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结交之前，我和周濂彼此早就听说过对方。我跟他约过专栏，他忙，没时间。我托人送他一本《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他很喜欢，给我回短信，说我的提问刁钻、到位、挺带劲儿的。
那得见见啊。
很长时间以来，在微信朋友圈里，他大晒女儿的照片，以及这个小家伙的可爱和捣蛋。女儿叫布谷，2月21日生的。为了照顾布谷，他一年没写文章。他以前说过，“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既如此，他是否愿意让他们继续装睡？我知道他忙，但还是不失时机地向他发出了约见信：兄台，小美女这么大了，咱们见见吧。他比我整整大一岁，确实是“兄台”。
两杆烟枪就这样在清华大学拾年咖啡馆见面了。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见面，是因为咖啡馆的二楼有个露台。他说，如果当天太阳好，我们可以在露台“烟叙”。但年轻的“哲学家”错误地估计了天气，这一天虽然阳光充足，无奈寒风太烈。他原本希望我们依旧约行事，以免影响咖啡馆里其他客人，但两个书生都难耐烈风，抽完一支烟，还是不得不返回屋内重新开战。这次第，让我想起20世纪初年俄国知识分子的那些沙龙，那些沙龙就开在咖啡馆里。
谈的主要是哲学，这似乎有些前现代的奢侈和滑稽——对这个在某些地方充满后现代意味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一
人生是一条无法斩断的河流，要说清楚2013年的周濂，得从他为什么学哲学开始。
他是浙江遂昌人，祖籍温州——那是中国市场经济重要的发源地。在很多人眼里，浙江人仿佛天生就是商人。浙江人周濂怎么就跟哲学干上了呢？
原因似乎无趣：他小时候考虑得最多的是生死问题，这正是哲学家拿手的问题。直接的诱因是，他凑巧在高中时读了两本书：一本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一本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虽然不完全读得懂，但自此终归欲罢不能。不过，他原本并没有想过吃哲学这碗饭。彼时他喜欢舞文弄墨，职业目标是当记者。有一篇文章给了他很大启发，文章说，经由哲学进入中文，文章才能有深度。
高考填报志愿时，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哲学，第二是历史。父亲希望他学国际政治，毕业可以当外交官。他和父亲大吵了一架，跑进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也得考虑生计，所以他还读了个法律双学位。但对他来说，法律太无聊、太事务性了，他还是比较喜欢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从事法律这个行当。
硕士毕业后，做了两三年记者，圆了少年时代的梦。他想做社会调查，报社却让他做新知，他觉得挺没意思的，他发觉自己还是喜欢哲学，返回学院吧，于是去香港中文大学读哲学博士，后来是回到人民大学教书。
唯心、唯物、本体、存在、心性、理气……这就是哲学吗？如果这就是哲学，那玄学又是什么？“哲学让大多数人晕菜。”周濂说，这不是哲学的错，是哲学的教育方法出了问题。好的哲学教育，是让哲学与人的现实困惑联系起来。他的研究方向是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这显然都与中国人当下的困惑密切相关。简言之，他关切的是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应该如何有尊严的生活的问题，其中的关键词是权力的来源、何为对错、何为善恶。
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自由主义式的，但他找到答案的过程伴随着长期地反思。
这一代人都是“红旗下的蛋”。上世纪90年代初，周濂刚刚上大学，那时候他还读《共产党宣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非常认真地探讨姓社姓资的问题，对共产主义信仰也抱有非常坚定的信心。1993年左右，他读到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社会契约论》，它们对他影响很大。卢梭对平等、人民主权的论述让他心醉神迷。但卢梭理论间接引爆了激进的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激进革命又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如何评价卢梭成了问题。好在他后来读到了洛克的《政府论》、密尔的《论自由》、罗尔斯的《正义论》等书，它们让他认识到了卢梭理论的危险性。
这一代人还是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者，一说起“日本鬼子”就咬牙切齿，一说起1840年的屈辱就愤怒得不行。1999年，他已经是一家报社的实习记者，那时发生了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北京游行了好几天，他也去参加游行。游行过程中，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信念在互相角力。
“游行的第一天我特别不适应，觉得走到游行队伍当中很尴尬。身边的人都在挥拳喊口号，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种虚假性，有一种表演性，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我的裹挟，很反感。到了第二天，我慢慢被那个情绪带走了，也开始喊口号。到第三天，喊口号的同时竟然也会眼角湿润，我突然在某一瞬间很惊悚地问自己怎么会这样，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直到后来写完博士论文，周濂才为自己当年的问题找到答案。博士论文的题目叫《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论文强大的论证逻辑，一步步把我逼成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而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是一个社群主义者，觉得社群的价值比个人的价值更高，个人价值是某种虚幻的假定。但论文写完以后，我发现，我被生生逼到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上去。”
纸上得来终觉浅，现实社会生活总是比逻辑论证更能说服人。作为一个读过20多年《南方周末》的社会观察者，周濂的真正的思想定型发生在思想观念和现实经验的结合之后。
二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切换到2013年。
