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是朝鲜内战。朝鲜内战又称“东学党（Tong-Hak）”起义。“东学党人”是“东朝鲜人”或“朝鲜派”的意思。他们是一群民族主义者，大多分布在南朝鲜，对朝鲜的政治现状极度不满，他们的口号是“朝鲜万岁”，政纲并不鲜明。他们宣称的起义目标是“清君侧”。从1891年开始，朝鲜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几乎蔓延到全国，因此东学党人的起义赢得了朝鲜人民的同情与呼应。
根据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署的协定，中日任何一方在未经对方同意下都不能援助朝鲜政府。但中国选择了出兵援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人，日本借机强行介入朝鲜事务。日军将朝鲜国王、王后、太子、太子妃挟持到其驻朝使馆予以软禁，并逼迫朝鲜国王改变政体，这让中方无法接受。中方认为，中国援助藩属的目的只是促其稳定，但从未干涉他国内政，而日本人的做法“天理不容”。
长期以来，“天朝”都以追求稳定为政治的第一要务，因此在援助藩属国的过程中也极力推行稳定主义。也可以说，“天朝”在国际事务中不以人类的普遍道义为行动原则。如果清廷能充分体会朝鲜人的痛苦，就不会极力帮助朝鲜政府。
2.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1855-1925）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汉纳根指责他的中国同事一贯妨碍改革，他们与朝廷中枢的一些高官结成死党，并仰仗这些同伙的支持，不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节制。汉纳根兼任李鸿章副官，曾帮助李鸿章建设旅顺炮台，参与了甲午战争整个作战过程。1917年中德断交，1918年底，汉纳根被中国政府遣送回国，1921年再度来华，死于天津。
受聘于中国的外国人在晚清变局中的作用、心态值得中国历史学家高度重视。汉纳根上述议论说明，李鸿章在北洋军中并无绝对地位。另，史料表明，李鸿章用淮军亲信丁汝昌指挥北洋海军，目的是加强控制，但北洋军官多是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人，因此丁的命令往往得不到执行，北洋军的操练也非常松弛。中国军队在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直接原因值得深入分析、总结。
3.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中有“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1895年6—10月，台湾军民和日军共打了100多仗，杀死日军4600多人，这其中包括日本能久亲王等人。到了1907年，日本强制奴化台湾，在一次战争中，日军伤亡人数还超过了250人。
将北洋军在甲午战争中击毙日军的数量与台湾军民在此后击毙日军的数量进行对比，后来者能不浩叹？台湾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中灾难深重，其“亚细亚孤儿”心态的形成是必然的。一个政府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和人民，其合法性就丧失殆尽了。这样的政府，即便回光返照，离死亡也不远了。
4.1909年底，达赖喇嘛组织了一次针对朝廷的叛乱，失败后逃离拉萨。清廷颁布了一项法令，历数其罪孽，谴责达赖是一位“忘恩负义、无宗教信仰、放荡不羁、挥霍成癖的人；达赖喇嘛生性残暴，西藏人民极不欢迎他，因此，他不在适合当西藏人民的领袖。”
5.1859年，美国公使华若翰到北京换约，再次遭遇了觐见皇帝时的礼仪之争。皇帝坚持华若翰必须对其行三跪九叩之礼，华若翰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只愿向皇帝行深鞠躬礼。作难的是清廷大臣，有大臣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折中方案：公使和皇帝之间摆一张桌子，当公使走向皇帝陛下时，应尽可能将头低垂向皇帝鞠躬。这时两个大内侍卫立即走上来拉住他，并大声呼喊“免跪”。然后，公使将美国总统的信函放在桌子上，侍卫再将其跪呈皇帝。这样做，虽然双方都在做假，但照顾了双方的文化传统和面子，本该皆大欢喜，但皇帝坚持，除非美国公使肯在觐见时一膝触地，或者手指触地，否则他不会见。到最后，华若翰也没有见到皇帝陛下。
咸丰皇帝坚持外国使臣行跪拜礼，本意并非侮辱洋人；洋人坚持行洋礼，也非不尊重皇帝。中西礼仪不同，本属正常，过度指责清朝皇帝固执也属浅陋。中国人有尊重客人的习惯，但同时有“入乡随俗”之习惯，这两种习惯本来存在矛盾，若在民间，不难化解，但在朝堂，就是个大问题了。中国老百姓自来崇奉实用主义，但当政高层反倒固守意识形态教义，不知变通。在我看来，上述大臣之变通方案，其实是可行的。
6.1859年，接待美国公使华若翰的中方最高阶官员为位高权重的大学士桂良。此时据鸦片战争已经20年，桂良为了表示对美国总统的尊重，有时称其为“伟大的皇帝”，有时称其为“总统”，偶尔称其为“君主”。殊不知，美国总统与“皇帝”、“君主”的职位毫无干系也。语言文字是心理的外化。张维迎说，应该反对语言的腐败。其实，要保持语言的活力，重要的是为其注入新思想，思想是语言的内核。
7.到1869年，越南、尼泊尔还在向清朝进贡，此时越南已经是法国的附属国，尼泊尔已经是英国的附属国。到1876年，缅甸还在向清朝进贡。条约体系要替代朝贡体系需要一个过程，上述三国对清朝的朝贡，客观上使清朝统治者深陷迷梦而不能醒来直面世界潮流。
8.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环游世界，曾访问广州、上海，李鸿章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896年8月，李鸿章访问美国，其重要的行程之一是（8月31日）拜谒格兰特陵墓。他给格兰特送了月桂花圈。在格兰特总统墓前，李鸿章很悲伤地说：“别了，我的兄弟！”场面非常感人。格兰特曾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北方统帅，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李鸿章的经历与其有相似之处，故其悲伤发自至诚。可惜的是，格兰特拯救的是一个自由国家，李鸿章“裱糊”的是一个专制体系。站在格兰特墓前，李鸿章可曾想到这一层？
