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恶制恶，反要以善胜恶。
全网几乎一边倒地同情一个杀人者，欧某案背后暴涨的社会情绪耐人寻味。
欧某不是天生的坏人，甚至，他是一个救过落水男孩和搁浅海豚的好人，可是，当一个好人穷尽所有救济手段而无果，最后被迫用丛林法则实现原始正义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他病了，还是我们的社会病了？
我出生于乡村，并在乡村生活了十几年，直至17岁到外地上大学。我的父亲在村委会和乡政府工作了几十年，从小我就看见他夜里披衣掌灯出门，解决各种纠纷：宅基地纠纷、夫妻吵架、村民械斗、男女偷情被抓……所以，我对乡村生活再熟悉不过了。
在乡村里，我见过不少像欧某这样的乡亲。他们老实巴交，沉默寡言，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小心翼翼地过日子。白天他们下地干活，裤脚沾泥，从乡村的巷子默默穿过。傍晚村民在街边摆“龙门阵”时，他们多半不说话，只是一边抽烟，一边默默地听别人说话，像无声掉在沟里的栗子。他们的存在对于乡村来说，若有若无。
如果你以为农民都生性淳朴，农村生活都是田园牧歌，那么你错了。中国农村是一个以血缘和宗族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关系的亲疏，地位的高低，全看你背后的宗族势力是否强大，家庭成员是否有出息。如果宗族势力不强，家里没有当官或有钱的，注定要被欺负。若家里没有男丁，儿子抱养，女婿入赘，那在村里就更没地位了——因为你的儿子和女婿与这个村庄的村民没有血缘关系，纯属前来占领本地资源的“外人人口”。
农村生活不是田园牧歌。（图片来自网络）
我父亲就曾是这样的“外人人口”。我的亲爷爷是地主成分，解放后日子艰难，养不起七个孩子，就让我父亲的养父——一个被划为贫下中农的南洋归侨抱养了我四岁的父亲。没有弟兄姐妹，再加上爷爷奶奶性格懦弱，所以父亲在村里常被人欺负。
听母亲讲，我出生几个月的时候，邻居硬说我家门口猪圈的地是他的，带了人高马大、身强力壮的儿子过来和我父亲吵架，并说我父亲是茶杯的单柄，扬言要掰断他。爷爷奶奶缩在灶后，不敢出来说一句话。母亲抱着我，因怕我受吓，只能在屋里呆着。父亲一个人“应战”，非常吃力。多年过去，父亲忆起此事时，依然伤心不已。
本来应该是李姓的父亲，靠着自己的坚韧和努力，在林家立住了脚跟。他当上了村长。三十多岁时，被招到乡政府工作，从此吃上了公家饭，在村里终于不再被人欺负了。
可是欧某和他的儿子没有上升渠道，始终沉在乡村底层，忍受着村霸的欺负，属于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群体。当他试图寻求司法救济、行政救济、媒体救济而失败时，只能采取玉石俱焚的方式——毁灭他人，从而也毁灭了自己。典型的双重悲剧！
我生活在农村是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农村人口稠密，但是比较井然有序。村民之间发生矛盾，会先请同族德高望重的长者从中斡旋，解决纠纷。如果谈不拢，再找村干部，很少找代表“官府”的乡政府。父亲当年在乡政府解决的纠纷，多半涉及修路征地迁祖坟、村民械斗、警民冲突等重大事件。
可以说，那时村民之间的关系还是挺融洽的，人情往来也很频繁。我记忆中的村庄，村民都是和和气气的，只要路过他们家门口，一定热情地和你打招呼，请你进去喝蛋茶。那时的家乡是温情和美好的——白天男人下地干活，女人在家忙家务。傍晚男人荷锄归，各家各户升起袅袅炊烟，孩子在田野和河岸上奔跑，老人坐在街边的店门口聊天。
仅有的不好印象，是村里一个女人和别的男人偷情，最后毒死亲夫的惊天大案。那个可怜男人的尸体在柿子树下摆了两天，几头猪围着他转，哼哼唧唧。那是我往返学校的必经之路，每次路过时，我都要小跑，以防鬼魂沾上身。跑远了又忍不住回头张望，担心那几只猪啃了死者的脑袋。
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人口还没有完全流动起来，大多数农民依然固守在农村，乡村还保留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秩序，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从己向外推，构成社会范围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都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推的过程中有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疏；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悌。向另外一条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的道德要素。
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乡绅阶层，但是村里的长者作为民间社会和基层行政机构之间的过渡人和稳定器，承担着调解矛盾的功能，让乡村在一个比较有序的轨道上运行。所以那时的农村还是比较温情的，村民的传统道德感普遍较强，很少出现欧某的同族恶邻居那样的村霸。如果出现这样的人，村民或明或暗的议论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其在村里待得并不自在，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