2013年的中国，最大的政经事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周濂看来，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民生和民族至上、民权缓行的施政纲领。积极的变量来自《决定》和《公报》对经济改革中市场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论述，“这将引发整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
有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必将向政治自由主义延伸，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政治生态的变迁，而这正是《决定》和《公报》的深意所在。周濂不这样看，“我认同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的说法，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制度；它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在实践上可以和各种各样的政体相结合，比如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右派独裁，比如某些国家的左派独裁，比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君主制，说的夸张一点，它是一个人尽可夫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经济并不一定在自由条件下才是最繁荣的，它完全可以在无关乎政治自由的前提下高效运转。”
虽然知识界的左右分化并不始至今日，但据周濂过去一个月的观察，三中全会决定还是会引起知识界新一轮的重组。重组源自客观环境的变化。“不仅是左派和右派之间会进一步分裂，各个学派内部的细分也会越来越加剧。有些原本偏右的人已经明确认同这个纲领；也有本来温和的人因为失望而可能变得激进；与此同时，自由至上主义和平等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将会越来越突显，总之，各种态度都有，每个人的立场只会变得更鲜明。”
从这个趋势反观8月份左中右各派知识分子倡导的牛津共识，就显得基础薄弱，解释空间太大。“牛津共识的社会意义要小于它的历史文献价值。”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周濂对自己在思想光谱上的定位更加地明晰，那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罗尔斯主义。如此定位是源于他对宣讲员式的教条的自由主义者的有意识的疏离，他不满足于不假思索地把抽象的理念套用到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上，不满足于仅仅做廉价的价值判断。在这一年，他告别了微博，他认为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更重要的事情就是重新复原抽象的现代性概念跟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周濂当下的研究试图突破自由主义旧有的问题意识，目的是实现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具体的研究课题有：自然法、自然权利和人权的问题；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自由主义与国家能力建设问题；自由主义与美好人生的关系问题；普适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关系问题等。这是一些环环相扣的问题，需要一个个地论证，明年他将出版一本学术著作，主题是自由主义、权利与德性的关系问题。
三
知道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自由主义的中国化不可能通过玄思冥想实现，公民社会建设虽然不是制度变革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对周濂来说，2013年最大的变化不仅是想明白了，更重要的是，他选择了走出书斋，参与NGO组织的活动，并担任了一些组织的理事。
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读书只能让人明白事理，但它不能提升人的勇气。“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两次引爆点，它可能是你完全没法预期的，而且这个引爆点很有可能就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细枝末节的事把你逼到了那个地方，你必须要做出抉择，不得不承担起责任。还有一个可能，勇气是来自于你的同道，来自于你的朋友，来自于某种道义。什么叫做道义？比如说你的一个非常近的朋友，他遭遇了不公，出于道，你认同他的理念，出于义，你跟他是朋友，你可能就必须要迈出一步，这一步可能就引发你的下一步，你回头再看的时候，可能已经走得很远了。”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周濂举了一个例子。他本来是个特别怕狗的人，但几年前，他阴差阳错地养了一只狗。他慢慢地适应了这只狗，而且对它非常牵挂，以至于到英国访学还经常梦见那只狗。自从养了那只狗以后，他开车时会特别留意路边的流浪狗。2012年12月12日，他在上班路上看到一只浑身是病，垂死挣扎的流浪狗。把它送到医院去，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块钱把它治好了，并把它抱回了家。救完这条狗以后，过了几个月，他又在街上看到一条走丢的狗，他又把它救了。如此三番五次以后，他担心自己再往下走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专业的动物救助者或者动物保护主义者。
他并不是想说明流浪狗使他动了恻隐之心，以至于他把这种恻隐之心扩展到对弱势人群的关心上去了。他不赞成这种推理，他只是想说明一个人是如何从被动变得主动的。
事实上，他参加NGO也是阴差阳错的事。他有朋友在一家NGO服务，他去观摩那里组织的活动，对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非常认同，后来当对方来邀请他的时候，一方面是碍于朋友情面，另一方面也是认同这个活动本身，他很自然就加入了。后来就遇到了一些来自外界的压力，但他咬牙挺了过去，继续去参加活动，就往前又走了一步。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会有很多理性地考虑和计算，比如说他救第一只小狗花了一万块钱，救到第三只的时候，他就会犹豫，他担心自己是否负担得起，什么时候是个头，生活毕竟是各种因素的平衡。
（写于2013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