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6。近人萧公权曾对比严复（又陵）与康梁，颇有卓见。“维新诸人之立说，自《大同书》外皆针对时事而发。此皆改革家之言论而非纯学理之阐述。独严氏《政治讲义》一书，运科学之方法，明西政之真际，条理谨密，最富学术之意味。吾人如谓《大同书》为清末之第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则《政治讲义》可谓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又，“严又陵之思想与梁任公有相近处。然二人之性格则迥不相同。梁为感情奔放之人，富于勇往直赴之气。严则长于思虑而坚锐不足。所谓“瞻前虑后，计密成迂”者，诚忠实之自白。赋性既殊，行事亦异。梁氏一生参加实际之政治运动者先后多次，直至晚年乃专心力于学术。严氏虽出身海军，有志匡时，而终身未尝一预政事。壮岁归国即从事于教育，历任北洋学堂教习、安庆高等学堂监督、北京大学校长。此后则专事译述，鲜问事务。抑二人所受之教育略有不同。梁氏少治举业，西学之根柢不深，其所得之欧美学说多出于传译捃摭。严氏未成童即入海军学堂，冠后复留学英国，不特精通英文，且经科学训练，故于西洋学术、政治、军事均有亲身之体会，其了解西洋文化之程度殆非梁氏所及。”
767。若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定义科学，则人文社会诸学实不能称之为客观之科学。然若以理性之运用为科学之宽泛标准，曰人文社会之学为科学亦无不可。萧公权、严又陵意中之科学，实采宽泛之义。以此义衡诸中国，则政治科学著作几近于无。又陵独察此弊，而欲矫正之也。
768。为何当讲政治科学？又陵曰：“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此于讲群学之事所系尤深。盖其关于人事最为密切矣，而其物为人人口头共有之谈，因其习惯，自诡已明，而其实不尔。若谓他物，吾或不知，至于国家政府，吾何不知之与有。吾今所欲闻者,政治以何术为最善,政府以何形式为最高耳。以此之故，其入手之始，往往不求知物,不问此系何物,而先问物宜如何。其言政也,则先欲知何者应利,何者应害。其言政府也,则先叩何式为合,何式为离。夫假是以为术,则所求之第一事,将在何者为最文明之国家,最为利益生人之治制。此吾国言治之书，自古迄今莫不如此，且不独吾国然,欧洲十九世纪以前言治之书,亦莫不尔。”“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 又陵此论，隐对任公而发乎？任公若能深通西学，持论或不至于多变如是？又，今之网上论政者，多凭一己之观感或所谓常识以持论，不知其一己之观感或所谓常识者其实靠不住，故论甲事如此说，论乙事如彼说，而不知两论之内在逻辑自相矛盾也。平常人有此毛病诚可理解，而著名学者亦常犯此病而自以为是，故有“我觉得”、“我认为”等等词汇屡见于正式论著。又陵所欲矫正之病，至今仍未痊愈也。
769。然则治政治学之方法为何？又陵曰：“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政治之术。故其途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将视各种国家，凡古今所发现者，如动植学家之视鱼虫草木然。彼之于所学也，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初不问何等草木为良草木，何等虫鱼为良虫鱼。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而所求明者止于四事：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知其功用，二也。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腐败之情状，三也。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故“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归纳）术。”
770。然人类与动植物毕竟不同，政治科学虽名为科学，其与物理、化学又有不同，盖人类社会之变迁由人心变迁而起，而人心难言也。又陵固知其别，一方面，“治者一已与于其中，不能无动心”；另一方面，“政治之考求事实有较他科不同者。他科可用试验，如治化学，欲知氢氧之合为水，取而试之足矣。乃至动植，亦有可试者。顾国家者天地之大物也，而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行而惟资于观察。且观察矣，又不若天象地文之事也，盖国家有性情之物也。其行事发现虽关团体，而常假手于一二人，又常出以秘密而故为混淆以贸视听者有之，又以记载者不能无成心而或出于轻忽。”要言之，治政治学者当尽量抑制情感而采超然、客观、理性之态度也。
771。又陵一生，论学、论政不离天演之旨。政治学探幽烛微，何以尚能治之？固为“邦国政府虽属人功，而自以大分言之，实游于天演之中而不觉。大抵五洲人民所共有者其事皆根于天性。天性，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概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
772。又陵既主天演，故揭适者生存之义。然人类社会“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跃之时，故书公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顿。”“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巅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怅怅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合而言之曰：有进而无止，有渐而无顿。以此言之，又陵虽比康梁更新，虽也批评过康梁具体言论，又实为康梁一派也。
773。又陵复有斥仁政之说，其说与任公同调，盖原因有二：一，圣君不易得；二，即便君主行仁政，也非真正之仁政。对于后者，又陵曰：“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为之。使其民而不自为，徒坐待他人仁我，不必蕲之而不可得也。就令得之，顾其君则诚仁矣，而制犹未仁也。使暴者得而用之，向之所以为吾母者乃今为之豺狼可也。呜呼!国之所以常处于安，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使彼而能吾仁即亦可以吾不仁，权在彼者也。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胜之民也。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
774。与康梁一样，激于民初之巨变，又陵遂迅速退为一提倡国粹之保守者也，而不惜与五四运动相抗衡。又陵曰：“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作，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先王教化之泽。”盖古典自由主义者虽倡自由，不能弃古典也。言及此，可提殷海光事。殷海光一生倡自由主义而反中国传统，至晚年始悟其非，其遗著《中国文化的展望》已对中国传统文化抱以同情之理解也。
775。与康梁严复同一时期之何启、胡礼垣之思想与三人也大同而小异，所可提及者，其驳民权不能行于中国之论也。何、胡曰：“夫民权之复，首在设议院、立议员。今乃诿于中国士民不知环球之大势，不晓国家之经制，不闻外国之立政立教、制器治兵，不知此数者皆非议院议员之事也。议院议员之所知者，惟务本节用之大经，安上全下之大法，以及如何可以兴利，如何而可以除弊。凡有益于地方者务求善策以使之行，凡有害于人民者务必剔厘而使之去。固时者在是，制宜者在是。其志首行于一乡一邑，次及于一县一府。至于环球之大势，非其所须知也。国家之经制，非其所必守也。外国政教兵器等事，知之也可，不知亦可。皆非议员之责也。议员之责在决其事之可行与否，非在能督办其事也。一国之事正繁，岂能责之于未学未习。然其事之是否可行，则是未学未习，而以情理揆之，以切合于时势地位人事，则无有不得其至当而能决其可行不可行者。此议员之所以可贵，而亦人多能之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