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苦难中还有欢笑的话，我马上就会想到我的爷爷。
30年前的一个冬日，我爷爷走了。他病了一星期，躺在床上，还没查出什么病，就无声无息的走了，甚至没来得及麻烦十几个子孙们照顾。
家族的叔伯兄弟都说，他去世时83岁，算起来也算寿终天年了。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样的话，我爷爷应该是生于1904年，清王朝大厦将倾前几年。后来查家谱，我发现他们都错了，也许我爷爷自己也没搞清自己究竟生于何年何月。就这样，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一直幸福地生活着。
实际上，他生于1905年。家谱上说，他生于光绪三十一年阴历九月初二日，清廷立宪改革前三年。当然我爷爷可能一辈子没听说过什么立宪改革，也压根儿不知道立宪改革是啥东西。在他眼里，锄头、犁耙之类的农具，和锅、碗、瓢、盆这些吃饭的家伙，远比清政府什么立宪改革要亲切得多。
我爷爷是独生子，他天性乐观，凡事不放在心上，心里没有什么愁烦，虽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兵荒马乱的灾难岁月，他依然能常常面带微笑。他没有洞悉世事的人情练达，也没有余华小说《活着》里的地主少爷富贵历经人世沧桑后的淡然，某种意义上说，他从来都是一个本色演员。只是他扮演的只是他自己，一个健康、朴实、乐观、憨厚，有时又有点狡黠的北方农民。
我爷爷的母亲1939年阴历9月去世，一年后，也就是1940年阴历9月，我奶奶去世，两人相差一年。我奶奶去世时33岁，那时我爷爷35岁，刚过而立之年，就成了鳏夫。他们一起有4个儿子，都是嗷嗷待哺的孩子，能把4个儿子养大，没让一个夭折，在社会动荡，医疗条件极端落后的年代，这是一件分外艰难的事情。这首先要感谢我爷爷，要知道，即使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一个小小的脑膜炎还可以轻易夺去人的生命，我一个堂弟就是这样去世的，何况缺医少药的旧社会。当然，还要感谢我爷爷一家拥有的十几亩地，和那几头牲口，包括其中的一头骡子，没有它们帮忙干活，日子的艰辛无法想象。
动荡年代，靠实力说话，有枪杆子就有话语权，因此军人往往容易得势。为了混口饭吃，男人常常选择去当兵。我爷爷的大儿子（我的大伯父）似乎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去当了兵。去了什么军队，没人知道，因为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回来时，已经没有了气息，据说他是被吓死的。当时军队枪毙一个人，让他在一边陪着，他经受不了刺激。他的妻子改了嫁，从此再没了消息。
这个说法非常可疑，人受到惊吓，多半会精神失常，失魂落魄，吓死的实在少之又少。也许我大伯父是死于部队内部的暴力伤害，他生于1923年，因此他当兵的时间应该是1941年之后，那时中原地带除了新四军，就是国民党军队。新四军内部虐待新兵的应该极少，而国民党军队却是屡见不鲜。台湾著名作家王鼎钧的自传体四部曲，曾经记述了他在陕西参加国民党宪兵队时老兵虐待新兵的切身经历，至今读来仍令人不寒而栗。
小时候，我曾陪我父亲给我大伯父烧纸，我大伯父的坟头在村北的庄稼地里，和我们家祖坟不在一处。我问我父亲，这个人是谁。我父亲说，是我大伯父。那时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我爷爷和我父亲很少提及的大伯父，他因为刚刚成家就去世了，按照农村的规矩，似乎不能进祖坟，只好在外面找个地方埋掉了。他的妻子只好远嫁他乡，从此没了消息。
我的二伯父高大强壮，年轻时参加过八路军（我父亲说是八路军，我觉得应该是新四军，因为在我们当地活动的只有新四军），年轻时因为牵涉一起枪杀案，曾被抓进监狱，蹲过几个月大牢。建国后做了生产队长，养育了6个儿子，2个女儿。为了养活一家，他干活格外卖力，但不幸积劳成疾，得了黄疸肝炎，1975年就去世了。他去世时，应该不到46岁。我只记得他常常身披一个黑棉袄，脸色蜡黄，坐在生产队的马房前晒太阳，大概那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
