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常常问企业家一个问题：你做企业到底是为了啥？很多人的回答也直率：还能为啥？穷怕了，就想发财啊。在新的创业者中，这个回答被改写成：为了财务自由啊。
我继续问：发财、实现财务自由又为了啥？这一回，众皆哑然，大多数人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终极问题。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没想过自己为什么要赚钱的问题，简直就是白活了。
中国人常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到头来什么都带不走。但孔子又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又都是现世主义者。日本人则不同，他们有独特的“死生观”。他们认为，只有时时直面死，才能想清楚活着的意义。
财富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宗教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比如，基督教世界普遍认为，人们辛勤地劳作、追逐财富，目的只是为了求一个做上帝选民的资格。
大多数宗教和文化都认为，单纯追逐财富并不能为人带来幸福感。人必须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存在，并实现自我，因此，只有利他才是产生幸福感的源泉。
当代中国道德浇漓的根源，在于利他心的消泯。道德是社会的润滑剂，失德的社会是无法合作的社会，注定是难以长存的。
导致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其追究原因，不如追问如何才能走出自利的泥淖。
其实，儒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能力越强的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越大。当然，这不是说普通人没有改造社会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虽然包含面甚广，但其最高责任在于使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道理很简单，任何企业家的成功都离不开社会系统的支撑，企业家利用的社会资源远多于普通人，自然应该为社会的进化贡献更多心力。
何为更美好的社会？当然是更自由、更公正、更和谐的社会。自由、公正、和谐就是最高的道德。
最近有两位企业家在首届全球XIN公益大会上的发言让我颇为感触：
扎克伯格希望在本世纪末之前帮助人类治愈所有疾病。“我们治疗疾病真正要做好，需要八十年时间。我们在这期间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到本世纪末我们应该可以治愈所有的疾病和预防所有的疾病。但是我们奉献，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做什么，而是（我们）作为一个社区，（要考虑）大家一起可以做什么。”
马云则表示，公益的心态，加上商业的手法，是做成事情的最有效方法。而“公益的职责就是唤醒每个人心中的善良”。他说自己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想下辈子要做什么事情，而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以我今天的收入和财富，如果再要去追求钱，那跟猪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今天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把钱用在哪里，把时间用在哪里更重要”。“如果世界不够好，你过得再好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决定阿里巴巴把每年千分之三的营业额作为公益基金来投入整个城市、国家和世界的环境保护。”
扎克伯格和马云的财富观值得我们高度赞赏，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身上最高的社会责任。
港台新儒家唐君毅先生曾著有《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说实话，该书让我数度无法终卷。因为，道德自我之建立，社会道德水准之提高，根本上就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践行问题。践行，当然只能从自己做起。
儒家有所谓“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的梦想，这梦想注定是一场幻想。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共和国国民，与其眼光向上，何如眼光向下？与其眼光向外，何如反求诸己？
我们原本都可以不是猪。（本文刊发于《中国企业家》杂志）
