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律制定的十分荒谬，我们会觉得可怕，比如按照放屁的音量和浓度而定，但只要法律本身有标准，违法的结果也清楚，并且整个司法过程也是公开透明的，它就不可怕。假如放不放都可能被抓，而且被抓的结果也不清楚，有可能判三五年，也有可能死刑，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胆战心惊。
据说宋康王问大臣唐鞅：“我杀的人越多但为什么人们反而不怕我呢？”唐回答：“因为被杀的都是坏人，如果好坏不分抓住就杀，人们就会害怕。”不久后，唐被杀。
东汉年间，陇西发生羌人叛乱，当地长官张纾捉住羌人首领后放了，但不久后他捉住另一羌人首领却杀了，搞得羌人不怎到怎么办？投降还是叛乱，我相信任何羌人都不知道，结果该地区越来越乱。可见，任何事情没有预测性，执政者随心所欲，其结果是最可怕的。
不论是宋康王，还是张纾如此让人琢磨不透，其结果肯定会促发更大的混乱，但宋康王和张纾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让下面的人琢磨不透，才可以延长自己的实际统治。即便法律条文明确，统治者的心思还是不能让人琢磨透为好，唐鞅之死就是因为他将宋康王的心思摸透了。
朱元璋在反腐败问题上决不手软，不论数量惊人，而且包括宰相甚至自己的姑爷，可谓是铁面无私，但贪污依然无法被禁止，而且良民也常常跟着遭殃。其主要原因就是司法躲在暗箱操作，抓人的时候肆无忌惮，审判的过程却关起门，可见在古代法律一直是一笔糊涂账，而在这样的世界中，走人情的能力就会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老子有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塔西佗也有这样的言论：“国家越糟，法律越密。”这和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好像格格不入，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法制应该越健全越好。如果老子和塔西佗生活在如今的时代，不挨板砖拍就十分万幸了。但先秦时期或者准确地说更早，国家治理依靠的确实不是法律，而是礼，礼的精神核心精神也不是具体的条文，因为具体的法律条文反而让人们更容易钻空子。
当郑国的子产将法律条文公布的时候，保守人士十分担心。叔向为此给他写信说：“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周朝的《九刑》都是在国家衰弱的时代产生的。”保守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一旦法律条文公布，就意味着权力的垄断被打破。
既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那么怎么办？老子在《道德经》十九章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过，郭店楚简《老子》则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为弃虑，民复季子。”相比现在的通用本《道德经》，郭店楚简没有呛儒家这么重的火药味，但“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二者一样。简单的翻译一下就是抛弃巧诈和财利，盗贼就会消失。
实际上，就算抛弃巧诈和财利，盗贼也不一定会消失。奥古斯丁曾在《忏悔录》中坦白自己偷邻居家的水果，并不是出于自己的饥饿，更谈不上巧诈和财利，他随后就将偷来的水果投给了猪。他承认自己有严重的“犯罪乐趣”，尤其与人狼狈为奸更具有至上的乐趣。可见盗贼的出现不一定因为不良的动机。既然如此，抛弃巧诈和财利就不能治本。
老子反对的是制定多如牛毛的法律条文，统治者以为如此做可以减少社会不良行为，但有时候这样做反而会让人们更加专研如何避开这些法律条文，但如果有原则就不一样了。就这一点他和儒家的礼算是殊途同归，老子只不过是鼓励人们回归自然，统治者也别随意干涉，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时代算是非常人性了，尽管它不符合人性。人性自然并不一定天真，小孩子诡诈的地方也很多。
秦统一后，法律条文越来越多，明清更是深入到生活的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但同时揣摩圣意也被渐渐视之为最危险的事情。既然明确法律条文，就不应该担心揣测，毕竟法律条文在那里明摆着，大家按照执行就可以，包公之所以铁面无私正是因为如此，但如果你相信这是真实的历史，还不如多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
武侠小说的风靡不仅说明人们法律意识的薄弱，而且还暴露了其潜在的嗜血欲望。但西方侦探小说的侦探只限于自己擅长的领域，而不能自己私自充当法官和刽子手。尽管当今好莱坞也有诸如钢铁侠、蜘蛛侠等称谓，但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的法律意识薄弱。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否认有时候《狙击手》的事情也会在现实中真实发生，当正义得不到声张，男主角只能自己举起狙击枪，看来“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在哪里都有它生长的土壤。
在人们寻求正义的时候，法律属于优先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也不一定是最后的手段。尤其在中国古代，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一部像今天西方成文的法典，大多数县官判断的依据主要是习俗，而像《春秋》和《诗经》伴随着很长一段时间作为法官审判的依据，这在现代人看来几乎不可想象。
如果在现实中一旦吃亏，就举起正义的大旗为自己讨回公道，天下不就大乱吗？因此孔子才讲以德报怨，但对象是君子，你不能要求庶人，君子做事情讲究原则，庶人只能看结果。但当庶人有冤情就很难和幸福攀上关系，在此情况下他将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很多冤情戏最后的裁判是皇帝，以为在乌烟瘴气的地方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在金銮殿就可以讨回公道。殊不知帝王扮演的角色既是严父，又是慈母。而受到父权压制的百姓在皇帝那里得到的决不是公正，只不过是一点安慰，而这也只是出于帝王统治的需要，非母亲真正的安慰。但老百姓就是相信被蟊贼欺负，找山大王可以评理，许多德国人始终相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无所知，事情之所以这样糟糕，完全是被“奸臣”搞坏的。如果现实中真有通情达理的山大王，人们就会感恩戴德，但人们依然不知道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中国古代最典型的对话是“大人栽培”和“小的岂敢”，这实际上暴露了能混的都是“小的们”，至于老百姓最好的方式就是赶紧跑到庙里指望泥菩萨吧！法律条文可能真的是为了糊弄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