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行，农民纷纷进城打工，乡村日益空心化，唯剩残垣断壁和老弱妇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价值江河日下，慢慢崩塌，乡人评判事物的标准似乎只剩下金钱和权力，而非孝悌忠信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淡漠许多。
2000年之后，我一直在北京工作，每年春节回家与村民聊天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问我的话题基本不变：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是什么级别？在北京买房了吗？房子多大？你老公工资高不高……没有一个问题触及土地、山川、河流、农作物、童年、生命本质，全是物质的泡沫，生活的浮云。
问完我的情况，他们就开始谈论村里谁谁的孩子买宝马了，谁谁的孩子在厦门买房了，谁谁的孩子被提拔为处长了。啧啧的赞叹声中，满是羡慕嫉妒恨。他们虽是农民，但已经不关心天气、桑麻和稼穑了，只关心金钱和权力，在人生追求上几乎和城市同步了。
而且我注意到，但凡村人在外面挣了一点钱，都喜欢大张旗鼓地买车盖房，车子一辆比一辆豪气，房子一幢比一幢高大。国人大多喜欢攀比和炫富，如楚霸王项羽所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 ”家乡以前徽派风格明显的黑瓦土楼和雕花飞檐，逐步被愣头愣脑、贴着白瓷砖的砖房代替了，乡村的审美品位在一点点下滑。
家乡这样的老房子越来越少了。（林世钰 摄）
曾经，从我家土楼的屋顶望出去，可以看到原野和远山。春风荡漾，心旷神怡。但是前年回老家，我发现对面的邻居加了楼层，把原野和远山彻底挡住了。四周高楼环伺，我坐在屋顶，如一只局促的井底之蛙。
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种乡村氛围中，欧某无疑是村人眼中典型的失败者。他非富非贵，无钱无权，只想盖一栋普通的房子，让儿子可以顺利结婚，过上和村人无异的正常生活。就连这么卑微的人生愿望，都被恶邻居的霸道和公权力救济渠道的不畅通给粉碎了。
他曾经极尽中国农民固有的耐心和隐忍，五年来一直在寻找公权力部门讨个说法，终无果。他甚至在一张烟盒纸上密密麻麻写下各媒体的联系方式，挨个打电话过去，亦徒然。
一个秋夜，他的铁皮屋为台风所破，铁皮被吹到邻居菜地里，他过去捡拾，却遭邻居羞辱。忍无可忍之下，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转身持刀出门。
布衣之怒，血溅五步。天下未必缟素，但足以震慑人心。
欧某住了五年的铁皮屋为台风所破。（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我比较关注媒体在欧某事件中的缺席。欧某是蜗居偏远农村的一介草民，根本无从洞察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不知道，他视为救星的媒体与他的铁皮屋一样，早被时代的风暴刮得碎片满地，今非昔比。如果时光倒流十几年，当欧某向媒体求助时，也许会有媒体回应，然后派记者前去采访，从而实现局部救济，不致发生今日之悲剧。
十几年前，我采访广西十万大山滥伐水源林和安徽利辛非法拆迁等事件，都是接到举报者的举报电话或举报材料，然后前去采访。文章见报后，均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回头看，那是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墙”一如既往的硬，还至少开了几个孔，允许透点气。那时中国有一批优秀的调查记者，做了许多推动社会变革的报道，足以载入史册。
可是，环顾当下中国，还剩几个眼睛朝下、关心民生疾苦的媒体？还剩几个“ 你看见我的时候，新闻在纸上，你看不见我的时候，新闻在路上”的调查记者？看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这是一个告别的时代。（图片来自网络）
据了解，目前中国调查记者所剩无几。和我同时代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媒体的调查记者要么转行、要么出国、要么退隐江湖、要么在牢里，他们的退场标志着中国媒体黄金时代的结束，也是媒体深度沦为权力附庸和宣传工具的开始。而最近一纸关于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的公告，则彻底宣告了笔杆子被收束到公权力的笔筒里。
本来，被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是司法、立法、行政等救济渠道之外的又一个有效渠道。若给予媒体充分的报道自由，民情民意可以上下流动，使居庙堂之高者知晓处江湖之远者的实际状况，知道自己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是否有偏差，从而予以纠偏，确保整个社会稳行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而且，媒体也可以为民众愤怒的情绪提供一个出口，不会使其像封闭的高压锅一样轰然爆炸，最后不但炸伤自己，也伤及他人。