我爷爷的生活似乎没受到两个儿子去世的影响，他的身体一向硬朗，从我记事起，就没见他生过病，我听说过的只是有一次。有一天，他得了“雀瞽眼”，也就是夜盲症，晚上出门，看不清路，摸进了别人家的院子，差点失脚掉进人家的粪坑。
也许从小失去母爱，我父亲格外珍惜家庭，对我爷爷非常孝顺。上小学时，因为担心我爷爷一个人睡觉太冷，我父亲让我和我爷爷睡在一起。那年冬天，他给我讲了他的很多故事。他年轻时也曾走南闯北，一个人推着独轮车（淮海战役农民推的那种），上面装着木柴，从家里推到近40多公里外的商丘县城去卖，那时没有柏油马路，都是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
他也曾和闯进来的贼英勇搏斗过。我爷爷家的房子北墙紧挨村子的寨墙，那时的寨墙应该不难逾越，否则也不会招贼进来。他说，那年（我猜应该是上世纪40年代前后），有个贼闯进了他的家，他捡起一根棍子，拦住了贼的去路，在院子里和贼打斗起来。一边打，一边兴奋地喊着：看你这个王八羔子往哪里跑？最后贼落荒而逃。事后，我爷爷的堂兄弟听说这事，问他为什么不喊别人过来帮忙，我爷爷说，当时没想起来。
上世纪50年代末，我老爷（我爷爷的父亲）去世，三个儿子陆续成了家，我爷爷与儿子们分了家，他开始一个人生活，自己挣工分，自己生火做饭。在生产队，我爷爷一直是个壮劳力，是扶犁耙地的好手。70年代末，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依然每天出工干活。后来，实行包产到户，他分到了2亩多地，他还是自己耕种。就在去世前两年，他还自己套上牛车，手扶犁耙，帮我一个堂嫂子耕地，那时他已经年近八十。贫瘠的生活，长年的辛苦劳作，和极其简单的饮食，似乎并没有伤害到他的身体。即使在58年之后的大饥荒时期，生产队的大食堂只提供胡萝卜充饥，他的身体也顽强地挺了过来。当他的同代人，甚至比他小的同辈纷纷倒下时，他仍然健康地活着，开心地和人说笑。
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已是四世同堂，他乐于看到自己大家庭的繁盛。身边十几个孙子，他似乎对谁都没有表现出过分的亲密。我不记得他打过谁，当然也不记得他把谁带在身边，似乎他永远是一个逍遥派，不知道如何管教孩子，也不知道家庭秩序为何物。他的孙媳是一个农村悍妇，经常当众辱骂自己的公婆，在家里大吵大闹，他看在眼里，却不置一词，从不做任何干涉。
在我的印象里，他身材结实，走路轻快，总是生机勃勃。他穿着土布棉袍，腰束布带，背着双手走在村里，愉快地与人说笑，脸上带着开心和一丝狡黠。即使八十多岁时，他依然腰不弯，背不驼，也从没有用过拐杖。
我上高中时，有一天见到我爷爷，他很兴奋地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活得也值过了！我很纳闷，说什么值过了？他说，我什么好东西都吃过了。我问他，你吃过什么好东西了？他说，连罐头和饼干这样的好东西我都吃过了！
原来我爷爷还有一片宅基地，上面长着几棵大树，我一个堂哥想买下他的宅基地，自然也看上了那几棵值钱的大树，又担心我爷爷不愿卖给他，就给我爷爷买了一盒罐头、一包饼干，总共不超过10块钱，说是要孝敬他。
要感谢我的堂哥，虽然他耍了小聪明，可是终于让我可怜的爷爷第一次品尝了他心中的天下美味——罐头！那时候，我爷爷一定觉得格外幸福。虽然人人都说山珍海味，在我爷爷的眼里，那一定是比山珍海味、人参燕窝还好的美味。
在农村，丧事算是红白喜事之一，人们对生老病死早已习以为常，生亦何欢，死亦何悲。也许，从呱呱坠地，到平静离开，一个轮回又要重新开始。我爷爷在八十多岁的高龄平静离开，对他而言是一种解脱。葬礼那天，我扶着我的父亲，他痛哭失声，不能自已，哭得格外伤心，也许他又想起了自己孤苦伶仃的童年。
我们家有片杏树林，那是我老爷、我爷爷当年一起种下的，我爷爷给自己三个儿子每家分了10棵杏树，我们叫它杏行。每年夏天，我都会在杏行里度过几个月的幸福时光，从春天杏花烂漫，到夏天风吹麦浪。如今，杏树早已枯死，不知去处，杏行的土地也被征用，用来修建京九铁路。很多年后，我做梦，常常会梦到那片杏树林。想起杏树林，我就想起了我爷爷，他穿着土布棉袍，腰束布带，背着双手，愉快地与人说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