此，就可以理解多年后的刘峰为何拒绝了与林丁丁的见面，林丁丁又为何在刘峰最后的时光里都没有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一切，都让刘峰生无可恋。为此，因病而安静地等死，也不再成为悲哀——“他那静静的微笑，是来自一种全盘的接受，接受了一切，也包括了接受不久即临的死亡……”
当年同一间寝室的女兵，一同欺负过战友何小嫚的郝淑雯、萧穗子、林丁丁，如今全都成了失婚女人。芳华逝去，年华垂暮，她们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点什么，并大笑。“不快乐的人，都懂得我们这种笑……前头没有值得盼望的好事，身后也没有留下值得自豪的过往，就是无价值的流年，也所剩不多……就是那种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英雄已末路。那些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那些身处弥留、行将就木，满怀悲哀无望惊恐，又或无所谓，又或强作豪迈与平静，走向生命终点的人，那些“走过很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又爱过一个或多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的人……总之，应该是所有人，迟早，多少都会感受到世界之荒诞，人性之恶劣，人生之无望。只是生命尽头的背后是否是完全的虚无？那些生前没有来得及忏悔的罪恶，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如果有人想要忏悔，又该向谁忏悔？谁又有那样的权柄说，你的罪赦免了！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
如果人一生最深沉、最执著、最隐秘，最终极的渴求乃是活在爱中——活出爱，拥有爱，那么，谁可以满足人的这份饥渴？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说出了自己的信仰：“无论世界荒诞残忍，还是阳光明媚，上帝就是爱”。若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当人面对世界的与自我的，那么多的无法涂抹的罪恶，以及自己魂灵上那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还有身心里那些所不得不承受的苦难重负，这爱又如何临到这“压伤的芦苇”与那“将残的灯火”，使他们拥有那如江河之水一样的平安？天空之阔，大地之广，人生之苦短，罪恶之普遍，死亡之绝对，又何处才是人的安息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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