9.1896年9月2日，李鸿章在美国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美国记者采访。采访录显示，李鸿章虽然对美国的一些事物感到不解，但正如他所说：“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做达官贵人，而要当做大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他的心态是开放的。李鸿章答记者问中，最让我有感触的是下面两段：
有记者问：“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鸿章很快地反应道：“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
李鸿章这段话几乎可以看成洋务运动的纲领。他既欢迎外国投资，又强调国有企业的控制权。
有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
这显然是李鸿章的外交辞令罢了，谁都不认为他真的是在批评“清国的编辑们”。
10.1900年1月27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美国美亚商会新年宴会上发表演讲，对美国商人多有批评。
“希望你们在与我们打交道的时候，学会使用我们熟悉的方式，也懂一点东方的礼貌。请记住，我们清国人与你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两国的礼仪习惯也大不相同。当你们在上海或北京活动时，请记住你们不是在华尔街，不要吓唬和威协我的同胞。很遗憾，我经常看到你们这样做。请记住我的忠告，在东方，一点点礼貌就可以帮你走得更远。
“我们之间要公平公正地打交道。记得林肯总统曾经说过，人可以被欺骗一时，但不可能被欺骗一生。当你们与清国人民打交道时，这也应成为你们的座右铭。
“总之，你们能不能在与大清国的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人民。作为朋友，我有责任尽其所能支持你们，但如果你们不能公正地对待我的同胞，那么，我会很遗憾的看到，我推动双边贸易的努力将付之东流。
“各位先生，我并不是说如果我的政府要采取报复行为，我会感到抱歉并尽我所能去阻止。但是，请记住，大清国有四万万人民，如果你们想要他们购买你们的商品，就必须公平地对待他们。你们必须在拿走的同时也要付出，而不是拿走我们所有的东西，而没有任何的付出。如果你们对于来美国经商的清国人关上大门，那你们也不能指望清国会永远向你们敞开大门。如果你们期望清国人成为你们的顾客，那也不能阻止他们到美国来卖东西。
“如果由于你们的这种排外行为，我的国民联合起来抵制美国货物，我并不会觉得意外。但是，我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希望你们的国会可以颁布法律，公平公正地对待我的同胞。美亚商会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组成的，你们有责任告诉这里的人民我们需要什么？怎样对待我们才算是平等相待？”
11.1901年7月，因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清廷特派18岁的醇亲王载沣赴德谢罪。后来，因为组织皇族内阁、罢斥袁世凯等事，载沣在史书中形象颇为负面。但大量史料显示，真实的载沣不仅主张改革，而且是有一定能力的。很难想象，一个曾遭此奇耻大辱的王爷不会改革。只是到了晚清末年，革命与改革赛跑，出于对革命的恐惧，载沣不可能如光绪般激进改革罢了。说到底，到载沣任摄政王时，清朝已经没救了。
12.1900年底，《纽约时报》发表述评，认为“缺乏民意支持导致维新运动失败”。“改革派的最大弱点是在做出正确判断时缺乏实践经验作为依据。他们试图在朝廷或者人民都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的情况下就立即推翻大清国延续已久的古老秩序，或者在现实政治斗争中非常不善于利用人们对既有体制的反对。要知道隐藏在这种反对的背后，人民的内心都憋着一股劲儿，并且人民的情感会被广泛地唤醒，而只有这种状况真正出现时，才会对改革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是非常有益的。他们既不准备接受人民所能发挥这种作用，又不准备发动人民，以让人民知道他们的奋斗与牺牲，是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因而应该受到人民的支持和尊重。”
到1908年11月，《纽约时报》还发表述评，评论后慈禧时代的中国政局。到这时候，撰稿人汤玛斯.米拉德还认为：“改革运动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大家公认的领袖人物或政党组织，许多人在政治上是属于空想那一类的。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如孙中山等，希望能建立一个共和政体。更加明智的人士，如康有为等人则非常清楚，像中国目前这样的社会架构，要建立健康、民主的共和政体是不可能的。维新派们倾向于通过推举一位新皇帝来建立新的统治王朝，这个新皇帝最好从这些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中遴选出最有才能的那位……如果让我在清国改革家们之间寻找出区别的话，我认为哥老会（即同盟会）的领导人更像是一群煽动家而不像是一群改革家……袁世凯是一位杰出的‘务实型’改革家，在这方面他明显的有别于那些煽动家和半吊子的‘革命党’。他对清国政体施加影响意味着这个政体能够在有序和稳定的状况下发展、进步。袁世凯不会进行草率的试验和欠稳妥的冒进，而只会推进理性和必须的改革。大清国能够消化并吸收这些改革的速度有多快，改革推进的速度就会有多快。”
事实上，这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改革的普遍认识。因此，他们对孙中山的支持略等于无，而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即将变天的时候，他们才突然间意识到形势真的变了。从一般意义上看，西方的上述评论没有错，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当权者根本不接受改革，或推行的改革远远低于民间的预期时会发生什么。谁都希望稳健改革，但稳健改革往往可遇不可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地反对革命是幼稚的，甚至是残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