在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2002年，我毕业第三年，去福建诏安某村采访一起“民心工程”不得民心的事件。举报人是个残疾人，他告诉我，政府想搞政绩工程，把他们从另外一个村庄迁过来。可是几年过去了，新村依然没有通电，夜里只能点蜡烛。很多房子只有三面墙，村民生活很受影响。举报人因为四处举报，村长恼羞成怒，勾结了派出所将举报人拘留了几天。放出来后，举报人曾想过把村长家炸了，偶然间看到我供职的报纸，于是试着写信过来，“看媒体管不管”。
那天刚好是我拿了这封信，我觉得材料详实，可以前去采访。几天后，我独自去诏安采访。白天装作是举报人的亲戚，在村里晃悠，夜里打着手电筒到当事人家中，于荧荧烛光中采访。晚上住在举报人只有三面墙的家中，全身被蚊子咬得大包小包此起彼伏，最后数着星星（而非绵羊）入睡。文章见报后，当地很快着手解决问题，村里通了电，村民未完工的房墙也修好了。
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没有媒体作为解压器，举报人会不会作出类似欧某的举动——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可惜，2013年以降，中国调查记者凋零。自媒体虽然活跃，但终究没有新闻采访权，只能纸上谈兵，而且有时不免偏狭片面、情绪化，未能客观理性呈现新闻事实。一旦文章掀起舆论狂澜，则面临着连巢被端的危险。一些号主被封数月后复出，文字小心翼翼，圆融光滑，已无初时锐气。为之悲哀的同时，也深刻理解他们——毕竟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欧某还在山里，搜寻还在进行中。对于他，我的心情很矛盾。作为一个曾经也是乡村底层人的后代，我深深理解他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痛苦（特别在一个熟人社会里），理解他住在铁皮屋里眺望邻居四层楼房时的愤怒，理解他穷尽所有救济手段而无果的绝望，理解他最后一丝尊严被践踏后的愤然一击。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学过法律，并且在法律类报纸工作了十几年的法治记者，窃以为欧某犯罪之客观原因固然让人同情，量刑时应酌情考虑，但是他手刃五人，造成两死三伤的严重后果，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这点毫无疑问。
但是，这个双重悲剧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因为它完全有可能避免。如果邻居有古人之风，遵循“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古训，如果乡村没有失序，长者说话依然有分量，如果相关政府部门予以重视，如果求告媒体得到回应，那么，也许欧某如今已经盖起了新房，他的儿子也娶上了媳妇，而不必以此血腥悲剧终结自己的一生，也中断他人的一生。毕竟，伤者中有一位是十岁的无辜少年。
欧某不是第一个民间“刀客”，在此之前已经有杨佳、夏俊峰、张扣扣等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社会土壤的土质未改变，依然会结出苦涩之果，开出恶之花。
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文明，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强大，不是看它如何迎合强者，而是看它是否善待弱者。
这起发生在我家乡农村的深重悲剧，让我难受之至。内心压抑数日后，写下以上文字。最后，我只想诚恳地说——
如果你被人欺负了，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我知道这很难，但是，人在愤怒之下所行的事，无不导致玉石俱焚的后果，所以，“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人世很长，且看谁活到最后，笑到最后。
如果你是普通人，请不要欺负身边的老实人。当你把老实人逼急了，他们的愤怒可能石破天惊，最后“石子”难免溅到你的身上。
如果你手握公权力，请不要滥用。当你把穷乏者逼到角落时，他最后的愤然一击可能置你于死地。从来光脚的都不怕穿鞋的。
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保持一颗悲悯的心，做不到爱人如己，但至少可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放别人一条活路，其实是给自己留一条生路。积点德，为自己，也为亲人。
否则，谁能保证你不会是下一个欧某的邻居呢？
——End——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潮平两岸阔：15位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